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很透彻、明朗地揭示了。我们可以说，他是怀着历史的使命感从事研究的。历代的经学无不与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紧密相关，对五经的理解和利用也就随着时代而异。这就是历代解释五经的人、书、事层出不穷的缘故。今文经学的成果早已零落，即使是古文经学毛、郑诸大家“实事求是”的训诂，乃至保存在先秦文献中的词语解释，固然仍是后世重新阐释文献的最重要资料，但往往也是后来者质疑的对象。汉代经学著作，包括许慎著作的留存与删汰，确乎如俗语所说，“世事无常”。而《说文解字》，除了因说解文字时形音义一体互参，言有所据、承前启后，历千年检验而益显其可贵，集先进的工具性和可以验证的科学性于一体之外，许慎在书中还揭示了文字和语言的许多规律，或许更具有垂后的价值。
人们常说，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体现着各个民族的特性。当然，对工具也应该或必须加以不断深化研究。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的目的，则在于更好地交流———“己”与“他”的交流、古与今的交流———在于利用最好的工具作更为准确的思考，以及在这基础上推进人类智慧和社会的发展。换言之，语言文字既是人们研究的“对象”,但又不应该成为纯粹的研究“对象”。说“是研究的‘对象’”，是因为研究者必须保持尽可能的客观性，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例如误知、不知，偏好、执着等。说“不应该是纯粹的‘对象’”，则是因为语言文字并不是纯客观事物，它是人类的创造物，却直接地承载着主观的观念和感情，因而是介乎主观与客观的中间物，有时需要研究者的主观“感觉”（包括“语感”），必 要时要有“人工干预”，例如对词语感情色彩的斟酌、对有些概念界定的推敲、对语法“规范”的论述、对研究的价值的判断等。同时，研究者也不应该本着“价值中立”的思路，为了研究而研究。这两方面的情况在许慎对语言文字的论述和对9353文的解释中，几乎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对文字的说解，既不全盘照抄前人经典注释的成说，又包含着或呼应着传承下来的成果；他有时依序列出数说，而又把以为正解者列为第一；至于他在释义时的“主观介入”，例子就更多了。应该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他作《说文解字》既从经典中来，又为解读经典服务———他始终把语言文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工具对待。
许慎在2000年前，以其对语言文字朴素的哲理认知和剖析，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 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夫妇在1968年说过：“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者见识广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风俗做出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和风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历史的教训》）他们所说的智慧与经验，其实就是文化的传统。中华文化的传统犹如长江、黄河，两汉文化是其中水面宽阔、波涛汹涌的一段，汉代的经学是这段大河的中流，而许慎则是在这中流中涌起的巨涛。他对儒家经典及其精神“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化为独特的见解和对经典用字的扶正祛邪，实际上是增添到中华文化大河里的，如杜兰特夫妇所说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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