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题的关键点，就在于“礼”的认识，在我看来，“礼”，就是法制。
《说文解字》上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清代段玉裁进一步解释道：“履，足所依也，引申凡所依者皆曰履”。
这一段文言，用现代汉语简单概括就是：礼，就是规则，就是秩序，是约束人们言行举止的规范，这不正是法制社会的法吗？
从说文上还可以看出，礼的由来，是源自祭祀，中国的先人们，从祭祀之中，总结出一些行为规范，然后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成了后来的“礼制”。
礼制社会最为发达的时代，就是周朝，孔子最为欣赏和崇拜的，就是周礼，他毕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恢复周礼，扭转“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统观周礼，无不是在时刻提醒人们彼此尊重，自觉维护好一个社会的秩序，每个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去行僭越之事，不去越俎代庖，就是对于社会最大的贡献，这样的人，周礼认为就是君子，就是有教养的人，和我们今天强调尊敬守法何等相似！和我们今天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作为公民素质的重要因素，又何其相似！
周礼的思想，在秦汉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领会，而周朝也从此成为绝响，后代帝王无不以达到周朝的政治高度为追求，周朝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榜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无一朝一代能够达到，更遑论超越，直到今天，当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西方法制社会本质，才重新发现周礼的深意，不能不令人唏嘘感慨。

与此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性本质的问题，在后儒看来，就是对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争执，由于后辈学人看不到孔子明确说过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样的言论，于是都认为，孔子对于人性本质的问题，其实是在回避，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疑惑，来自于孔子的弟子，《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这是最早认为孔子对人性问题避而不谈，但是，同样是在这一章，却有这样的记载，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这两段，看起来好像没有讨论人性，但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孔子所持的观点是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会是怎样一个结果，
如果孔子认为人性本善，那么他为何会说杀猪予是“朽木不可雕也“，同样，如果说，孔子认为人性本善，为何又说“吾未见刚者”？这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吗？
再说，孔子曾明确说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如果说孔子认为人性本恶，那么孔子为何要说“人之生也直“？
就是今天的很多读者，读到这里，也糊涂了，那么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呢？
其实孔子说得很明白，人性根本就不分什么善恶，只是一个字来形容“直“，人性天生以来，即非善，也非恶，而是直，这直是什么意思呢？
直就是简单，直白，有什么说什么，毫无机心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天真。

真正符合法治精神的选举制度，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无论选举出议员还是总统，都是将权力交给少数人，这是跟法治相违背的，但是，法治社会重要的不是谁来当议员或总统，而是这些选举出来的人，是否接受法的约束，是否运用手中的权力来维护法治，这才是法治社会和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这也就是说，选举制度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事情，重要的是对于权力的分散和制衡。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选举不过是一种秀，不过是平淡的政治生活中唯一的波澜，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连人治社会中某个官员外逃都比不上。
用中国传统语言说，法治，就是无为而治，人无为，故法可为，
五四以来，对于礼制的批判，都是将礼制称之为“吃人的礼教”，反对“克己复礼”这样的道德说教，对于这些批判者来说，礼就意味着“束缚”，意味着是和他们所追求的自由相对立，因此，才要打破这导致中国落后的礼教，反儒最根本的动因，也就是为了反对礼教。
我们用今天的视野，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言论，却会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朱熹的理学，对于礼制的反动，才是招致批判的根由。
首先，就是辨别清楚，朱熹的理学所倡导的礼，跟周礼是不是一回事？如果是，那么五四学人的批判就很有道理，可如果不是，那么五四前辈很可能就批错了对象。
周礼的原貌今日已经很难见到，记载在《四书五经》中的周礼，已经被朱熹篡改得面目全非，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字里行间，去窥探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礼的一些认识，只不过，我们必须要分清楚，到底哪些是朱熹后来提出的，哪些是原来的。
孔子将礼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朱熹对此的解释，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后来更是加入“夫为妻纲”，构成了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更有人引经据典地解读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三纲五常，是理学忠孝思想的根基，是理学最为重要和核心的价值观，也是后辈儒生对于儒家思想的整体认识，
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真的是这样的含义吗？

从语法上讲，第一个君，是名词，第二个君是动词，君君，就是君主干君主的事情，整句话概而言之，就是各守本分的意思，用口语来说，就是你当君主的，要有个君主的模样，你当臣子的，也得有个臣子的模样，当父亲的得有父亲的样子，当儿子的也得有个儿子样子。
对于这个关系，孔子还说“父慈子孝”，二者是并提，没有哪个更重要，至于如何行孝，论语中有段对话很有意思，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用今天的话来说，礼不在多，在于心意，而且孔子极力反对铺张浪费，繁文缛节，统观其他的关于孝的言论，孔子的思想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要“用心”，也就是说，孔子对于礼法的解读，都在于讲究一个诚字，不诚则不成礼，
至于为何孔子将孝看作是德行的重要指标，论语中有段话说得很明白，
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孝子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对于礼的精神本质，孔子是这样理解的，
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就是说，礼并不是受制于先王之法，具体如何规定应当因地制宜，适当即可，只要体现出“和”的精神本质，就是礼，但是这个和不是无原则的和，不是毫无原则的退让，该强制的还是得强制。
而和的本意，《说文》上说：“相譍也”，引申到人际关系，就是相互妥协的含义，而这一点，正是法治精神的精髓所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就是说，只要统治阶级自己遵纪守法，不做戕害法治之事，这个社会自然就大治了，可见孔子认识到，对于法治的破坏，一定是来自于上层，而绝不是来自下层。
孔子是反对刑罚的，在他看来，刑罚只是一种暴力压迫，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手段，对于社会矛盾的调和，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下乘方法，论语是这样记载的，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今天的话来说，如果一个民工在大街上吐痰，用城管罚款的方式来处罚，即便是城管出于人道免去了处罚，他也不会自觉纠正自己的行为，相反，如果城管敢罚他的款，他给城管跪下，城管还要饱受其他民众的批评，因此，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进行公德教育，由普通老百姓来批评，群众的指责和鄙视，自然就会让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也进而会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也就是说，行政强制手段，在很多时候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惟有道德舆论的力量才能真正推动文明的进步。
文革那会，刑事案件非常少，原因并非某些人说的那样，是有些组织刻意掩盖的结果，因为那会，谁要是被抓进监狱，是一件很令人羞愧的事情，即便是出了监狱，也感到处处抬不起头来，因此，重复犯罪的可能性就相当的低。
可后来，进过监狱的人，反而变得特别嚣张，好似一件倍有面子的事情，这犯罪率自然就高居不下了。
对于吸毒也是如此，如果人人都将吸毒看做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那么还有谁会去吸毒？那么又有谁愿意去贩毒？正是不正常的社会将吸毒看做是一种时尚，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好似不吸毒都跟不上时代一般，这毒又怎么禁得干净？
用现代社会学的观点来解读孔子的礼，就是人最在乎身边人的态度，这样的监管力度是最大的，也是最为有效的社会管理手段，事实上，宗法制度或者说家庭，对于中国礼法社会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差不多是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础，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始终能够以一个极小的政府就能够有效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家的根本原因。

精彩啊好帖

现在的中国 就是满清鞑子狗五十五个蛮夷狗的天下 哪还是那个 盛昌华夏 礼仪之邦

支持！好帖
——哇！你很厉害啊！教我几招好不好。
　　　

问题是，法治是现代公民国家才有的概念，但是周朝时臣民甚至有奴隶，所以不能算一回事，礼和法不完全是一回事，而礼制和法治又有区别

你在全面否定公元2100年前的 乌尔纳木法典？和公元1800年前的 汉谟拉比法典？

地图不对，周朝时俄罗斯都不存在，
当时他们大概还只是欧洲的一个部落

法治之所以是法治而不是法制，还有另一条腿支撑，那就是权力封装，任何机构的权力都要受制约，权力范围内错了也是对的，权力范围外对了也是错的，这就是程序正义。不受封装的权力是无礼且无理的。

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