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歧路听桥微信公号 作者：马丁·雅克，听桥/译
摘要：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同意，“我们不应太多基于国际视角来思考，而应更多集中精力处理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并且，首当其冲者，不平等问题将继续驱使人们反对高度全球化。
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回归1950年代的美国，那时距离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为时尚早。图：H. Armstrong Roberts/Retrofile/Getty Images
2007至2008年间的西方金融危机，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但其直接后果并不显著，这令人惊讶。这次危机令长期盘踞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饱受质疑，但新自由主义看来已摆脱困局，大体而言毫发无损。银行获得了救助;大西洋两岸几乎未有任何银行家因他们的罪行而遭到检控;并且，他们的举动所造成的代价由纳税人适时偿付了。随后的经济政策几乎完全有赖于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尤其如此。那些政策已告失败。西方经济早已陷入停滞，目前正趋近失去的十年，尚看不到停滞的终点所在。
差不多九年之后，我们终于开始收获金融危机的政治恶果。但新自由主义何以能勉力支撑，实际上毫发无损如此之久?即令未能经受住真实世界的考验，给世人留下的是七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但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新自由主义依旧是舞台上的唯一主角。右派、中间派和左派政党早已接纳其基本原理，新工党(New Labour)恰是典型例证。它们并不知道其他任何思考和行事方式：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常识。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论，新自由主义曾掌握霸权。但那种霸权未能挺过真实世界的考验，将来也挺不过。(新工党指1990年代中期到2010年早期的英国工党。安东尼奥·葛兰西生于1891年，卒于1937年，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译注)
不平等剧增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更广泛政治后果的最初迹象，在指向银行、银行家和企业领袖的公共舆论的转变中显而易见。有十年时间，他们不可能做错事：在教育、健康以及似乎任何其他领域，作为我们时代的模范人物、人们默认的优中选优的麻烦解决能手，他们备受赞誉。但如今，他们的命运，连带政治精英阶层的命运，都骤然下跌。金融危机的影响会削弱人们对统治精英能力的信任和信赖，这标志着更广泛政治危机的开始。
这一政治危机在大西洋两岸均极度凸显，而造成危机的原因，远较仅仅是金融危机和过去十年间事实上流产的经济复苏更加深刻。它们直指新自由主义事业的核心，这项事业可以回溯至1970年代晚期以及里根与撒切尔政治上的崛起，并且彻底拥抱了关乎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市场理念。在1990年代的美国和1986年的英国，萧条时代的银行业监管体系遭到废除，这样就催生出2008年危机爆发的诸多条件。平等遭到嘲弄，滴涓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理念受到称颂，政府被谴责为市场的束缚力量且其规模适时遭到缩减，迁居受到鼓励，监管遭削减至最低限度，减税措施得以推行而企业逃税之举被无视。
理当留意的一点是，征诸历史的标准，新自由主义的这一时代并未留下特别辉煌的记录。战后西方增长最富于活力的时期是战争结束至1970年代早期，也就是福利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当时的增长率是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两倍。
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创了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摄于1984年。图：Bettmann Archive
但新自由主义时期迄今最具有灾难性的特征却是不平等的剧增。直至最近，这一点实际上遭到无视。但不平等假如不是大西洋两岸最重要政治议题的话，也已成为美国最惹人注目的政治议题之一。无他，正是不平等驱动着政治上的不满，这种不满眼下正在席卷西方。考虑到统计上的证据，不平等问题遭无视达如此之久，是令人困惑甚至是令人震惊的;解释只能来自新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彻头彻尾的霸权。
但如今，现实打碎了新自由主义的如意算盘。1948至1972年间，各阶层的美国人都经历了非常相似而且可观的生活水准提升;1972至2013年间，最底层的百分之十美国人经历了真实收入的下跌，与此同时，最顶层的百分之十美国人生活得比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要优越。在美国，全职男性工人如今的中位数真实收入低于四十年前：最底层的百分之九十美国人的收入已经停滞不前超过三十年。
并不非常陌生的图景也出现在英国，并且自金融危机以来，问题已变得愈发严重。平均而言，2005至2014年间，二十五个高收入经济体中，有65%至70%的家庭经历了真实收入的停滞或者下滑。
原因不难解释。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已被以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工的方式系统化地预先安排好：国际贸易协定在高度秘密状态中拟定，企业参与其中而工会和公民被排斥在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只是最新的例证;工会遭到政治和法律上的攻击;在美国和欧洲，大规模迁居受到鼓励，这削弱了国内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对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进行任何有效再培训的举措以失败告终。
如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业已证明的那样，在对抗性压力付诸阙如的情形下，资本主义天生趋向于增加不平等。1945年至197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冷战竞争可以说是最大的那种约束性力量。自苏联解体以来，那种约束性力量不复存在。但随着大众的反感日渐增长，无可遏制，这样一种赢家通吃的制度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持续。(托马斯·皮克迪是法国当代经济学家，著有《21世纪的资本》。——译注)
摘要：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同意，“我们不应太多基于国际视角来思考，而应更多集中精力处理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并且，首当其冲者，不平等问题将继续驱使人们反对高度全球化。
唐纳德·特朗普寻求回归1950年代的美国，那时距离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为时尚早。图：H. Armstrong Roberts/Retrofile/Getty Images
2007至2008年间的西方金融危机，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但其直接后果并不显著，这令人惊讶。这次危机令长期盘踞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饱受质疑，但新自由主义看来已摆脱困局，大体而言毫发无损。银行获得了救助;大西洋两岸几乎未有任何银行家因他们的罪行而遭到检控;并且，他们的举动所造成的代价由纳税人适时偿付了。随后的经济政策几乎完全有赖于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尤其如此。那些政策已告失败。西方经济早已陷入停滞，目前正趋近失去的十年，尚看不到停滞的终点所在。
差不多九年之后，我们终于开始收获金融危机的政治恶果。但新自由主义何以能勉力支撑，实际上毫发无损如此之久?即令未能经受住真实世界的考验，给世人留下的是七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但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新自由主义依旧是舞台上的唯一主角。右派、中间派和左派政党早已接纳其基本原理，新工党(New Labour)恰是典型例证。它们并不知道其他任何思考和行事方式：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常识。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论，新自由主义曾掌握霸权。但那种霸权未能挺过真实世界的考验，将来也挺不过。(新工党指1990年代中期到2010年早期的英国工党。安东尼奥·葛兰西生于1891年，卒于1937年，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译注)
不平等剧增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更广泛政治后果的最初迹象，在指向银行、银行家和企业领袖的公共舆论的转变中显而易见。有十年时间，他们不可能做错事：在教育、健康以及似乎任何其他领域，作为我们时代的模范人物、人们默认的优中选优的麻烦解决能手，他们备受赞誉。但如今，他们的命运，连带政治精英阶层的命运，都骤然下跌。金融危机的影响会削弱人们对统治精英能力的信任和信赖，这标志着更广泛政治危机的开始。
这一政治危机在大西洋两岸均极度凸显，而造成危机的原因，远较仅仅是金融危机和过去十年间事实上流产的经济复苏更加深刻。它们直指新自由主义事业的核心，这项事业可以回溯至1970年代晚期以及里根与撒切尔政治上的崛起，并且彻底拥抱了关乎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市场理念。在1990年代的美国和1986年的英国，萧条时代的银行业监管体系遭到废除，这样就催生出2008年危机爆发的诸多条件。平等遭到嘲弄，滴涓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的理念受到称颂，政府被谴责为市场的束缚力量且其规模适时遭到缩减，迁居受到鼓励，监管遭削减至最低限度，减税措施得以推行而企业逃税之举被无视。
理当留意的一点是，征诸历史的标准，新自由主义的这一时代并未留下特别辉煌的记录。战后西方增长最富于活力的时期是战争结束至1970年代早期，也就是福利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当时的增长率是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两倍。
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创了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摄于1984年。图：Bettmann Archive
但新自由主义时期迄今最具有灾难性的特征却是不平等的剧增。直至最近，这一点实际上遭到无视。但不平等假如不是大西洋两岸最重要政治议题的话，也已成为美国最惹人注目的政治议题之一。无他，正是不平等驱动着政治上的不满，这种不满眼下正在席卷西方。考虑到统计上的证据，不平等问题遭无视达如此之久，是令人困惑甚至是令人震惊的;解释只能来自新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彻头彻尾的霸权。
但如今，现实打碎了新自由主义的如意算盘。1948至1972年间，各阶层的美国人都经历了非常相似而且可观的生活水准提升;1972至2013年间，最底层的百分之十美国人经历了真实收入的下跌，与此同时，最顶层的百分之十美国人生活得比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要优越。在美国，全职男性工人如今的中位数真实收入低于四十年前：最底层的百分之九十美国人的收入已经停滞不前超过三十年。
并不非常陌生的图景也出现在英国，并且自金融危机以来，问题已变得愈发严重。平均而言，2005至2014年间，二十五个高收入经济体中，有65%至70%的家庭经历了真实收入的停滞或者下滑。
原因不难解释。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已被以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工的方式系统化地预先安排好：国际贸易协定在高度秘密状态中拟定，企业参与其中而工会和公民被排斥在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只是最新的例证;工会遭到政治和法律上的攻击;在美国和欧洲，大规模迁居受到鼓励，这削弱了国内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对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进行任何有效再培训的举措以失败告终。
如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业已证明的那样，在对抗性压力付诸阙如的情形下，资本主义天生趋向于增加不平等。1945年至197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冷战竞争可以说是最大的那种约束性力量。自苏联解体以来，那种约束性力量不复存在。但随着大众的反感日渐增长，无可遏制，这样一种赢家通吃的制度在政治上变得不可持续。(托马斯·皮克迪是法国当代经济学家，著有《21世纪的资本》。——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