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对“铜石并用时代”的异议说起
1980年代，严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同时，他把铜石并用时代再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2]。文中提出了“是否一开始出现铜器就应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应是肯定的：“如果说仰韶文化早期的铜器暂时还是孤例，而且制造方法还不明了，那么仰韶文化的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目前，这一划分方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另一种划分方案是，“把发现铜器很少，大约处于铜器起源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归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把龙山时代笼统划归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也称新石器时代末期）”[3]。与此相类的观点是“仅将龙山、客省庄、齐家、石家河、陶寺、造律台、王湾三期、后岗二期及老虎山等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视为铜石并用时代”。其理由是，“我们目前还不能仅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所产生的若干新因素去推想当时‘可能’或‘应该’有了铜器，所以，将一个实际上尚未出现铜器的时期也归并为‘铜石并用时代’应该说是名不副实的”[4]。

关于“铜石并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家有自己的界定：“过去一般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是已发明和使用红铜器但还不知道制造青铜器的时代，所以有时也称作红铜时代。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有些绝对化了。不错，有些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中只有红铜器而没有青铜……另一些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则有青铜……中国不但在龙山时代有青铜和黄铜，就是仰韶时代也有青铜和黄铜，这当然与所用原料的成分有关，不能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而模糊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以至于否认中国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9]。与此类似的表述是，“无论哪种意见所述铜石并用时代，都不能把它等同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即使是目前发现红铜器较多的齐家文化，也并不能纳入单纯的红铜时代。中国早期没有形成一个红铜时代，走了不同于亚欧其他国家的冶铜发展道路”[10]。
鉴于上述，东亚大陆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如果存在，是否能早到公元前3500-前2500年这个时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关于“原始铜合金”遗存的发现
在东亚大陆早期铜器及冶铜遗存的发现中，较早的几例尤为引人注目。这里试综合学术界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略作分析（见下表）。

陕西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状物[11]，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约公元前4700年。
陕西渭南北刘黄铜笄[12]，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4000-3500年。

严文明指出，“现知在甘肃有丰富的铜矿，有些矿石中偶尔也会含有少量锡石即氧化锡，用木炭加温即可还原。所以林家青铜刀子的出现，可能与当地矿产资源的条件有关，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而“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往往有一些极重要的发明开始带有偶然性质，如果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就会很快推广和不断发展；如果一时并不急需，就将长期停滞甚至中断而失传，等到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后才重新发展起来。人类用铜的历史也有类似的情况”[20]。显然，这些零星的偶然发明，由于有很大的时间空白，不排除中断、失传的可能性，我们还无法将其作为后来龙山时代晚期集中用铜现象的清晰源头来看待。
另一方面，如滕铭予所言，“尽管我们提出马家窑文化的铜刀，作为原始铜合金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它的出现毕竟标志着甘青地区在仰韶时期己经出现了人工冶铜技术”[21]。
也有学者认为，林家青铜刀所显现的“青铜技术的出现，仍不能不考虑西方文化渗入的可能性”[22]。这对早期用铜遗存出现的偶然性、断裂性以及合金的复杂面貌来说，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新的测年更新对区域用铜史的认识
前引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用铜遗存的年代测定，都是早年进行的，在目前高精度系列测年的框架下，恐怕有重新审视调整的必要，但目前还缺乏最新的研究。泰安大汶口墓地M1骨凿上曾发现铜绿[23] ，该墓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这是一个用铜遗存随学科进展而年代被不断下拉的典型例证。
关于该墓所属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1980-1990年代推断为约公元前3000-2600年[24]；本世纪初推断为约公元前2800-2500年[25]。最新的认识是，“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比传统的认识晚了约200年”[26]。
由是，以往认为偏早的华东地区用铜遗存的年代，被下拉约300年以上，这强化了用铜遗存西早东晚的态势。但应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区既往的测年数据，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遗存的系列测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中原地区“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编年框架相比较，新的认识普遍晚了约200至300年”[27]。就西北和北方地区早年的测年结论而言，这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数值。
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用铜史，因测年工作的进展，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首先是凌源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原推断为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约当公元前3000年前后[28]。后经碳十四测年，“炉壁残片的年代为3000±333～3494±340BP，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红烧土年代晚约1000多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29]。
除此之外，另两处关于红山文化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发现则尚存异议。

一处是在凌源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4号积石冢的一座小墓内，曾发现一件小铜环饰，经鉴定为红铜[30]，发掘者称此墓为“积石冢顶部附葬小墓”，认为“这项发现地层关系清楚，材料可靠，被冶金史界称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标本之一，也证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红山文化”[31]。
但在牛河梁遗址正式发掘报告中，该墓被列于4号冢主体之外的“冢体上墓葬”，这3座小墓“利用原冢的碎石砌筑墓框并封掩，叠压或打破冢体顶部的堆石结构”。除了这座85M3出土了铜耳饰和玉坠珠各一件外，其他两座小墓无任何随葬品[32]。报告没有明言其年代，但显然是将其当作晚期遗存的，在结语中也未再提及红山文化铜器发现的重要意义。安志敏指出，“当时目睹的一座石冢表层的石棺里曾出土过一件铜饰，似不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结合前述冶铜炉壁残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情况，他断言“牛河梁遗址具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事实”[33]。
据报道，敖汉旗西台遗址曾出土2件小型陶质合范，当用于铸造鱼钩类物品，一般认为“可视为探索红山文化铸铜技术的重要线索”[34]。该遗址1987年发掘，发掘面积达5400平方米，但一直未正式发表材料。最初的简讯中并未提及陶范的发现[35]。近年所发《简述》[36]中，报道了西台遗址出土陶范的情况：
“陶范 两组合范，F202①层出土两组保存较完整合范。第1组外形呈长方体，每扇长5、宽3.5、厚2厘米，上面留有浇口，范腔为一鸟首，应是铸造小青铜饰的模具。第2组较小，每扇长2.5、宽2.1厘米，留有浇口。另外，在房址F4和南部围壕内共出土6件单扇的陶范，均为残件”。

由此可知，敖汉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不止2件，而是有若干发现。惜语焉不详，无法获知细节。依《简述》，“西台遗址虽未作碳-14年代测定，从出土遗物看，属红山文化中期。大约在距今6500-6000年”，而陶质合范“是铸造青铜器的模具”。对于陶范的年代与性质的判定都不知何据。如此早的冶铸青铜的遗存出现于东亚尚闻所未闻。另有学者推测这一红山文化陶范的年代在距今5800-4900年之间[37]。我们还注意到，与凌源牛河梁遗址相类，西台遗址也属复合型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兴隆洼、红山和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等多种文化遗存”[38]，“有一部分夏家店下层类型与红山类型时期的遗址重合”[39]。看来，这批陶范是否属红山文化，尚无法遽断。
也即，到目前为止，尚无可靠的证据表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存在用铜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