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时买了这本书，飞机上读了半截，然后一直放宿舍里，到现在考试全完后重新读了一遍，些许感触，随手记录如下，
首先，这是一部标准的“纯人文科幻”，其中“硬”技术细节基本为0（除了改变行星倾角、轨道以改变气候），当然，考虑到作者的写作意图，技术细节在小说中本就是不重要的——毕竟这是一部“人”的故事，或者说，整个社会的故事。
整体而言，《基里尼亚加》其实是一个关于“原教旨主义”的故事。主角作为一个古老（事实上不算古老，毕竟基库尤民族从班图大迁徙浪潮中独立出来并产生民族特征总共也就区区一千年不到的历史，就连基里尼亚加也是个马赛语族的借词）民族的成员，痛感于民族文化的衰落，而采取原教旨主义的策略以回归“最纯洁”的基库尤社会，在一个人造的乌托邦行星上建立了所谓“纯洁”基库尤社会（基本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其实还不如原版的基库尤社会，后者起码通过别的班图族群获得了较发达的冶金技术）并自任为巫医。整部小说的一系列故事就是围绕这位巫医建立乌托邦、却只能目睹其被历史的巨轮碾碎的过程展开的。
对于大多数未经人文科学系统训练的人而言，其实《基里尼亚加》的故事并不算好懂——毕竟主角是个受过全世界最高等教育的人，竟然会试图建立和维持一个怪力乱神的新石器时代社会（虽然他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得到事实上的独裁权力），这似乎根本说不通，但事实上却又是理所当然的——近现代的原教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通过“回归正统”抵抗全球化阵痛的文化运动，发动这种文化运动的前提要么是弱势文明因为全球化遭遇了直接损害（比如爆发马及-马及运动的坦桑尼亚），要么是弱势文明虽然在经济上得利，但在文化上却面临失去主体性危险，而文中22世纪的肯尼亚正是后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那些接受了足够的人文训练、可以意识到文化主体性所遭受威胁的本民族文化精英有可能发起这样的运动，即便没有供人建立乌托邦的殖民星球，这些人也必然会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里进行类似的尝试——正如犹太教中的哈瑞迪派系或者美国的阿米什基督徒已经做的那样。
就整体而言，《基里尼亚加》的结局并不出人意料：主人公维持乌托邦的努力最后因为一次“偶然”——当然，事实上是必然，毕竟辩证唯物主义早已雄辩地论证了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展现这一客观真理——的飞船坠毁而完全失败，不得不返回地球接受现实。这一结局描述的其实正是一切与社会的客观发展方向脱节的理想主义运动的结局。当第一代理想主义者被自然规律从肉体上消灭之后，新一代必将在人类基因深处潜藏的理性自利的铁律驱使下复归常态。于是，作为一个走投无路、丧失了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克里斯马的理想主义者，主角只能在听到第一声自行车的铃声之后卷铺盖走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基里尼亚加》确实达成了科幻小说“预言”的功能——它从人文主义的领域预言了全球化成熟阶段文化冲突所必然引发的现象，也预言了这种现象必然的演进方向与结果。
当然，真正引人深思的并非小说的结局本身（主角按照原教旨主义的标准模式尝试了，失败了，但并未对地球上的那个肯尼亚造成任何影响），而是小说中对原教旨主义（无论其主体为何）产生逻辑的揭示——全球化必然导致包括身份一体化在内的全面一体化，而弱势文明因为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强调身份的独特性（比如基库尤人，或者某一特定国家\社会\宗教人员）以对抗这种同化就成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必然选择。这种独特性的强调所导致的冲突、以及对全球化本身的反弹将会反过来影响全球化进程本身——这一事实已经在最近几年中在异质文明的交汇地带被以不同的形式所证明了，而且还将会被继续证明下去。考虑到作者写作本书的年代，今日的读者不得不对其先见之明表示由衷的钦佩。
最后再阐述一下个人对小说中乌托邦星球存在意义的看法。从单纯的庸俗实用主义角度来看，这种花费不贷地维持看似荒唐的乌托邦的行为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但它事实上是以最小的代价制造出了更多的试错主体，从整体上增加了人类面对未知问题时的可能解的数量、也间接地提高了文明存活的几率。另外，庇护港的存在为每个乌托邦成员提供了必要而有效的退出机制，从而也消除了乌托邦变成反乌托邦的可能性。对于确保人道主义而言显然是相当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