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下面我想再谈谈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法很多，我在这里想着重谈及的是学科交叉的方法。学科交叉是20世纪科学研究的重大特点之一，历史学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在20世纪方始兴起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可以说适逢其会。

就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而言，我感到语言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相关学科。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的先行学科，它的发展往往推进了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语言学的发展推进了历史的研究，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体上说，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密切关系集中地表现在采用语言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

基本要求已明，那末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去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当一种文字记载外来的、异族的事物时，常常采用音译的方法。这种音译的词汇涉及人名、族名、国名、地名、宗教名称、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名称，等等。在经历若干世纪以后，它们往往不为人们所了解。而且，在中国文献中，有些外来词汇，中文中开始用音译，音译的用字又往往不一；后来再改为意译，原来的音译写法却渐渐地不为人知，如淡巴菰／谈巴菰／淡婆古——烟草、梵哑铃／梵哦玲／伐乌林／繁华令——小提琴之类。研究历史时，遇到这类词汇，史料就弄不明白，研究会陷入困境。反之，如果能对之作出正确的解释，那末研究工作便会取得进展，有时候它可能正是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

如异族对中国的称谓大体有四个，īnī／īnae可与“秦”勘同，Serice／Seres可与“缯”或“丝”勘同，Cathay／Κнтай可与“契丹”勘同，以及Taughast／Tabghac可与“拓跋”勘同，就是著名的例子。

我在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时已经接触和开始使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后来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这个方法使用得更多。前文说的“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直接移用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主要的就是指这个方法。实际上，我在撰写多数论文时都运用了“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它使我有可能最后将这些论文写了出来。在这样反复实践以后，我感到在运用这种方法时，除了韩先生提出的三条要求，还可以注意到：一、要将对词汇的“审音和勘同”与对史料的分析缜密地结合起来；二、对于某些特定的语词，不仅要审音，而且要考察其词义的演变。三、甚至对于表面上含义不同的词汇，要考察它们在历史上的特定的联系。在《辽与“大食”》一文的末尾，我写出这样的认识和感受：“对于单一概念的研究是人们探寻历史演变真相的方法之一。现在我们发现‘大食’与‘回回’这两个单一的概念汇合在一个点上，而且它确实含有历史活动及其意识表现的某种内容。对此，我们真感欣然不已。”后来，我又在《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的末尾这样写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特殊语词的研究有时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今天我们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各种语言中的特殊语词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许多具体面貌，从而将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学人们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解决了许多历史研究中的难题，使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更加确切和充实，也使历史研究本身更加深入和开阔。还可以这样说：一个注意到语言学比较研究方法的学人自会独具慧眼，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更多的问题，更有可能品尝“预流”之果，登入学术的堂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