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75周年的泰戈尔和问世100周年的《飞鸟集》——你已飞过，我们还看着！
2016年8月7日，“东方诗圣”泰戈尔逝世75周年忌日。而在此之前的5月7日，是其155周年的诞辰日。2016年，泰戈尔代表作之一《飞鸟集》自首次出版以来，已历经一个世纪。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对诗人的疑问，或许可以有这样的回答：
“我们是受您滋养的人，因为您是爱的导师，我们找到的亲人。”
伟人的伟大在成长：
其实，《飞鸟集》第125首正好为泰戈尔本人做个评论：
The Great is a born child;when he dies
he gives his great childhood to the world.
文峰学士 新译：
伟人是个诞生的孩子；当他死时，
他将他那伟大的童年，交给尘世。
（泰戈尔虽已仙逝，可他的精神和影响却还像孩子般不断成长。——为了纪念泰戈尔今年的诞辰，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董友忱先生主编的新版《泰戈尔全集》——虽然价格不菲。）
《飞鸟集》的诗句，简练而深广，堪称“小而美”的典范。首译者郑振铎先生曾深情地称它“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
飞鸟相遇，波澜再起：
《飞鸟集》虽美，它的译本却充满争议。首先是标题，英文诗集以第一首诗的开篇词“Stray birds”为名，这个词怎么译，看法不一，多位译者置“Stray”不顾而将其译成“飞鸟”，还有人译为“漂鸟”、“离鸟”、“荡鸟”等。
（《飞鸟集》开篇第一首，注释仅供参考！《飞鸟集》译者之一吴岩先生说：泰戈尔可不喜欢“嚼饭哺人”式的“赏析”，倒愿意读者直接领会和品味诗篇。——所以笔者不愿也不能“用最终定局的词儿把诗意说尽”，也追求“对我们的无法计量的美学享受作些启发”，如果实在要解释什么，吴岩先生也说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泰戈尔还是由泰戈尔来解释的好”。）
而内容上，因为《飞鸟集》的经典性以及翻译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素，这部诗集出版了多个中文译本，这种情况是其他外语诗集所不及的。译者之一陆晋德先生甚至在其译序中写道：“。。。我也觉察到这本书有不少版本，于是把所有两岸所出版的《飞鸟集》，全部找来。我告诉自己，只要有任何一本译得比我好，我就把所译成的书稿丢弃。”“最令我惊奇的是，《飞鸟集》竟然‘最少’有十五个译本，这至少说明：第一，这本书真的是好书，否则不可能吸引这么多人来翻译；第二，这本书真的很难译，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译者要否定他之前的译者。”
（《飞鸟集》有多个中译本，译者有郑振铎、白开元、吴岩、徐翰林、肖聿、陆晋德、吕一奇、王立、王广州、孙达、玲子、卓如真、龚勋、贾文婷、艾柯、庄雅惠、张海、伍晴文、周仲谐等。）
而去年，“诗人”冯唐也出版了他的译本，虽然他自己没有怎么否定前辈译者，但译本的宣传语却是：“最具诗意和韵律的《飞鸟集》译本。”冯唐和他的团队让《飞鸟集》又火了一把——确切地说是让冯唐自己更火了——因为这个译本的出现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冯唐的翻译“不知有信，无论达雅”，文学界翻译界一阵批判。而支持冯唐的人也不少，李银河先生就为其发文：“冯唐译的是诗，郑振铎译的是大白话。。。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
孰是孰非？我们来看看冯唐惹人争议的译句，以飞鸟集第三首为例：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郑振铎的译文是：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而冯唐版译文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不知这些翻译字眼的含义如何能与原诗匹配，这位“诗人”的异想天开也真让人脑洞大开，甚至想入非非。要是泰戈尔在天有灵，不知道看了该作何感想？）
（Louis-Ernest Barrias - Nature Unveiling Herself Before Science<复制品>）
艺术家巴里亚斯的雕塑代表作《自然在科学面前揭露她自己》也许能稍微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对它的恋人，摘下它广大的面具”这半句诗。只不过世界摘下面具不是因为科学，而是因为爱。
——不管怎样，冯唐的译本下架了。
冯唐版《飞鸟集》的出现和热议，反映了人们有更高更多元化的欣赏需求。郑振铎时代的白话文与现在更规范完善的国语有所差距，且其思想与表达上更受时代局限（且郑氏也有误译，梁实秋等人也曾批判过）——其他的人的译本也缺乏更鲜明的特色，而冯唐让自己的译本韵律化、情景化、简约化，“现代化”，博得一些年轻人的青睐。可是，就文学艺术性来说，其他译本真的被超越了吗？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在一起）
无伤大雅与有辱斯文：
有人说，冯唐的“翻译”是大写意，求其神似，境界更高。这其实未必见得。因为他可能“自己翻译时玩得猖狂”，却远没有达到“得意忘形”（得其真意而忽略形式束缚）的状态，反而片面强调诗歌的押韵。
冯唐说：“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
然而诗歌所讲求的形式上的“韵律”，不仅是押韵，还有律动的节奏。如果硬要说所押之韵像姑娘的头发，那么这韵也只是长发，而节奏却像短发——有些短发姑娘一样美丽，而长发如果发质差，发型不好或摆动不当，也不见得好看。
（飞鸟集第204首，诗歌兼具“意”与“韵”）
韵律，更像是姑娘的衣饰与动作，而比这形式更重要的是“意”、“气”和“神”，也就是内涵意义、风格气质与灵魂神采。这也是为什么“意韵、气韵、神韵”，都是“意、气、神”当先。而有此三韵可以引人入胜，达到某种“境界”。
的确，郑振铎译本感觉很多是大白话，不够精炼，缺乏诗韵，——因为他是以散文体来译的，而《飞鸟集》英语原版也大多是不押韵的散文诗——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某些译句成为经典。
有人对押韵问题持相对严谨的意见：“但到底押不押韵，最终还是要看原作：原诗押韵，翻译也要跟着押韵，反之亦然。”例如同样翻译过《飞鸟集》的白开元先生在翻译泰戈尔的孟加拉语诗歌时就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泰戈尔本人是怎样对待翻译的韵律问题的。据说泰戈尔所写的孟加拉语诗歌“原作充满了微妙的韵律，不可翻译的轻柔的色彩以及创新的格律”，而他用英语翻译的自己的诗歌却很多是不押韵的散文体。他在《散文诗和自由体诗》里说：“我一时兴起，把《吉檀迦利》译成了英文，我的译文得到了当时著名的英国文学家们的承认。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文学的一个贡献。《吉檀迦利》的英译本受到了赞扬，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我觉得赞扬言过其实了。我是个外国人，在译文中韵押得不对，格律也不齐。但总算他们感受到了我诗中的激情。应当承认，他们是对的。我觉得，我的诗并未因为用散文形式译出而有所失色。假若我是用诗的形式译出的话，那么可能会令人感到不足和不可取。”（见倪培耕、陆宗荣等译《泰戈尔论文学》）
其实，押韵对某些诗歌来说是“锦上添花”，如果一味追求押韵而歪曲了本意，那只是舍本逐末而已。《红楼梦》里香菱学诗，林黛玉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所以有时候“意”到了，“韵”不到又何妨？写诗如此，翻译亦如此。郑振铎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不押韵，冯唐的“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押了韵，但前者不押韵得其意也无伤大雅，后者虽押韵失其意却有辱斯文。
（《飞鸟集》第十三首）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冯唐之失，终究却不在押韵，在于其个人色彩太浓，“有我之境”太强。冯唐说：翻译的“有我”之境，不只是译者的遣词、造句、布局、押韵，更是译者的见识、敏感、光明、黑暗。
可好多人读到的冯唐之境界，却仿佛在拉低泰戈尔的层次。没错，翻译是属于再创造，无法摆脱主观因素，但真正的翻译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翻译家应力求降低误导性，追求与原作“意韵”的契合，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无我之境”。
冯唐加入了太多“有我”的东西，他自己也说“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中增加的，仿佛酒倒进杯子。”问题是倒酒人倒的是不是酒呢？——并不是所有人爱喝加进可乐的红酒。
（徐悲鸿绘泰戈尔）
我们还需要新译本吗？
要品尝美酒，我们得有个好舌头。欣赏外语诗歌，如果自己懂得原诗的语言，那是最好不过，那么，在国人英语水平总体提高，以及已有多种译本在先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新的译本吗？
到底还是要感谢冯唐先生，因为它不仅让《飞鸟集》重热，还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
1、懂外语不一定能理解外语诗的含义；
2、好诗更是可以多解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3、权威和捷足先登者，不代表完美，长江后浪推前浪。
4、翻译经典并非拾人牙慧，炒冷饭，经典就是经典，值得玩味再三；
5、泰戈尔大师也不知道谁真正理解他，也许是百年后的某个你我他，各自体会了其中几句诗的深意。
（读书的泰戈尔和年轻人在一起）
其实只要是翻译，都难免有问题，董友忱先生讲，“翻译是永远留有遗憾的一种工作”，“翻译工作永远也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然而《飞鸟集》的某些名家译本也都出现了低级错误，在意韵和境界上更难与泰翁原作齐肩，难道读者就不能有更好的选择？鲁迅说，我国文字有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咱们这么美的文字，就不能把如此经典的《飞鸟集》译得更准更美？
（翻译，就像《飞鸟集》第232首诗所写的情形。）
不知道有多少读者期待更好的新译本？不仅是《飞鸟集》，还有与《飞鸟集》堪称双璧的《流萤集》。。。。。。——新译《飞鸟集》《流萤集》等作品，不是为了打着泰戈尔的招牌打擂台——就像泰戈尔在《人的宗教》里说：“艺术是人的创作灵魂对最高真实的召唤的回答。”——也许会有译者听见泰格尔的召唤。即便缺少读者，相信也有新的译者做出交代，出于对经典的致敬，对伟人的感怀。
最后，为了表达对泰戈尔的敬意，笔者还是用泰戈尔自己的诗来结束本文——请他用他的伟大和爱来照耀我们。
（《飞鸟集》第176首）
（《飞鸟集》第280首）
文峰学士
2016年08月07日写于重庆
邮箱：413454575@qq.com
2016年8月7日，“东方诗圣”泰戈尔逝世75周年忌日。而在此之前的5月7日，是其155周年的诞辰日。2016年，泰戈尔代表作之一《飞鸟集》自首次出版以来，已历经一个世纪。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对诗人的疑问，或许可以有这样的回答：
“我们是受您滋养的人，因为您是爱的导师，我们找到的亲人。”
伟人的伟大在成长：
其实，《飞鸟集》第125首正好为泰戈尔本人做个评论：
The Great is a born child;when he dies
he gives his great childhood to the world.
文峰学士 新译：
伟人是个诞生的孩子；当他死时，
他将他那伟大的童年，交给尘世。
（泰戈尔虽已仙逝，可他的精神和影响却还像孩子般不断成长。——为了纪念泰戈尔今年的诞辰，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董友忱先生主编的新版《泰戈尔全集》——虽然价格不菲。）
《飞鸟集》的诗句，简练而深广，堪称“小而美”的典范。首译者郑振铎先生曾深情地称它“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的野花，在早晨的太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
飞鸟相遇，波澜再起：
《飞鸟集》虽美，它的译本却充满争议。首先是标题，英文诗集以第一首诗的开篇词“Stray birds”为名，这个词怎么译，看法不一，多位译者置“Stray”不顾而将其译成“飞鸟”，还有人译为“漂鸟”、“离鸟”、“荡鸟”等。
（《飞鸟集》开篇第一首，注释仅供参考！《飞鸟集》译者之一吴岩先生说：泰戈尔可不喜欢“嚼饭哺人”式的“赏析”，倒愿意读者直接领会和品味诗篇。——所以笔者不愿也不能“用最终定局的词儿把诗意说尽”，也追求“对我们的无法计量的美学享受作些启发”，如果实在要解释什么，吴岩先生也说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泰戈尔还是由泰戈尔来解释的好”。）
而内容上，因为《飞鸟集》的经典性以及翻译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素，这部诗集出版了多个中文译本，这种情况是其他外语诗集所不及的。译者之一陆晋德先生甚至在其译序中写道：“。。。我也觉察到这本书有不少版本，于是把所有两岸所出版的《飞鸟集》，全部找来。我告诉自己，只要有任何一本译得比我好，我就把所译成的书稿丢弃。”“最令我惊奇的是，《飞鸟集》竟然‘最少’有十五个译本，这至少说明：第一，这本书真的是好书，否则不可能吸引这么多人来翻译；第二，这本书真的很难译，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译者要否定他之前的译者。”
（《飞鸟集》有多个中译本，译者有郑振铎、白开元、吴岩、徐翰林、肖聿、陆晋德、吕一奇、王立、王广州、孙达、玲子、卓如真、龚勋、贾文婷、艾柯、庄雅惠、张海、伍晴文、周仲谐等。）
而去年，“诗人”冯唐也出版了他的译本，虽然他自己没有怎么否定前辈译者，但译本的宣传语却是：“最具诗意和韵律的《飞鸟集》译本。”冯唐和他的团队让《飞鸟集》又火了一把——确切地说是让冯唐自己更火了——因为这个译本的出现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冯唐的翻译“不知有信，无论达雅”，文学界翻译界一阵批判。而支持冯唐的人也不少，李银河先生就为其发文：“冯唐译的是诗，郑振铎译的是大白话。。。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
孰是孰非？我们来看看冯唐惹人争议的译句，以飞鸟集第三首为例：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郑振铎的译文是：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而冯唐版译文是：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
（不知这些翻译字眼的含义如何能与原诗匹配，这位“诗人”的异想天开也真让人脑洞大开，甚至想入非非。要是泰戈尔在天有灵，不知道看了该作何感想？）
（Louis-Ernest Barrias - Nature Unveiling Herself Before Science<复制品>）
艺术家巴里亚斯的雕塑代表作《自然在科学面前揭露她自己》也许能稍微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对它的恋人，摘下它广大的面具”这半句诗。只不过世界摘下面具不是因为科学，而是因为爱。
——不管怎样，冯唐的译本下架了。
冯唐版《飞鸟集》的出现和热议，反映了人们有更高更多元化的欣赏需求。郑振铎时代的白话文与现在更规范完善的国语有所差距，且其思想与表达上更受时代局限（且郑氏也有误译，梁实秋等人也曾批判过）——其他的人的译本也缺乏更鲜明的特色，而冯唐让自己的译本韵律化、情景化、简约化，“现代化”，博得一些年轻人的青睐。可是，就文学艺术性来说，其他译本真的被超越了吗？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在一起）
无伤大雅与有辱斯文：
有人说，冯唐的“翻译”是大写意，求其神似，境界更高。这其实未必见得。因为他可能“自己翻译时玩得猖狂”，却远没有达到“得意忘形”（得其真意而忽略形式束缚）的状态，反而片面强调诗歌的押韵。
冯唐说：“诗不押韵，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
然而诗歌所讲求的形式上的“韵律”，不仅是押韵，还有律动的节奏。如果硬要说所押之韵像姑娘的头发，那么这韵也只是长发，而节奏却像短发——有些短发姑娘一样美丽，而长发如果发质差，发型不好或摆动不当，也不见得好看。
（飞鸟集第204首，诗歌兼具“意”与“韵”）
韵律，更像是姑娘的衣饰与动作，而比这形式更重要的是“意”、“气”和“神”，也就是内涵意义、风格气质与灵魂神采。这也是为什么“意韵、气韵、神韵”，都是“意、气、神”当先。而有此三韵可以引人入胜，达到某种“境界”。
的确，郑振铎译本感觉很多是大白话，不够精炼，缺乏诗韵，——因为他是以散文体来译的，而《飞鸟集》英语原版也大多是不押韵的散文诗——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某些译句成为经典。
有人对押韵问题持相对严谨的意见：“但到底押不押韵，最终还是要看原作：原诗押韵，翻译也要跟着押韵，反之亦然。”例如同样翻译过《飞鸟集》的白开元先生在翻译泰戈尔的孟加拉语诗歌时就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泰戈尔本人是怎样对待翻译的韵律问题的。据说泰戈尔所写的孟加拉语诗歌“原作充满了微妙的韵律，不可翻译的轻柔的色彩以及创新的格律”，而他用英语翻译的自己的诗歌却很多是不押韵的散文体。他在《散文诗和自由体诗》里说：“我一时兴起，把《吉檀迦利》译成了英文，我的译文得到了当时著名的英国文学家们的承认。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文学的一个贡献。《吉檀迦利》的英译本受到了赞扬，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我觉得赞扬言过其实了。我是个外国人，在译文中韵押得不对，格律也不齐。但总算他们感受到了我诗中的激情。应当承认，他们是对的。我觉得，我的诗并未因为用散文形式译出而有所失色。假若我是用诗的形式译出的话，那么可能会令人感到不足和不可取。”（见倪培耕、陆宗荣等译《泰戈尔论文学》）
其实，押韵对某些诗歌来说是“锦上添花”，如果一味追求押韵而歪曲了本意，那只是舍本逐末而已。《红楼梦》里香菱学诗，林黛玉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所以有时候“意”到了，“韵”不到又何妨？写诗如此，翻译亦如此。郑振铎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不押韵，冯唐的“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押了韵，但前者不押韵得其意也无伤大雅，后者虽押韵失其意却有辱斯文。
（《飞鸟集》第十三首）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冯唐之失，终究却不在押韵，在于其个人色彩太浓，“有我之境”太强。冯唐说：翻译的“有我”之境，不只是译者的遣词、造句、布局、押韵，更是译者的见识、敏感、光明、黑暗。
可好多人读到的冯唐之境界，却仿佛在拉低泰戈尔的层次。没错，翻译是属于再创造，无法摆脱主观因素，但真正的翻译也不是随心所欲的。翻译家应力求降低误导性，追求与原作“意韵”的契合，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无我之境”。
冯唐加入了太多“有我”的东西，他自己也说“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中增加的，仿佛酒倒进杯子。”问题是倒酒人倒的是不是酒呢？——并不是所有人爱喝加进可乐的红酒。
（徐悲鸿绘泰戈尔）
我们还需要新译本吗？
要品尝美酒，我们得有个好舌头。欣赏外语诗歌，如果自己懂得原诗的语言，那是最好不过，那么，在国人英语水平总体提高，以及已有多种译本在先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新的译本吗？
到底还是要感谢冯唐先生，因为它不仅让《飞鸟集》重热，还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
1、懂外语不一定能理解外语诗的含义；
2、好诗更是可以多解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3、权威和捷足先登者，不代表完美，长江后浪推前浪。
4、翻译经典并非拾人牙慧，炒冷饭，经典就是经典，值得玩味再三；
5、泰戈尔大师也不知道谁真正理解他，也许是百年后的某个你我他，各自体会了其中几句诗的深意。
（读书的泰戈尔和年轻人在一起）
其实只要是翻译，都难免有问题，董友忱先生讲，“翻译是永远留有遗憾的一种工作”，“翻译工作永远也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然而《飞鸟集》的某些名家译本也都出现了低级错误，在意韵和境界上更难与泰翁原作齐肩，难道读者就不能有更好的选择？鲁迅说，我国文字有三美：意美，音美，形美，咱们这么美的文字，就不能把如此经典的《飞鸟集》译得更准更美？
（翻译，就像《飞鸟集》第232首诗所写的情形。）
不知道有多少读者期待更好的新译本？不仅是《飞鸟集》，还有与《飞鸟集》堪称双璧的《流萤集》。。。。。。——新译《飞鸟集》《流萤集》等作品，不是为了打着泰戈尔的招牌打擂台——就像泰戈尔在《人的宗教》里说：“艺术是人的创作灵魂对最高真实的召唤的回答。”——也许会有译者听见泰格尔的召唤。即便缺少读者，相信也有新的译者做出交代，出于对经典的致敬，对伟人的感怀。
最后，为了表达对泰戈尔的敬意，笔者还是用泰戈尔自己的诗来结束本文——请他用他的伟大和爱来照耀我们。
（《飞鸟集》第176首）
（《飞鸟集》第280首）
文峰学士
2016年08月07日写于重庆
邮箱：41345457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