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爱情、婚姻实际上是可以在一生的长度内任何时间点展开的事情，而我们这个文化和社会结构却把它过于集中在了比如二十几岁，一般来讲女生过了25岁就开始焦虑，过了30岁那就焦虑得没法啦，并被冠以“剩女”这样的说法，增加无形的社会压力。
宋素凤：首先我是非常反感“剩女”这个词，它使得我一些可爱的、优秀的、非常有魅力的女学生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里就有了过多不必要的恐惧和焦虑。而且，我觉得这个词反映出贬义女性、惩罚女人这样的一个文化中的负面因子。很多人并不自觉，我们文化中许多方面在压抑着女性

女儿如此美？怎叫人不爱？

玫瑰花的葬礼，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理性！真正从心灵上解放她和他！

第二点，回到性别层面，男性把女性当成某种类似财产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女性不自觉，或者社会环境使然，也在自我物化。女性变成被娇养的一个宠物也好，或被拥有的一个花瓶也好，即使是养尊处优、即使是被悉心呵护，这也都是一种物化。假如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是追求一种物化的情况，而是追求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也许，做一个被娇养的宠物，在物质上很享受，在身体上并没有承受什么奴役的状态，但在精神上，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具有独立完整人格的状态。很可惜的是，社会上很多人并不察觉这一点。

男女应是平等的，表里如一的平等，夫妻也是如此，不是谁管谁，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爱的维系。（既然执子之手，便是与子偕老！）

且看西方，性放纵不等于先进文化

偷食禁果的后果，作为人的约束力在哪里？责任与担当在哪里？

我们不可否认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某些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性解放运动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也使得人们再次反思传统和禁忌的价值。
据统计，1960年之后的三十年，社会文化有如此改变：暴力罪案增加了560%；私生子多了不止400%；离婚率增加4倍；生活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比率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杀率增加超过2倍。1962年度离婚家庭约41万，1970年升到70. 8万，1978年达1l3万。美国社会为性解放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实际上，60年代的那场性解放运动，只是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乌托邦运动中的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性放纵风潮其实并不新鲜。美国社会学泰斗索罗金这样概括：在巴比伦、波斯、马其顿、蒙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后期，以及埃及古王朝、中王朝和托勒密王时代。历史反复上演：一旦整个社会放松对性的约束，则在三代之内，文化便会没落下去。
6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附近由一群嬉皮士创办了“群居公社”，群居男女随便发生关系，生了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们就由一个委员会来抚养。此后，全美各地陆续建立的“公社”和“群居村”多达三千个左右。但这种公社很快穷途末路，纷纷解散。
这些“解放”运动失败的原因很简单：性并不是握手、做运动那么简单，高潮并不是性的惟一意义，我们无法对那些关于性的复杂而深刻的人类情绪装聋作哑。这几乎是由人的本质天然决定的。
人类历史上的主流文明对性的规范与禁忌也不都是故作正派的假道学、强行压抑、或双重的标准。道德习俗之所以得以积累和流传，就在于遵守道德律令，反而能带来真正长久、快乐的性满足，减少试验性的痛苦。

文明之殇，在不自省！苟有陋习，当自省之！

或许有人说，社群的衰落不是我所关心的事，个人权利至上，我有放纵的权利。很多人认为，只要符合“自愿、成人、隐蔽”三原则，只要不伤害他人，任何性行为不单在道德上都没问题，更是人权，任何程度的干涉（包括道德判断）都是侵犯人权。因此，现代社会就不能谴责换妻行为。
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也认为，法律应该独立于道德和价值判断，道德完全是私人领域的事情，现代自由社会必然选择道德相对主义。
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政治哲学家们已经有了很充分的讨论，这种粗线条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典型庸俗自由主义观念。
当代政治哲学界，以桑德尔、查尔斯·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兴起，就很集中地批判了这些观念。他们和众多学者们都看到，一个奉行道德相对主义的社会，如果在法律和公权力中完全排除了道德和价值判断，会导致自由的枯竭。社会中的小共同体的一些共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对于保持自由社会的活力与方向，至关重要。

没有人否认自由是人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人生的价值是多元的，若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就会导致其他价值的忽略，把自由视作唯一价值也有同样后果。如家庭、爱的关系和尊重他人生命的要求，都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有权利做某事并不代表做某事就一定是对的，批判一个人的行为也不等于剥夺这个人的政治自由。即使社会赋予我们权利做一件事，这件事仍是不道德的（如潜规则、婚外情）、不值得鼓励甚至需要批判的（如懒惰、浪费、好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