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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如此凋敝，自然会出现所谓“穷则思变”
【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
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农村中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准确的。
【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
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农村中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准确的。
然而当时农村的凋敝根源并不是土地“剥削”，而是生产水平，仅仅依靠“分田”怎么可能解决？
【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
【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
“土地革命”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也是除蒋军“堡垒政策”外继续进攻农村越来越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1年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前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严厉批评了红四军“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的错误，责令公开作出赔偿。当计划进攻和赤区有强烈对立倾向的七坊时，更明确要求：“到七坊后要开和平会，立和平公约，第一条要两方不再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告诫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豪绅地主的谷子衣服猪牛用具，原则上要完全发给当地贫苦群众，这是发动群众的斗争的必要策略。游击队和参战的红色群众决不可取得太多，因为倘若游击队取得太多了，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起来对当地豪绅地主阶级进攻，并且有引起当地群众的地方界限姓氏感情继续受豪绅地主欺骗，对抗红色群众的危险。”同时，各苏区都作出决议，要求严控赤白对立的发生，主要包括：“整理游击队……严格执行纪律，反对乱烧、乱杀、乱抢”；“用各种宣传鼓动方式，说服赤区群众”；“以阶级的口号揭破统治阶级的欺骗与挑拨”；“向白区群众承认过去的错误”；“发动白区群众的阶级斗争”；“召集赤白区群众的联欢大会，订出和平条约”。
1931年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前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严厉批评了红四军“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的错误，责令公开作出赔偿。当计划进攻和赤区有强烈对立倾向的七坊时，更明确要求：“到七坊后要开和平会，立和平公约，第一条要两方不再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告诫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豪绅地主的谷子衣服猪牛用具，原则上要完全发给当地贫苦群众，这是发动群众的斗争的必要策略。游击队和参战的红色群众决不可取得太多，因为倘若游击队取得太多了，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起来对当地豪绅地主阶级进攻，并且有引起当地群众的地方界限姓氏感情继续受豪绅地主欺骗，对抗红色群众的危险。”同时，各苏区都作出决议，要求严控赤白对立的发生，主要包括：“整理游击队……严格执行纪律，反对乱烧、乱杀、乱抢”；“用各种宣传鼓动方式，说服赤区群众”；“以阶级的口号揭破统治阶级的欺骗与挑拨”；“向白区群众承认过去的错误”；“发动白区群众的阶级斗争”；“召集赤白区群众的联欢大会，订出和平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