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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对攻城兵器的描述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词——“人马俱碎”: 无论是早期与其他割据政权的较量中,还是后来对边境地区的经营,唐朝的攻城武器始终以威力巨大而闻名。比如说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抛石车所用的石块,重量约等于今天的30公斤;在李绩进攻高句丽期间,使用抛石机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里,相当于今天的531米。
这种变化,与唐朝所处的军事环境有关:首先,在隋朝及之前,中原地区的坚固城池就为数众多,而唐朝的统一,恰恰建立在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攻坚战之上;而在唐朝前期,其主要对手是周围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吐蕃、西域各国和高句丽——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从游牧转向了农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建造了大量夯土,甚至石制的坚固堡垒。
唐朝时期的要塞城市防御体系复原图,在城门等关键位置,其材料已经使用了城砖
毫不奇怪,唐朝攻城武器的数量、尺寸和威力都大幅提升,它们投入战争的数量也让人震惊。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至今保存着当年侯君集征讨高昌的碑文,其中,对攻城战有这样的描写:
“伐木则山林殆尽,叱咤则山谷荡薄。冲梯錾整,百橹冰碎,机桧一发,千谷云飞。墨翟之拒无施,公输之妙讵比。”
“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靡碎……城中守卑者不复而立。”
高昌城旧址,由于战乱和气候变迁等原因,荒废于12世纪之后,640年,当地曾为侯君集率领的唐朝大军攻陷
这块碑文赞扬的,是唐太宗时期的左屯卫将军、行军副总管姜行本,这位技术官僚之前曾负责宫殿的修造,在讨伐高昌期间,负责带领工匠制造各种攻城设备。为攻克高昌,他建造攻城器械用了大约100天;为取得所需的木料,他甚至砍伐了整片森林。的确,在碑文中,对战争的描写有歌功颂德的成分,但无可否认,正是在这些武器的掩护下、唐军迅速席卷了高昌全境。
《姜行本纪功碑》原立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境内,现藏于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该碑刻于640年,记录了左屯卫将军、行军副总管姜行本制造攻城器械,一举攻克高昌的事迹。公元645年,姜行本在随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期间,在进攻盖牟城的战斗中中流矢身亡,追封郕国公,陪葬昭陵
在进攻高昌期间,举足轻重的另一种装备,是大型的床弩,这种武器的历史同样能追溯到春秋战国,在东汉末年重新开始装备部队。最初,它们的作用仅限于摧毁敌军的木制塔楼和栅栏,但在唐初,其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其优势在于可以随部队进行机动,并且威力不逊色于小型投石机。
史书记载,唐军装备的“十二石”强弩,需要用绞车张弦开弓,其弩臂上有七条发射弓箭的轨道,最中央的一条摆放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当这七支箭共同射向敌城时,“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另外,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当箭头插入城墙后,士兵可以借此进行攀登,因此又被称为“踏橛箭”。
《西楚霸王》中的车弩
为唐朝攻城武器发挥威力提供保证的,既有技术上的改进(比如说采用了固定规格的箭矢、石弹),但更多只因为它们的尺寸更大,操作者的数量更多。按照当时的记录,最大的投石车需要大约250人操作——这一方面是唐朝军队规模的写照,但一方面,更像是冷兵器发展到顶峰之后的无奈举措。
不仅如此,筑城技术的进步,更让这些改进相形见绌,在隋唐时期,城墙的一些地段已经采用了包砖结构,虽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烧制城砖的成本相当高昂,但经过加固,进攻者要想破城而入,必然要付出更大的损失。
《清明上河图》局部,可见当时的汴梁城城门已经采用了砖石结构,它们给攻城器械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此时,突破城防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增加攻城设备的数量,让攻城成为一场玉石俱焚的消耗战,而见证它达到顶点的一幕,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