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贝思纳尔格林地区是东伦敦孟加拉裔社群的心脏地带。许多英国白人将其中的居住者视作新的贝思纳尔格林的穷人，认为他们在文化上和种族上和自己显著不同。然而，只有那些处在政治外围的人才会把英国白人和他们的孟加拉裔邻居之间的差别和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相提并论。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绅士、工厂主和农民、机械工的区别和白人居民和孟加拉裔居民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要大得多。不管他们会如何看待对方之间的差别，现在，一个16岁的居住在贝思纳尔格林的孟加拉裔和一个16岁的白人很可能穿相同的衣服、听相同的音乐、粉相同的足球俱乐部。购物中心、体育场和互联网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事物比以往时代创造了更为共同的社会经历和文化实践。
一个类似的历史健忘症在困扰移民相关的讨论。许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者认为，今日来到欧洲的移民和以往的移民不同。记者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在其著作《反思欧洲革命》中写到，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来到欧洲国家的移民几乎完全来自欧洲大陆自身，因此同化起来非常容易。考德威尔写到：“使用移民来描述欧洲内部的人员流动，只比将到加利福尼亚的纽约人描述为移民更有意义一点。”考德威尔认为，战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移民和战后来自欧洲外部的移民并不相同，因为“从临近国家到来的移民并不会激发那些最令人烦恼的移民问题，比如‘他们适应的如何？’‘同化是他们想要的吗？’以及最为重要的‘他们真正效忠于谁？’”
然而在战前的岁月中，欧洲移民还是遇上了这些问题。正如学者马克思·西尔弗曼写到的那样，认为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比其他欧洲国家同化移民更为快速的观念是“怀旧上的错觉”。对于英国来说情况也基本如此。1903年，向皇家外国移民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表达了担忧，他们觉得到英国的新来者会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生活。同时，也存在像新闻编辑J. L. 西尔弗表述的那种担心：“操劳过度的病态堕落的欧洲的果实”会“嫁接到英国的树干中”。这个国家的第一部移民法律是1905年《外国人法案》，主要目的是用来阻止欧洲大陆上犹太人的流入。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曾认为，如果没有一部这样的法律，不列颠“国家特性会发生改变，不会是我们希望保留给子孙后代的那种国家特性。”当代对移民的焦虑显然是一种回声。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第一次制图，水平有限，多包涵

为什么1985年并肩战斗的两个族群在2005年反目成仇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伯明翰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如同一项对伯明翰政策的学术研究所观察到的那样：“通过雨伞群组进行参与的模型，倾向于造成少数族群社群之间对资源的竞争。各个雨伞群组并不优化需求、进行跨社群工作，而通常只是是最大化他们自己的利益。”
市议会的政策，换句话说，不仅将人们捆绑到了特殊的身份识别上，同时也让他们害怕、仇视其他群组，他们将其他群组视为在政治力量和影响力上的竞争者。个人的社会认同必须明确的和其他团体的不同：作为伯明翰的孟加拉裔同时意味着不能作为爱尔兰裔、锡金裔、加勒比黑人。结果，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定义的“多元单一文化主义”就此诞生——这个政策的发源神话是，社会由独特的、均值并且互相共舞的文化而构成。这一政策在伯明翰的结果是挖掘了黑人和亚裔之间的鸿沟，到达了一个双方会爆发暴力冲突的程度。

另一条道路
多元文化主义和同化主义是对同一个社会碎片化问题的不同政策回应。然而两者的结果都是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眼下，是时候越过这两种方案之间越来越没意义的辩论了。这需要做出三种区别。
第一，欧洲应该将多样性视作一种变动的实在经历，和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一种政治加工区别开来。居住在一个因为大量移民带来的多样性社会的经历应该被欢迎。通过官方对文化差异的识别而建立出多样性的尝试应该停止。
第二，欧洲应该区别无视肤色和无视种族主义。同化主义者决定要视每一个人为平等的公民，而不是拥有不同特殊种族或者文化历史背景的人，这一观点很有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忽视对特定族群的歧视。如果不同阶层的公民被区别对待，公民权就毫无意义，不管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还是因为种族主义。
最后，欧洲应该区别民族和价值观。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社会多样性损害了共同价值观的可能。类似的，同化主义者认为共同价值观只有在文化上———部分人认为是在种族上——更为匀质的社会才能成立。这两种方案都将少数社群看作有着一些特别的文化、信仰、信念和价值观属性的匀质群体，而不是将他们看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构成部分。
真正的辩论不应该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同化主义之间进行，而是应该在前者的两种形式和后者的两种形式之间进行。一个理想的政策应该把多元文化主义对现实多样性的拥抱，而不是它的对建立差别的癖好，嫁接到同化主义者视每一个人为平等公民的决心，而不是它的将某些族群定义为外来户以建立国家认同的倾向上去。在实践中，欧洲国家做的正好相反。他们要么执行了将社群放在严格盒子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要么执行了将少数群体与主流政治相隔离的同化主义政策。
向前看，欧洲人必须重新发现一个有进取感的普世价值。这片大陆的自由派总体上背离它已经太久了，尽管离开的路径并不相同。一方面，左翼赞成将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结合起来，认为普世价值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种族主义的。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以法国同化主义者为代表，比如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坚称赞成传统的启蒙时代价值，但他们的赞成方式却是充满族群意味的，同时预先假定了文明的冲突。
在整个欧洲也有一种很有影响力的假设：移民和融合必须通过国家政策和机构来管理。然而实际的融合，不管是移民的融合还是本土社群的融合，很少是由国家的法令推动的。塑造融合的是公民社会、人们之间的私人纽带以及人们为了扩大他们共同的政治和社会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正如所证明的那样，带来问题的是这些纽带和组织的腐蚀——同化主义的政策因此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一样失败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疏离感不仅仅是移民社群的特征，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特征。为了修补这种疏离感带来的破坏，为了复活一个进步主义的普世价值，欧洲需要的并不是新的国家政策，而是公民社会的复兴。
（全文完）

@新世纪河蟹战士
抱歉，太着急了，发完才想起来要忘了事先征求你的同意了，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删

在这里顺便推荐一下威尔·金里卡的《少数的权利》，里面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不过，你要是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呃，怎么说呢，0.1%？

感觉文章对问题本身做了足够的表达，也巧妙的规避了表达“种族主义”“歧视”“同化”的意思。。但对如何解决问题本身却严重着力不足，公民社会复兴具体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一种行动，依然没有给出回答

可以叫你國有本事的話可以去征服全世界，统一所有文化宗教語言唄，解放世界人民水深火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