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祖父离开我已经两年了 说来 我至今不信老人已罢手人世
我的祖父啊 是一位真正德高望重的先生。我早年对于君子一词的全部概念 都落在他身上
童年一直在祖父膝下承教。和祖父下棋 从没有赢过 和祖父谈史 次次被驳得哑口无言 和祖父上山伐木折药 眼神比不上他一半锋利。
后来 也听他缅怀往事。疑惑的是 我们家世代书香门第 医学传家 祖父的筋骨却抵得上当年的铁血军阀。
在那个年代 文人大多生活得艰难而刻薄 祖父却落落拓拓 雪霁风清。他三十五岁开始断续缠绵病榻 但写下的文章里 字字金戈铁马。
他教我写诗作文 但一分尖锐都不许我透 他教我心神清和 教我字字平放。也教我何谓文人的温和手段，何谓杀人不见血
老人从来不想做政客 年轻时却也曾指点山河。老人一身长衫 屹于高石的样子 像整个天下都投风而来 盈了他满怀
可惜 我连他半分风骨都没学到。像祖父脚下 一座瘦小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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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辰是十月十 祖父是十月九。而标题的 长庚二字 是祖父的名字。

四
前两天 收到了玛戈寄给我的生日礼物。拆开来看 一大盒子巧克力 什么国家的都有。花花绿绿 讨喜极了。她装痴弄娇 卖功讨赏 我也高兴
直到今早 收到了她在柏林工业大学 试验物理教授发给我的邮件 他说 你的姑娘把我们用来测试热力实验里各种巧克力的晶体稳定性和可可脂中低熔点甘三酯流动性 的试验品全都偷偷打包拿走了 今天问她 她说是你逼她给你带两个德国巧克力尝尝鲜 我猜不是这样。她太淘气了 今天这事又是我们几个老人给她兜包。也不想想，我们几个的牙口哪里能吃巧克力
我当时就气笑了 天高皇帝远 我是越来越管不住她了。
想了想 赔笑和教授商量 不如这个试验 我在家里替你们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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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会给我找事 一天也舍不得我闲。
还有 下次送我礼物 要附上发票。

7

在我一生的最初阶段，也许还有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我确实度过相当长的一段聋哑人般的生活。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像上一世纪的真正诗人那样惯常穿一身黑衣服，还模模糊糊觉得自己的相貌相当不错。但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姑娘们面前就会说话结巴或者脸红，不但不去接近她们，反而遇到她们便侧身而过，还要显出毫无兴趣的样子，其实心中满不是那么回事。对我来说，她们是一种巨大的奥秘。我情愿在这神秘的火堆里烧死，在这深不可测的井里淹死，却不敢扑向这样的水和火。由于碰不到能推我一把的人，我就在令人着迷的岸边徘徊，目不旁视，脸上更是毫无笑意。

对于那些成年人，对于那些小人物——铁路和邮局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小资产阶级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被“老婆”这个词吓坏了），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我在父亲的饭桌前听大人们聊天，第二天如果在街上遇见头天晚上在我家吃饭的那几个人，我可不敢招呼他们，为了避过难堪的时刻，我甚至走到另一侧的人行道上去。

胆怯是一种心灵的怪毛病，是一个特殊的范畴，是展现孤独的一个方面。
它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仿佛有两层表皮，第二层的内皮在生活面前易受刺激而收缩。在人的各种结构中，这一素质（也可以说是这种毛病）毕竟是为人的不朽性奠定基础的熔铸体的一部分。

我在多雨地区形成的迟钝，我的长时间沉思默想的习惯，比所需的时间持续了更长久。我来到首都以后，慢慢地结识了许多男女朋友。在别人不太注意我的时候，我跟他们更容易交朋友。当时，我对人类并不特别好奇。我曾心想，我不可能认识世上所有的人。尽管如此，在一定的环境里，竟有人对我这个16 岁多一点的新诗人，这个来时无人招呼、去时无人送别的不能尽情吐露胸臆的孤独少年，产生了些许好奇心。况且，我身披的长长的西班牙斗篷，使我像个稻草人。谁也没有想到，我这身扎眼的服装竟是直接产生于我的贫穷。

在人海中，我找到了当时两位了不起的追求时髦的人——皮洛·亚涅斯及其妻子米纳。他们简直是过美好、闲适生活的完美典范；我很喜欢过这种生活，然而觉得比梦境更遥远。我第一次走进一幢有暖气设备的房子，这里有平静的灯光，有舒适的坐椅；四壁摆满了书籍，书脊五彩缤纷，犹如可望而不可即的春天。亚涅斯夫妇邀请我许多次，态度既文雅又谨慎，毫不理会我那沉默和孤独的各种表面伪装。我很喜欢他们的房子，他们看出来了，接着又来邀请我。

我在这幢房子里第一次看到立体画，其中有一幅是胡安·格里斯的作品。他们告诉我，胡安·格里斯曾是他们在巴黎的家人的朋友。但是，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我这位朋友身上穿的睡衣。一有机会我就偷眼看它，心中惊叹不已。当时是冬天，那是一套厚呢睡衣，料子像台面呢，颜色却是深蓝的。

那时候，除了囚服似的条纹睡衣外，我想不到会有其他花色的睡衣。皮洛·亚涅斯的这件就打破了一切框框。它的厚呢料子和鲜亮的蓝色，激起了一位住在圣地亚哥郊区的穷诗人的妒忌。说实话，50 年来我再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的睡衣。

我与业涅斯夫妇多年失去联系。为了一名到圣地亚哥演出的俄国马戏班的杂技演员，米纳离开了丈夫，也抛弃了柔和的灯光和美妙的扶手椅。后来，从澳大利亚到英伦三岛，她为了能与那个使她着迷的杂技演员在一起，干起了售卖入场券的工作。最后，她在法国南部一个神秘的营地，成为罗莎·克鲁斯会的会员。

至于那位丈夫——皮洛·亚涅斯，改名胡安·埃马尔，随着光阴的流逝，慢慢变成一位出色而鲜为人知的作家。我们终生都是好朋友。他沉默寡言，风度文雅，但是贫困潦倒，终其一生都是如此。他写的好几本书尚未出版，但这些书肯定终将生根发芽。

我即将结束有关皮洛·亚涅斯或胡安·埃马尔（而且又要谈到我的胆怯）的时候，想起在我上大学时期，我的朋友皮洛坚持要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我说：“准保他会让你到欧洲去旅行。”当时，拉丁美洲的诗人和画家都把眼睛死死盯着巴黎。皮洛的父亲是个要人，是个议员。他住在练兵场和总统府附近的一幢又大又难看的房子里，毫无疑问，他很喜欢住在这种地方。

我的朋友们为了使我的形象更正常些，把我的斗篷剥掉，然后他们留在前厅，为我打开议员客厅的门，在我进去之后又把门关上。客厅很宽敞，也许从前曾经做过大接待厅，可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只有在客厅深处——那个房间的尽头，在一盏落地灯下面，我隐约看到一把扶手椅，议员就坐在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