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城民人的不断增长，对旗人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首先，促进内城商业、手工业和各项服务事业全面发展，使旗人的生活内容、生活质量乃至饮食结构发生显着变化。
　　民人进入内城，密切了与旗人的文化交流。文化的多元性（满、汉、蒙古文化的并存），本是旗人社会的重要特征。满洲人作为旗人社会的核心，其文化演变，又主导着旗人文化的走向。关外时期，满洲人多不通汉语。入关初期，不得不在各衙门中设立满语通事。但是在与汉人的频繁交往中，满语满文只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康熙十年（1671）清廷撤消了各部衙门的满语通事，说明满人多已娴习汉语。在这以前，八旗满、蒙子弟考试生员，也改用汉文。满语中大量汉语语汇的涌入[69]，只是满人接受汉文化诸多影响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满人的精神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发生深刻变迁。汉文化的吸收对旗人文化的熔铸起了极大的作用。有清一代，旗人内部多元文化的差异不断缩小，共同性不断增多，以至在清末提出“旗族”的新概念，正是这种变化水到渠成的结果。
　　越来越多的民人进入内城，还使旗民关系发生潜移默化的演变。在清初，满洲皇帝统帅的八旗军队，是以征服者身份入居北京的。旗人在日常生活中严重依赖被征服的民人，却使自己的经济命脉逐渐为后者所控制。清代中叶，许多旗人的不动产（旗房与旗地）落入了民人之手，同时受到债务的困扰。这些问题被概括为所谓“八旗生计” 问题，在官方文献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旗人负债问题，自康熙年间已露端倪[70]，雍正、乾隆年间愈演愈烈。旗人不仅欠碓房、当铺、饭铺、酒铺的钱，甚至欠车夫、水夫的债。许多人负债累累，又落入高利贷的网罗[71]。在这些场合，旗人与民人的关系，实际已由简单的商品交易关系转变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这对标榜八旗是国家“根本”的满洲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难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清代北京的旗民分治与分居，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全国70余处八旗驻防地，大多形成类似格局。而发生在京城的民人进入旗人社会的过程，同样也在这些地区重演。从这个意义讲，本文的考察，对从更大范围内探讨旗人与民人关系的演变，也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