公元13 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草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蒙古铁骑，经过残酷的征伐战争，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大一统。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蒙古与东邻高丽冲突、战争不断，最终与其建立了藩属关系。高丽亦曾称臣于辽、金，但辽、金并不干涉高丽内部事务。
而蒙古于高丽投降以后，就在地方各京、府、县派驻达鲁花赤( 镇守者) ，对其进行监临统治。不仅如此，在双
方结束战争状态后，蒙元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高丽事务的控制与干涉。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双方的军事斗争，而专门从政治控制与干涉层面考察两国关系者相对有限。张东翼教授分析了元对高丽内政实施干涉的代表事例、类型、特点及高丽政府的相应对策〔1〕。李梅花教授综合分析了元朝对高丽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军事高压等〔2〕。朴延华教授以蒙元派往高丽的达鲁花赤、札鲁忽赤( 断事官) 为中心，分析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与干涉情形〔3〕。笔者以政治干涉视角为中心，对两国关系作进一步研究，以期深化与完善对此问题的认识。

一、元丽藩属关系的确立
蒙古与高丽最早接触是在太祖六年( 1211 年)五月。时金朝遣完颜惟孚前往高丽贺生辰，高丽熙宗遣将军金良器回谢，“良器至通州，遇蒙古兵，中矢而死，下节九人亦遇害”〔4〕( 卷二一《熙宗世家七》) 。这样，蒙古以不友好的态度开始了与高丽的接触。

双方订盟以后，蒙古以各种名目频繁向高丽派遣使者，索取高额贡物。如1221 年8 月，蒙古使者著古与等人到达高丽，“传蒙古皇太弟钧旨”，“索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二千匹，绵子一万斤，龙团墨一千只，笔二百管，纸十万张，紫草五斤，荭花、蓝笋、朱红各五十斤，雌黄、光漆、桐油各十斤”。不仅如此，“又出元帅扎剌及蒲黑带书各一通，皆征求獭皮、绵绸、绵子等物”〔4〕( 卷二二《高宗世家一》) 。在蒙古的威势下，高丽对其要求不得不尽量予以满足。

残酷持久的战争，使高丽朝廷从最初就对蒙古疑惧甚深。1232 年( 高丽高宗十九年) 12 月，高丽在答东真国的信中便称，蒙古“猜忍莫甚，虽和之，不足以信之”。高丽与其结好，“非必出于本意”，而己卯岁( 1219 年) “于江东城势有不得已，因有和好之约”〔4〕( 卷二三《高宗世家二》) 。可见，高丽从开始与蒙古的结好便是在蒙古军队强大威势下的不得已之举。而频繁无度的索取，更使高丽时常流露出对蒙古的不满和无奈。直到1254 年( 高宗四十一年) 12 月，高丽政府在祭祀山川神祇祝文中还称: “越辛卯岁以来，不幸为蒙人所寇，国家祸乱，不可殚言。嗟呼!竭我琛赆，岁常两度，恪修贡赋，而惩责尤加。”〔4〕( 卷二四《高宗世家三》)

窝阔台继承大蒙古国汗位后，政局逐渐稳定，遂决定着力解决高丽问题。太宗三年( 1231 年) 八月，蒙古命撒礼塔领兵征伐高丽，双方媾和后，蒙古于当地“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之，遂班师”。但次年( 1232 年) 六月，高丽便“尽杀朝廷所置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诸州县民窜海岛”〔6〕( 卷二〇八《外夷一·高丽》) 。自此开始，蒙古对高丽重新展开了长期的征服战争。

尽管高丽王室希望与蒙古发展和平关系，但却仍然时时受到本国武臣的掣肘。1269 年6 月，高丽武臣林衍发动政变，废高丽元宗，拥立安庆公淐为王。在蒙古压力下，十一月，元宗复位。1270 年5月，高丽御史中丞洪文系、直门下省事宋松礼诛杀林衍之子林惟茂，“流其党司空李应烈、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罢书房三番及造成色”，十月，“复都旧京”〔4〕( 卷二六《元宗世家二》) 。执政的武臣林惟茂及其党羽被诛杀、流放以后，政权重新回到国王和文臣手中，高丽从此完全放弃了对蒙抗争。

二、蒙元对高丽事务的控制与干涉
对于高丽等被征服国家，太祖成吉思汗订立制度，凡是“内属之国”，必须履行“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等项义务〔6〕( 卷二〇八《外夷一·高丽》) 。中统三年( 1262 年) 12 月，忽必烈在给高丽的诏书
中再次强调，凡“新附之国”，必须履行“纳质而籍民，编置邮而出师旅，转输粮饷补助军储”等祖宗之法，而高丽“除已尝纳质外，余悉未行”，并告诫元宗，对此“必当熟议”〔4〕( 卷二五《元宗世家一》) 。从此，蒙元朝廷对高丽各方面事务展开了更加广泛的干涉与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置达鲁花赤与军队。
蒙元朝廷多次在高丽境内设置达鲁花赤，并驻扎军队。太宗三年( 1231 年) 8 月，蒙古命撒礼塔征伐高丽，双方媾和后，蒙古即“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之，遂班师”。但蒙古希望通过达鲁花赤对高丽实行监临
统治的理想很快遭到失败。翌年( 1232 年) 六月，蒙古军队撤出不久，高丽便“尽杀朝廷所置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诸州县民窜海岛”〔6〕( 卷二〇八《外夷一·高丽》) 。

但此次达鲁花赤同样未在高丽维持长久，忽必烈不久即主动放弃元在高丽设置达鲁花赤的举措。1278 年七月，忠烈王在元期间，向忽必烈奏请派亲信的蒙古人任达鲁花赤，忽必烈则不以为然，他说:“何必达鲁花赤，汝自好为之。”〔4〕( 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当年九月，在高丽任职七年的达鲁花赤张国纲还元，谒王于道。张国纲说: “今达鲁花赤、元帅及官军皆还，一国之福也。”〔4〕( 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至此，除耽罗
外，高丽各地的达鲁花赤及军队很快便悉数撤出。

当然，这种任官方式也有例外。在实际运作中，部分行省官吏则直接经由元廷任命。其一，高丽士子在元参加科举考试，被元授予征东行省“宰属”等显职。对此，元人陈旅指出: “高丽在我朝如古封建国，得自官人，其秀民皆用所设科仕于其国。皇庆间，诏大比天下士，自是始有试礼闱者，然多缀末第，或授东省宰属，或官所近州郡，既归，即为其国显官。”〔7〕( 《稼亭杂录·送李中父使征东行省序》) 其二，结交在元廷的高丽贡女与宦官，经其举荐，而得朝廷任命。1356年十月，高丽恭愍王王颛上书元顺帝: “切惟世皇征东，令国王为丞相，行省官吏，委国王保举，不入常调，非他行省比。其后续立都镇抚司、理问所、儒学提举司、医学提举司。比来省官皆托妇寺，滥受朝命，擅作威福。小邦有监察司、典法司，掌刑听讼，纠正非理，而省官听人妄诉，拘取诸司所断文券，以是为非，莫敢谁何，人疾之如狼虎。况今省官有与逆贼谋者，愿自今其左右司官，令臣保举，勿蹈前弊。”〔4〕( 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二》) 可见，经由在元廷的高丽女子与宦官举荐而被元任命，这种现象在恭愍王初年曾经相对普遍。其三，行省各机构中的译史等一些有特殊要求的胥吏似乎也并不经由高丽国王，而由元朝直接选任，并且其中不乏元朝人。如南阳人白景亮( 字明甫) ，“自征东行省译曹掾起家”〔8〕( 卷三八《徐刻八编·书白衢州》) 。按照当时译史的一般来源，当即由元朝直接选派①。

第三，加强对王族的控制。蒙元朝廷还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高丽王族的直接控制。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国王亲朝。蒙古很早就提出高丽国王亲朝的要求。对此， 1232 年11 月，高丽高宗在给蒙古皇帝所上陈情表中以“藩位难虚于一日”为由加以推托〔4〕( 卷二三《高宗世家二》) 。对于蒙古方面的要求与此后多次督促，高宗百般周旋，表示不能亲朝。直到元宗即位之初，才最终满足蒙古的这一要求。1264 年5月，世祖忽必烈遣使高丽征元宗入朝，诏书称: “朝觐，诸侯之大典也。朕缵承丕绪，于今五年。第以兵兴，有所不暇。近西北诸王率众款附，拟今岁朝王公群牧于上都，卿宜乘驲而来，庸修世见之礼，尚无濡滞。”蒙古的要求得到了高丽元宗的积极响应。八月，元宗出发前往蒙古〔4〕( 卷二六《元宗世家二》) 。迟迟未能实现的高丽国王入朝终于成为现实，两国藩属关系也因此更为稳固。

世子入质。“纳质”是太祖成吉思汗以来对高丽等“内属之国”要求的六项义务之一。1241 年4月，经过集议，高宗决定“以族子永宁公綧称为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蒙古为秃鲁花”，即入为“质子”〔4〕( 卷二三《高宗世子二》) 。这是高丽王族子弟第一次入质蒙古。但高丽世子入质蒙古的实现，则相对较晚。面对蒙兵的侵逼，1
259 年，高宗终于表示臣服，同意派世子入朝蒙古。自此开始，高丽世子在即位之前，往往入质元廷，甚至长期居住中国。而世子入质的实施，在促进双方关系改善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元廷对高丽相关事务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