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朱安。
下花轿时，我掉了绣花鞋，是凶兆。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我的大喜之日。
五年后，我又见到他。嶙峋得清冷，而倨傲

月色凄寒。
盖头久久没掀，灯花大抵瘦了，他坐在太师椅上，翻书，不语。我瞥见墙角的一只蜗牛，一点点向上爬，很慢，仿佛时间。

五年前，父母之命，我便成了周家的媳妇，年底完婚。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书香门第，祖父是京官，犯了错，锒铛入狱，家道也便中落。我家为商，我长他三岁，似是一桩好姻缘。

成亲在即，他却要留洋日本，耽搁婚期。临别，我随周家人送行。他对我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周家无女，从那时起，我就自认是周家的人。让他安心，让家安宁，是我毕生所愿。

我等了五年。等待有朝一日，一路笙歌，他来娶我。

可是，他迟迟不归，杳无音信。

听娘娘（绍兴话，即婆婆，下同）和亲戚说，他成了新派青年，嘱我放脚，进学堂。我四岁缠足，母亲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莲，大脚丑陋鄙俗，不成体统。今我二十有余，又谈放脚，徒遗笑柄。自古迄今，女子无才便是德，身为女人，开枝散叶，打理家务才是分内之事，读书识字非正业。朱家传统，容不得我挑战。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小女子，旧时代的小女子。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礼时往大如船的鞋里塞棉花，没承想，下轿时竟掉了，欲盖弥彰。

墙角蜗牛仍在奋力上爬，夜缓缓地淡了。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对我说，家有一女即是安。彼时的他，举手投足都是文弱书生气，不似如今，棱角分明。我心内有点憎恨起日本来，是日本之行让他改变。我预感到世道变了，只是不知新世道，容不容得下一个我。

洞房花烛夜，彼此默然的一夜。一沉默，就是一辈子。
三天后，他再度离家，去日本了。

宣统三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满清垮台。
我的婚姻，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

先生回国两年来，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堂当教员，现在是绍兴师范学校校长。他从不归家过夜，偶尔行色匆匆地回来，怀抱许多书，我看不懂。他和娘娘说话，说“国民革命”、“中华民国”，大抵是些国事，知我不懂，便不对我说。我沉默地听，寂静地看，他时而激昂，时而悲愤的模样，我很喜欢。他是做大事的人。

我出街，街头巷尾的茶馆都是“革命”的说法，人们好像与从前不大一样。像先生般不束辫的男人多起来，女人也渐渐不裹脚，天下乱了。先生似乎小有名气，路过酒肆药铺，常听闻“周树人”云尔。我是骄傲的，因我是周树人之妻。我亦是疼痛的，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枯了华年。

先生是摩登人物，对这新气象，自然是喜悦的。我却是个旧人。贴着“包办婚姻”，迈着三寸金莲，被风云突变的世道裹挟着，颤巍巍地撞进新时代，往哪里走，我不知道。

晌午，我回娘家。
先生去北平了，我不识字，托小弟写封信。
先生树人：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望纳妾。
妻朱安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