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胡琏担任119旅上校旅长以前，先说一下他的老东家11师的军官立功受奖情况。
首功自然是师长彭善的，奖励个人大洋5000元，当时100大洋抵得上法币300元，而法币100元可以买两头牛。好多电影中动不动就写奖励大洋10万，那是纯属扯淡的。要知道，11师在1936年全年的各种军费加在一起不过法币198552元，约合大洋不足7万元。
33旅旅长叶佩高升至11师副师长，31旅旅长王严转任主力33旅旅长。胡琏的老搭档曹金轮因为替老长官说了几句话，便从66团团长转任65团团长，66团团长由陈简中担任。

如果大家翻开地图不难发现，在太湖以西正是东南丘陵发端，这个区域丘陵绵延千里，山地植被茂盛，物产丰富，粮食一年两熟，确实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119旅除了胡琏以外，都准备将部队藏于深山之中，养精蓄锐再寻战机，但胡琏不同意。对此，邱行湘曾经与胡琏也有过一些争论。按照邱在回忆录中的介绍，邱说胡提出进山不过岭，绕乡不离湖的思路。这个岭指的是宁国县与广德县之间的十字岭，这个湖指的就是太湖。这个岭指得是邱甚至打趣说，是不是因为胡琏有个湖字，所以这才有此一说。

此后不久，胡琏组建的便衣队突然从宜兴带回了一个并不准确的消息，日军突然出动了多得数不清的卡车往宜兴县城拉东西。而且所有的汽车都是夜里进出，凡是发现有窥探的中国人，当场杀死了事。感觉像是运输军用物资。根据作战经验，很多军官意识到这可能是在准备扫荡作战的物资，成立转运兵站。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南京以西的日军主力已经腾出手来准备解决身后的残余国军了。
当时邱行湘他们都很紧张，全都主张将部队向山区撤退，敏感的胡琏反复确认了这一点以后，立即意识到了问题，宜兴这个地方尽管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但它并不是什么遏咽喉的要冲，更谈不上什么兵家必争之地，而日军一个师团最多不过有一百多辆卡车，突然有多得数不清的卡车到了这么个地方，绝不会是为了他们119旅或者某些国军散兵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骄狂，他们根本不可能把留在敌后的国军游击队放在眼里，如果说是为了后续围剿囤积物资，那也不可能为了这些游击队出动是师团级的部队。

由于当时的信息很是模糊，胡和其他军官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当然这也是那个战斗年代的常态。闭着眼睛打仗，甚至打了半天对手是谁还弄不清的战斗多了去了。最后，胡以旅长的身份独断决定部队保持不动，同时为了安定军心派出了2组人，一组人以最快的速度去苏州，另一组人以最快的速度去无锡（经水路），任务很模糊，只是要求这两组人观察日军驻地夜里是否有电灯照明，是否有汽车或汽艇的马达声，无论当夜没有发现，第二天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撤回，这种完全不像是一个久经战阵的旅长所能下达的。
命令还是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了，三天以后，胡琏命令所部401团外加旅部直属迫击炮连夜袭宜兴，补充团（又说398团）向溧阳与宜兴之间的天目湖畔待命。邱行湘在回忆录中清晰的写道，时夜冷露重，心中郁结，晨起时分失言叱骂（），事毕反思亦觉了了。盖因此去死国之算颇大，然长官决心已下，亦觉无可奈何。由于令邱失言叱骂的是谁，这已经成了永远不解的迷了。

至于令邱失言叱骂的是谁，这已经成了永远不解的迷了。不过结果却是远出邱的意料，整个宜兴县城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拿下来了，以至于邱有些不太敢相信，生怕是日军的陷阱。驻守的日军的部队只有90多人，其中除了一个机枪小队（编制26人）以外，还有一个汽车中队和一部分兵站兵（旅团附属兵）。众所周知，汽车兵和兵站兵是没有配备武器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么几挺机枪和临时被武装起来的后勤兵，居然顶住了一路恶仗打过来的国军119旅2个小时，由此可见日军战斗力之强悍。战斗结束以后，这才发现日军建立的这个兵站并不是军用物资，而是一大批从江浙地区，特别是南京地区掳来的物资，家具、档案、钢琴、古书、钱币、印章什么都有。由于时间仓促，除了一些便于携带的，401团将其余的东西都被烧掉了。至于烧掉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是价值连城的古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随后，由于邱的动作过于迅速，在邱攻击尚未完全结束时胡就改变部署，令邱攻击得手后火速进击溧阳。邱怕出现问题，便以战斗尚未结束，还需接收清点兵站物资为名进行推脱。胡只讲了几句话。胡说以日军的骄狂，溧阳与宜兴近在咫尺，国军攻击宜兴而溧阳却毫无反应，特别是宜兴还有一个兵站（胡当时还不知道兵站情况）说明什么。另外，胡说你们的进展太快，补充团尚未赶到天目湖，时间上来不及。为了扩大战果，转移日军注意焦点，必须攻击等等。总之，邱随后即照办，攻击溧阳县城。该县城守备仅有部分工兵和辎重兵，不足70人。
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记载，1938年初，日军在宜兴、溧阳遭遇国军偷袭，阵亡142人，失踪5人。
这就是国军曾经在1938年广为宣传的宜兴大捷。

部队攻击后随即撤出溧阳地区，返回十字岭休整。其实也不需要休整，整个队伍未经大的消耗，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于严重的伤亡。对于119旅来说，这次战斗烈度不大，反倒是锻炼了部队，使原来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士兵开始逐渐融入。119旅此战后的士气开始高涨，同时也有一个现象，就是附近的钢笔、怀表、绢画、玉石印章之类的东西当铺基本上不收了，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当得太多了。至于为什么，其实不必说破，历史就是历史，英雄也不都是高大上的。就是我们曾经诟病的胡琏，其实也不止一次说过，参谋长的任务一方面是搞敌人，一方面就是搞钱。但是胡搞来的钱，没有一分是用在自己身上的。仅举一例，其晚年著出使越南记一书，因当时台湾经济开始起飞，没有多少人关注其他，居然沦落到没有出版社肯出的地步。打听过自费出版之后，老胡将所有积蓄大半拿来自费出版了。出版一本书居然需要一个一级上将的大半积蓄。胡是贪是廉，由此可见一斑。但同时，即便是他的敌人，也提到了胡对于有本事的人如杨佰涛，李树兰等人相当大方。用金戒指挖墙脚这种事，黄维、张灵甫、杜聿明、王耀武是万万干不出来的。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宜兴大捷国军广为宣传，但是对119旅的嘉奖主要落在了邱行湘的头上，得了一个铨叙从优，胡琏只字未提。
就是这个铨叙从优的邱行湘，对于胡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这就要提到胡琏在攻击宜兴之前派出的两个便衣队。两个便衣队三天后回复说苏州、无锡日军夜里没有恢复供电，汽车、汽艇马达声也没有，侦察队一路是自行车、一路是摇桨划船，几乎是累吐血的来回奔波的，即便是这样，单程也要用一天一夜。胡琏判断，即便是日军大部队配备了部分汽车和汽艇，250多里路也要走10个小时左右，从发起攻击开始到日军开始求援，组织部队调拨汽车开拔，至少需要几个小时，再加上10个小时以上的行军距离。日军绝不会将非常重要的兵站放在主力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赶到的地方，更何况便衣队还没有听到马达声，至少说明敌人的汽车不多。反过来，如果日军主力集中在宜兴一带，或者希望向宜兴集中，根据大规模部队行军的常态，其部队应该陆续分布无锡、江苏至宜兴的公路线上，这才符合逻辑。便衣队却对此毫无所得。换句话说，日军骄狂到了根本不认为有国军敢于袭击他们，也根本没有什么围剿计划。
既然日军根本没有围剿计划，侦察队又发现宜兴来了一大堆汽车，这里必然就是有便宜可沾的。只要战斗时间控制在一夜战斗中一夜的可支配时间通常为七八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国军不会遇到敌人。而胡琏部署在天目湖的部队，恰好距离宜兴和溧阳，正好是3个小时的行程。

不久后，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武汉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会战，本着抽调一切可以抽调的精干队伍的原则，胡琏的119旅当仁不让的被抽出回防。此时9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原打算将119旅放置在更为重要的九江南昌一线，但由于胡卖队友已经卖出了名气。内部反对声很大，不得已，只能将其就近安置在池州一线。为此，胡琏将自己的司令部就近设在了九华山上的甘露寺。部队一进入状态，胡琏就跑到长江沿岸去观察日军的动向。这个时候，恰恰是武汉会战初期，日军主力密集集结于长江南北两岸。日军兵力充足，布防相当严密。

胡琏对此是非常有意见的，并不是对日军的密集布防有意见，而是不愿意参加这次武汉会战。在此之前，他就几次给陈诚和老长官罗卓英发过电报，强调当前日军对于武汉是志在必得，为此几乎可以不计任何代价。多一个119旅在苏南浙北对于局势而言并无太大影响，但是在苏南，他的119旅就可以大有作为。胡琏认为，当前日军攻击态势已成，几乎不会因为什么损失，就调整自己的兵力部署，这就意味着，只要武汉地区可以周旋，最大限度的周旋才是良策，绝不应该集中主力与日军决战，而是应该发挥类似119旅这样的敌后部队的力量，占地盘，抢补给，打击日军的后方。尽管无法改变武汉会战的结果，但至少可以拓宽国军在敌后的活动空间。日军的兵力少，顾上了武汉就不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了。等日军被后方扰得受不了，回兵的时候，我们在夺回武汉周边地区，总之就是拉着日军来回打，而不是硬碰硬的顶牛。这些言论都被陈诚写进了私人回忆资料，我党正是在这一时期，扩大了我党在全国抗战中的影响，拓展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冀中平原根据地、冀东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由此，华北四大根据地开始逐步形成。
陈诚此时是9战区司令，蒋介石的心腹，自然考虑问题不能与一个小小的旅长一致，尽管他同意胡琏的看法，但不同意胡琏的打算，而且多次暗示胡琏，要他多少会做点人。到了安徽以后，尽量多做些配合其他部队的任务，挽回点卖队友的名声。

胡琏不得已，只能听命，带着满肚子怨气按照陈诚的意思办。可是，与哪只部队合作呢。友邻的所有部队都表示，宁可打鬼子，也不和胡琏合作。为此，胡琏非常痛苦，多次与自己的好友王耀武倾诉，作为黄埔系不多数的北方人，两者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此时的王耀武刚刚参加完兰封会战，正在向江西南昌地区集结。王多次开导自己的小学弟，提到既然周围友邻部队都不愿意与你的119旅合作，你可以找海军想想办法。毕竟你们和他们不存在任何不信任的基础。其潜台词就是，海军陆军职能不同，总不会被你卖了吧。由此可见，连自己的好友都觉得胡琏在卖队友。客观地说，从这一点来讲，我军在内部团结方面就比国军强的太多了。

于是，胡琏只好找到海军布雷部队。而当时的布雷队正面临一个天大的难题，就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发，具有部分知识产权的机械水雷已经投产，但由于日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两岸，投产的水雷无法布设。总不能在日军眼皮底下布雷吧。办法只有两个，要么是消灭或者引走日军，要么是找到日军布防的空当。可这个时候的长江沿岸，花姑娘或许已经绝迹了，但鬼子绝对到处都是。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日军的防御间隙。也就是说，只剩下调动日军和消灭日军这一条路了。问题是，日军不是傻瓜，他们布防江岸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证水上交通补给线的安全，其一条重要规定就是没有命令，不得擅自离开碉堡线，即便是增援，也要由日军协调安排，就是怕中了我军的调虎离山计。我军各部队几次诱敌不成，反倒受了损失，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很快没人干了。因此，布雷队的工作迟迟难以打开局面。这个时候，胡琏找上门了。

可当时的胡琏，却也是一筹莫展的。好多办法都用过，日军就是不动。好在119旅的老兵多，没有吃到什么亏。在一次诱敌失败以后，胡琏和诱敌部队一起撤下来。王耀武在回忆录中提到胡琏多次说起过，也亏了王耀武被俘，在大陆交代个人历史，加上我党政工人员的耐心和认真，才让楼主和所有的吧友们有机会读到那段历史。王耀武提到胡琏遇到了一个林姓老兵，原来曾是李汉魂25师的一名班长，南昌起义后，辗转进了88师，淞沪会战后失散编入119旅（估计也是被金戒指骗来的）胡琏当时说在一次攻击受挫后，遇到这个老兵，老兵不认识胡琏，张嘴就骂，认为胡琏打仗纯属玩脑浆，驮搭子。胡琏问他要是让他打，他怎么打。林姓老兵也说不出来。带队的连长认出了胡琏，当时就蒙了。一方面把他绑了起来，另一方面就替他说情，说这个人嘴上不积德，但是枪打得准。希望胡琏高抬贵手，胡琏本来就没什么想法，随便指了指远处日军的探照灯。把他打了，这事就过去了。林姓老兵知道是胡琏，也吓坏了。哆了哆嗦的飞了靶。胡琏安抚了几句。又打了一枪，真给打灭了。而这个距离超出了中正式的标尺射程。胡琏也就不追究了，后来半夜想起这事，出了一身冷汗。

胡琏的部署很是简单，专门挑不利于射击的芦苇沼泽地区，利用冷枪战术袭扰日军据点，由于江岸芦苇密集，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及步兵炮没有太大用处，真正能够给双方造成威胁的只有轻机枪和步枪。中日之间的江防布雷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开始日军没有太在意，彼此射击了好一阵子，以为又是国军的诱敌战术。后来发现，国军目标不再是诱敌，而是真正的掩护水雷队布雷。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国军出动的规模在不向上汇报贻误战机，向上汇报不值得之间。向上汇报请求机动部队予以打击吧，为了一两条渔船出动一两个中队的兵力，不值得。费了修长城的劲头垒个猪圈，正常智商的人谁能干。更何况机动部队还没到呢，布雷队早跑了。如果不汇报吧，布雷队确实布雷了，江面上存在行船隐患。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据点内部派出小股部队出击一下，要么吓走要么消灭。可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就要由擅自带兵出据点的军官承担了。日本军官尽管满脑子军国主义，但是并不傻，对于自己的前途还是看重的。只要据点不丢，同时报告国军动向，守备军官就没责任。

从此，国军布雷队开始有机会在江面上布雷，相应的，日军运输及长江战队开始出现损失。日军由此也陷入了两难，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要么要求据点出击，要么将机动部队拆散，多点执勤。在日军看来，据点出击容易被国军所趁，毕竟国军的力量还是不弱的，失去了据点的防御依托，日军很容易吃亏。所以，还是拆散机动部队比较好，可这就导致日军江面运输力量明显不够用，汽艇不敷分配，只能以民船代替。兵力也从一两个中队变成了一个小队，到后期甚至少到一个机枪组两挺机枪加一个步枪组十几个人。
胡琏的应对办法很简单，他将整个119旅都拆成了以连排为单位的小单位，轮流执行掩护布雷任务。由于机动部队规模小，加之运输能力下降，一处受袭，其他地区机动部队无法及时增援，导致日军机动部队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损失巨大。按照道理说，日军的受训水准远高于国军，一个小队对付一个连，绝对是绰绰有余，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一个在水上，一个在陆上，一个是预设阵地，一个是在毫无遮挡的水面。此外，119旅老兵多，枪法好的老兵多的优势充分的显现出来。根据台湾出版的战史记载，胡琏所部在武汉会战江防布雷战时期，曾经发生过一个老兵使用一杆毛瑟1924，阻击了整整一个日军小队（50多人）3个多小时，并且击毙日军3名全身而退的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