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废都》批判”与90年代文学北大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程光炜2016-01-27 09:44我要分享13
[摘要]如果说，“《废都》批判”是知识界对“当代文学”权威成规的深切挽留，那么，由王晓明、李劼和陈思和等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则是要维护知识分子80年代以来对精神生活和文化市场的垄断权。
1993年，全中国城乡上下的大街小巷皆是《废都》。其盛况为50年当代文学史所罕有。“它始终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痛。”贾平凹这一痛就痛了十七年。2009年7月，被禁十七年的长篇小说《废都》获准重出江湖。【图片】《废都》批判”与90年代文学
“《废都》批判”像一座被废弃于当代文学史深处的矿址，它牵涉的复杂问题可能至今都没有得到有启发性的解释。它被认为是80年代文学终结和90年代文学兴起之标志，当代文学从此由意识形态轨道向市场经济轨道彻底转轨。因此，“《废都》批判”很大程度上成为俯瞰当代文学转型的另一窗口。
1993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在《十月》连载。接着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它首印50万册，公开或半公开出版100万册，被盗版1200万册左右。一时间，全中国城乡上下的大街小巷皆是《废都》。其盛况为50年当代文学史所罕有。
该小说最刺激人的是主人公庄之蝶与四个女人的情史，和作品中关于男女生活的大量删节符号。小说《废都》被认为是对80年代“人文精神”的公开背叛。很多人激烈使用“无耻”“媚俗”“商业行径”来指责它的价值取向，而对它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纠缠关系则根本不予讨论。“《废都》批判”风潮后，有大量文章被结集出版。它们是：上海三联书店的《贾平凹怎么啦？》、团结出版社的《〈废都〉之谜》、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多色贾平凹》《贾平凹与〈废都〉》、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的《〈废都〉及“废都热”》、学苑出版社的《〈废都〉废谁？》、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废都〉滋味》、华夏出版社的《失足的贾平凹》、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废都〉之谜》、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废都啊，废都！》、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正大综艺·废都专版》、太白出版社的《贾平凹谜中谜》，等等。
这些书的出版使出版社大赚其钱，同时也给贾平凹制造了很大社会压力。没有被讨论的历史层面至少包含着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作家“身份”的转变。1949年后长期由国家包办工资、住房的“专业作家”，将出现“书商型作家”“签约作家”等身份的分化；二、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当代文学的‘生产’是由国家所主导的，而以《废都》为代表，这种‘生产方式’转入了国家和书商‘双轨道’的运作体制。”见黄平等的对话：《“重看”〈废都〉和如何“重看”》，《上海文化》2008年第2期。三、如果说“性”描写长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政治化禁忌，那么《废都》则将其公开打破并变成转型时代的利润不菲的消费对象。它成为“欲望叙事”及其文化消费的历史起点。所以，有人意识到：“对《废都》的批判与围剿，某种程度上，堪称八十年代文学成规的最后一战。此役之后，‘共识’渐次瓦解，知识界迎来了大分流的历史宿命。”黄平：《“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人文精神”讨论
如果说，“《废都》批判”是知识界对“当代文学”权威成规的深切挽留，那么与此同时，由上海学者王晓明、李劼和陈思和等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则是要维护知识分子80年代以来对精神生活和文化市场的垄断权。
“人文精神”讨论首先包含着对王蒙为维护王朔而写的《躲避崇高》的不满。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躲避崇高》一文，目的是借王朔的创作反思极“左”文艺观念对当代文学的统治。1993年，王晓明等上海学者对此很有异议，他在华东师大组织研究生发起“人文精神”讨论，讨论内容虽然广泛，但也有专指王蒙此文所代表的社会倾向的用意。批判“作家媚俗”，是要坚持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的崇高性。其次，该讨论对“市场社会转型”后知识分子的脱轨表现出深刻忧虑，为此设计出许多似乎很理想但不切实际的管理文化和文学的方案。详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
但“人文精神”讨论与90年代的文化转型的问题基本没有对接，首先它自己有一种“市场原罪感”，试图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路线来要求市场社会，是要把80年代的文学理想强行嫁接到90年代文学土壤中，这就出现了错位的问题意识和处理复杂历史难题的幼稚。这是因为，人文精神讨论没有把当代文学本就缺乏的“市场因素”纳入自己的知识谱系，由于它把前者置于被批判被排斥的地位，这就使讨论既缺少针对性，也缺少应有的历史深度。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讨论可能只划出了一道历史的界限，“80年代式”的文学再难进行下去，而90年代后文学的分化将会势不可挡。
从此以后，以“伤痕文学”为中心的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被彻底“边缘化”，“先锋文学”由于自身危机而丧失了对当代文学的统治地位，“80年代”的作家开始严重分化。“80年代文学”的谢幕，为“女性文学”“欲望叙事”“新历史主义小说”“文化散文”“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年后作家”等文学现象的纷纷登场，腾出了最后的历史空间。【图片】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三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杰出学者。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这一共同研究对象，他们三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经验、视野，而各有不同的辨识、描述、洞见。孟繁华侧重于提取典型案例，勾连起当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变化，探究民族心史；程光炜侧重于以作家或作家群体为线索，依托社会语境变迁，呈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陈晓明则以思想史贯穿文学史，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经验。
转自“北大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boyabook），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图片】相关阅读： 废都程光炜
·王三毛：《废都》纪录片是对文学的关注和包容 2013.12.10·王三毛：《废都》纪录片是对文学的关注和包容 2013.12.02·专访程光炜：80后作家不会永远甘于做“张恨水” 201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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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说，“《废都》批判”是知识界对“当代文学”权威成规的深切挽留，那么，由王晓明、李劼和陈思和等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则是要维护知识分子80年代以来对精神生活和文化市场的垄断权。
1993年，全中国城乡上下的大街小巷皆是《废都》。其盛况为50年当代文学史所罕有。“它始终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痛。”贾平凹这一痛就痛了十七年。2009年7月，被禁十七年的长篇小说《废都》获准重出江湖。【图片】《废都》批判”与90年代文学
“《废都》批判”像一座被废弃于当代文学史深处的矿址，它牵涉的复杂问题可能至今都没有得到有启发性的解释。它被认为是80年代文学终结和90年代文学兴起之标志，当代文学从此由意识形态轨道向市场经济轨道彻底转轨。因此，“《废都》批判”很大程度上成为俯瞰当代文学转型的另一窗口。
1993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在《十月》连载。接着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它首印50万册，公开或半公开出版100万册，被盗版1200万册左右。一时间，全中国城乡上下的大街小巷皆是《废都》。其盛况为50年当代文学史所罕有。
该小说最刺激人的是主人公庄之蝶与四个女人的情史，和作品中关于男女生活的大量删节符号。小说《废都》被认为是对80年代“人文精神”的公开背叛。很多人激烈使用“无耻”“媚俗”“商业行径”来指责它的价值取向，而对它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纠缠关系则根本不予讨论。“《废都》批判”风潮后，有大量文章被结集出版。它们是：上海三联书店的《贾平凹怎么啦？》、团结出版社的《〈废都〉之谜》、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多色贾平凹》《贾平凹与〈废都〉》、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的《〈废都〉及“废都热”》、学苑出版社的《〈废都〉废谁？》、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废都〉滋味》、华夏出版社的《失足的贾平凹》、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废都〉之谜》、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废都啊，废都！》、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正大综艺·废都专版》、太白出版社的《贾平凹谜中谜》，等等。
这些书的出版使出版社大赚其钱，同时也给贾平凹制造了很大社会压力。没有被讨论的历史层面至少包含着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作家“身份”的转变。1949年后长期由国家包办工资、住房的“专业作家”，将出现“书商型作家”“签约作家”等身份的分化；二、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当代文学的‘生产’是由国家所主导的，而以《废都》为代表，这种‘生产方式’转入了国家和书商‘双轨道’的运作体制。”见黄平等的对话：《“重看”〈废都〉和如何“重看”》，《上海文化》2008年第2期。三、如果说“性”描写长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政治化禁忌，那么《废都》则将其公开打破并变成转型时代的利润不菲的消费对象。它成为“欲望叙事”及其文化消费的历史起点。所以，有人意识到：“对《废都》的批判与围剿，某种程度上，堪称八十年代文学成规的最后一战。此役之后，‘共识’渐次瓦解，知识界迎来了大分流的历史宿命。”黄平：《“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人文精神”讨论
如果说，“《废都》批判”是知识界对“当代文学”权威成规的深切挽留，那么与此同时，由上海学者王晓明、李劼和陈思和等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则是要维护知识分子80年代以来对精神生活和文化市场的垄断权。
“人文精神”讨论首先包含着对王蒙为维护王朔而写的《躲避崇高》的不满。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躲避崇高》一文，目的是借王朔的创作反思极“左”文艺观念对当代文学的统治。1993年，王晓明等上海学者对此很有异议，他在华东师大组织研究生发起“人文精神”讨论，讨论内容虽然广泛，但也有专指王蒙此文所代表的社会倾向的用意。批判“作家媚俗”，是要坚持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的崇高性。其次，该讨论对“市场社会转型”后知识分子的脱轨表现出深刻忧虑，为此设计出许多似乎很理想但不切实际的管理文化和文学的方案。详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
但“人文精神”讨论与90年代的文化转型的问题基本没有对接，首先它自己有一种“市场原罪感”，试图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路线来要求市场社会，是要把80年代的文学理想强行嫁接到90年代文学土壤中，这就出现了错位的问题意识和处理复杂历史难题的幼稚。这是因为，人文精神讨论没有把当代文学本就缺乏的“市场因素”纳入自己的知识谱系，由于它把前者置于被批判被排斥的地位，这就使讨论既缺少针对性，也缺少应有的历史深度。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讨论可能只划出了一道历史的界限，“80年代式”的文学再难进行下去，而90年代后文学的分化将会势不可挡。
从此以后，以“伤痕文学”为中心的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被彻底“边缘化”，“先锋文学”由于自身危机而丧失了对当代文学的统治地位，“80年代”的作家开始严重分化。“80年代文学”的谢幕，为“女性文学”“欲望叙事”“新历史主义小说”“文化散文”“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年后作家”等文学现象的纷纷登场，腾出了最后的历史空间。【图片】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三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杰出学者。面对“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这一共同研究对象，他们三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经验、视野，而各有不同的辨识、描述、洞见。孟繁华侧重于提取典型案例，勾连起当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变化，探究民族心史；程光炜侧重于以作家或作家群体为线索，依托社会语境变迁，呈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陈晓明则以思想史贯穿文学史，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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