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
“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
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除了一个影子。
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张承志也许发挥了太多的想象，而想象毕竟只是想象。在他的想象里还有一些先验的价值判断。比如革命派在道德上的完善和优越，以及与之相伴的非革命派的鲁迅终其一生感到的耻辱和沉重。——历史的现场也许并不如此黑白分明，所做选择的重量并不决定于死或不死。

当然，张承志也敏锐地看到，或者，是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的了结，无法做得轻易。

其实即便没有那些街谈巷议，他与周作人的分道扬镳也只在早晚。虽然后来人们都把陈天华、秋瑾、徐锡麟挂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们的心境。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他的敌手并没有这种心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憨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