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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镐（1910—1949）。早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军衔。1943年，受军统局长戴笠派遣，潜伏南京，活跃于汪伪政府上层军界中，专门负责情报联络工作。1946年，周镐被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徐楚光策反，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经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批准周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1948年淮海战役时，周镐奉命策反国民革命军刘汝明部起义，不幸被刘汝明、孙良诚出卖而被捕，1949年1月在南京牺牲。
潜伏南京编辑1943年初，周镐身负戴笠重托，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再由军统局京沪区区长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安徽南陵。然后，周佛海内弟杨惺华委派汪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将程克祥、周镐等人秘密接来南京。程克祥转道上海，而周镐及译电员李连青则被安顿在南京评事街一位与重庆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家里，等候周佛海的接见。时间一晃半年，周佛海却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周镐乍到南京，人生地不熟，半年闲居使他有空到大街小巷四处转悠，也借此机会认识并结交了一些朋友，包括后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时任汪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军官的徐楚光，后来成为他随从副官的南京市车辆管理委员会职员姚紫云等人。在熟悉了周围情况以后，周镐就在长江路174号另租了一处房子，从评事街搬过来独住。1943年7月的一个下午，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据周镐后来说：周佛海之所以此时接见我，完全是因为他家中原来的地下电台暴露，无法与重庆进行电讯联络才予以安排的；同样，周佛海半年多时间按兵不动，也正是他观察动静的时间。原来周佛海的官邸－－西流湾8号的地下室，早有一部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台，这是在 1940年夏，周佛海领导下的汪伪特工部门破获的一架军统地下电台。说来也挺有趣：这架电台被破获后，在周佛海的控制下，沿用原来的呼号密码，继续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络”，互通“情报”，竟有一个多月，重庆方面未察觉出来，待军统方面发现破绽后，拟停止电台工作。可周佛海岂愿轻易放弃这个与重庆接上关系的机会。9月11日，他亲拟一电文，请戴笠转呈蒋介石，电文措辞十分亲切诚恳。戴笠正需要在汪伪政权中物色一重要人物作为争取对象，双方利益相关。此电文拍发后不久，在军统的默认之下，周佛海将这架电台由扬州路迁往自己的官邸西流湾8号。为表示自己的态度，电台仍由原来军统人员掌握，由他供给情报和工作人员的吃穿费用。周佛海当初与重庆方面发生关系，是得到日本侵华当局默许和私下支持的。但他背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在自己控制下的特务系统里另搞一套，这是日、汪意料不到的。特别是1942年以后，周佛海除电台往来外，还秘密和戴笠互派使节。重庆、南京之间往来过于密切，这当然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特别是国民党和汪伪特工有接触的时候，互有摩擦，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首当其冲的是，周佛海西流湾8号家中的地下电台被日本情报机关侦察出来，并受到监视。当这一情况由周佛海的日语翻译彭盛木(台湾人、军统特务)透露给周佛海时，真令他吃了一惊。周佛海没想到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电台也受到了日本特高科的监视。他不露声色来往应酬，像无事一样，暗地里却紧张地一面布置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从扬州路住处撤离，一面考虑家中电台的处置办法。在一时无可靠转移之处时，又果断地决定毁掉电台。以无意失火为幌子，让自己的官邸与电台一起付之一炬。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又烧掉了日本人对自己怀疑的祸根。周佛海在其1943年1月11日的日记中，曾对此次官邸失火有记载。事后，周佛海又不厌其烦地写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题为《走火记》，叙述此次官邸失火的经过和感想，刊登在汪伪中宣部次长章克主办的《大公》半月刊1943年1月号上，静观社会舆论和日本人的反应。过了几个月时间，人们淡忘了失火之事，日本人也无什么动静；周佛海才决定召见周镐，并将这一内幕情祝请周镐转告戴笠。
周佛海派人从周镐处取出电台，运往上海放在其内弟杨惺华的一处秘密地点，由重庆方面另行派来译电员并携带新的密电码和呼号进行工作，随周镐同来南京的军统译电员李连青，被安置在南京商会里做了个小职员。这部电台之所以不放在南京而要安在上海，周佛海当时是有考虑的。他认为，南京的日伪情报机关多，稍有疏忽就会危及自己；而上海十里洋场，五花八门的电台很多，利于隐蔽；沪宁之间，交通方便，火车当天即可往返，情报递送是十分及时的。不久，周佛海将周镐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周镐立刻走马上任，同时开始着手组建军统南京站。1937年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曾建立过南京区，并置有电台，但南京一沦陷这个组织就叛变投敌了。以后军统在南京的组织，规模都较小，也不敢怎么活动。周镐重新建立的南京站，下设八个组，是按当时南京的区域划分设立的，活动各有侧重。每个组设联络员(组长)，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只与周镐本人或其副官发生关系。约至1943年底，南京站组建完成并开始活动，周镐任站长。沈三北、刘振汉、张作安、杨叔丹、王捷三、洪侠等人为组的负责人。军统南京站系沦陷区的大站，周镐身负重任，被戴笠提升为军统少将，成为军统内的高级特务之一。周镐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首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其程序是周佛海将情报交周镐派交通员送往上海程克祥家里，然后由程转到杨惺华家里，再由电台发往重庆军统局，由戴笠亲自转给蒋介石。这是周佛海与重庆方面的重要热线之一，接近抗战胜利时，周佛海和周镐更是频繁地亲自往返于沪宁之间，和重庆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少将身份(后来为了方便起见，周佛海又给其搞了个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议虚职)，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以及刘夷、张海帆、洪侠、崔象山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替军统争取他们，收集他们提供的情报。周镐在南京汪伪军界上层人物中十分活跃，他广交朋友，就是共产党方面的朋友也照常结交。新四军二师派杨叔丹的弟弟杨天到南京活动，周镐知道了，专门到杨叔丹家去看望他，表示对新四军钦佩向往之意，交谈十分投机。日常生活中，周镐虽然掌握着军统大量的活动经费和金条，却从来没有私自挪用过，哪怕是只做一套衣服。他的工作作风比较严谨，烟酒不沾，他对部下常常叮嘱：“我们是在沦陷区，万事要小心。个人生命事小，抗日工作事大。”所以他工作从未出现过什么差错，因而深得戴笠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