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人遗产：议会

日耳曼最先建立文明的地方是法国，日耳曼人的体制也最先在法国发展开来，而日耳曼人所建立的体制，也就是封建制度。
当穆斯林入侵西地中海后，整个西地中海都被穆斯林的海上袭击所封闭，接下来西欧进入了财政衰退期间，与经济恶化，随之而来的解决方法就是封建制度，西欧的罗马化中断，所谓没有穆罕默德，也就没有查理曼。

希腊与罗马的法律，或曰习惯法，是长子继承制度，而日耳曼诸民族恰恰相反，为均分制度，当加洛林诸王以日耳曼习惯法为原型确立分封建制度之后，这也就为日后三分法兰克帝国的局面埋下了伏笔，事实上早在墨洛温时代，这一现象就早已产生。
比起一切尽数归长子继承的罗马希腊，即使是萨利克法典明确后，日耳曼诸国依旧会分封一些次要的土地给予自己的小儿子们，这样从客观上讲，也促进了贵族与王权的对抗。

随着商业，手工业以及宗教的发展，手工业者，商人，朝圣者在多个地区发生聚集，也就产生了城市。随着城市的兴起，法兰西出现了行会（guildes），顾名思义，拥有相同属性的人，比如同样来自某个地区的商人组建了商会，相同职业的人组建了生产者行会，包括一些相同血亲的人组建了兄弟会，行会本身是一个排挤外部人员的组织，而内部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Commonwealth），行会排斥外来人。而内部，他们则用一切办法去获取法律地位，当然也有法律特权，随着行会的壮大，城市也就因此壮大。
勒芒是欧洲最早产生大规模行会的城市，于1070年成立了城市公社，而与此同时，领主也对城市进行商业税收缴。

而随着公社的壮大，城市内部的自治共同体不可避免的与领主们产生了矛盾，与一般构想的不同，并不是所有城市的特权都是与领主对抗所得来的，不少城市的领主本身也是城市商业的参与者，这种现象在旧有的罗马体制保留的较为完整的南部尤为突出，普罗旺斯地区的阿尔勒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该城市的领主和骑士们主动参与商业，他们本身也是市政厅的一部分。
随着城市共同体与领主产生了矛盾或是共同利益，他们也就通过斗争或是合作从领主那里得到了自治许可，被称为“自由宪章”。
“城市使人自由。”

“城市使人自由”，这句话并不准确，不同城市的“市民”并不是一样容易可以获得，有的城市只需要有工作就可以成为市民，有的需要地产，有的只需要居住一年，还有的唯一的成为市民的方式就是与市民结婚。
但是总的来说，城市是中世纪的一盏明灯，是无数农奴心中自由的灯塔，这大抵是不错的。
而正因为法兰西领主地位的强大，与王权的弱小，这才是城市兴起的最根本原因。在近畿地区，法兰西岛，人口早就超过10万，乃至达到20玩的巴黎，从未有过自治特权，而一些法国中部的不过500人的小城市，却是自由的世界，原因也是很简单，很多小贵族并没有能力抵抗市民的扛税，而法王又无法越过小贵族直接统治这些小城市，这才造成了自制都市的兴起，一些大城市，比如巴黎来说，因为领主是国王，或是公爵，他们从未自由过。
在东方，君士坦丁堡这样的五十万人的大城市或是塞萨洛尼亚这样的商业之都，因为缺少西欧独特的封建制度，其城市自治也有无从谈起。

而随着市民阶级的扩大，市民的力量也成为了法王的工具，市民的敌人从来不是法兰西岛特首，而是企图控制他们征税权的领主，而国王的敌人也从来不是这些与他毫无关系的市民，而是贵族。
日耳曼人早就有部落协商的传统，遑论是英格兰还是德意志或是法兰西，平等主义一直是日耳曼人所带来的，早在十三世纪，菲利三世就多次与贵族协商政策，以换取全国范围内的和解。在1302年，为了对抗教皇Boniface VIII，菲利四世召开了会议，以期能在全国得到一个相对统一的意见。而不幸的是，会议中的两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往往都倾向于教皇，于是菲利四世想到了和贵族之间矛盾深刻的第三等级——市民，将市民代表们也加入进了传统的日耳曼封建会议，这个会议被称为三级议会。
于是，在法国，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联盟，国王与市民的联盟，对抗教会与贵族，以此，获得了政治平衡，但是也因此为未来埋下了伏笔，随着市民权力的逐步扩大，国王的权利也得到“盟友”市民的支持而逐步扩大，当贵族和教会的权力被削弱至极点的时候，逐步崛起的市民与王权至上的国王的对抗将正面到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三级议会是今日法兰西国会的雏形，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便是日耳曼人的遗产。

（历史上最著名的那次三级会议）
而在北方，曾经名为阿尔比昂的大岛上，日耳曼人的遗产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焕发出新时代的曙光。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一同乘风破浪，渡海西进，夺取了凯尔特人的土地，建立了七大王国，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埃塞克斯（Essex），威塞克斯（Wessex），美西亚（Mercia），肯特（Kent）、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和萨塞克斯（Sussex）。
和他们罗马化的法兰克，勃艮第亲戚不一样，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们很快就在英格兰建立了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纯粹的日耳曼封建制度，部落首领们将土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自由民，并且不允许进行任何土地买卖，这就是原始的日耳曼分封制度。随后的日子里，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战士们可以获得更大的封地，与此同时，他们要承担马屁与高级武器，有义务与国王一同作战，这样就形成了国王-高阶武士-自由民式样的特色封建制度。不过很快，在英格兰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农奴，毕竟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可以与经济趋势所抗衡。
而这一切原始的生活，都被另一个日耳曼部族给改变了。

（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

当另一群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的渡海来到英格兰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现他们完全无法招架这群人，这群人叫诺斯人（Norsemen），来自日德兰与斯堪迪纳维亚，在法国他们则被称为Normans，诺曼人。
诺曼底人就这样带来了“文明”，他们将加洛林诸先君所创立的封建制度带到了阿尔比昂，郡（Shires）成为了英格兰最大的单位，而不是之前高阶武士所拥有的伯爵领（earldoms）。
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伯爵在自己的领地之外依旧拥有法院审判权的权威。他们负责帮助国王收取税收，并且他们有一个"third penny"，第三便士的说法，是指他们可以获得所收纳税收的三分之一。一些郡组合成一个很大的行政单位，也就我们上面提到的伯爵领，当然是伯爵统治整个伯爵领。伯爵领非常庞大，在忏悔者爱德华时期，那些庞大伯爵领的名字：威塞克斯、美西亚、东盎格利亚，这些名字是七国时代那些庞大王国的名字！

（英格兰七国）
而随着诺曼征服，威廉一世沿用了伯爵（earls）这个爵位来进行统治。有趣的是，因为取消了伯爵领，改为了郡（Shires），于是伯爵只能管理郡，而比起东昂格利亚这样的大型伯爵领，郡就要小的多了。郡是最大的单位，没有比郡更大的行政单位，郡也就变成了“counties”，英语里的“县”——今天英国最大的行政单位，同时也是美国州之下最大的行政单位，也就是诺曼人和法国人所谓的“伯国”（Country，国家）。

（1844年行政体制改制之前的传统英格兰的郡，粉红色是王领或者“公国”，而红色的则是郡，橙色为“曾经是郡的地方”）
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这一点无足轻重，最重要的一点是，诺曼征服后，伯爵没有了税收的权利，更没有了领地之外的额外的法律权利。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伯爵没有了税收权利后，税收交给治安官（Sheriff）来进行收缴，治安官往往由郡县内德高望重之人来担当，控制一整个郡的治安官被称为高阶治安官（High Sheriff）。早期的治安官由国王任命，这一套体系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体现，今天的美国，英国，加拿大依旧保留了治安官这一概念，用于基层自治，简单的说，一个治安官既是村长，也是警长，今天英美的很多的小镇，由于规模较小，治安官不单单是警长与村长，同时还是整个政府，因为他根本没有其他手下了。这种只有一位治安官维护和平，收缴税收的情况在美国的大农村是最寻常不过的了，而当面临危险时，他们也要第一个挺身而出，匡扶正义。
这样也就十分有趣了，因为和法国不一样，英国的伯爵不能够收缴收税，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男爵的封君，仅此而已。而反过来，对于自治市来说，他们并不需要向领主负责，他们的税收是由治安官所收缴，而不是伯爵或是男爵。
这样一来，权利，义务就混乱了。在法国，市民的敌人是领主，因为领主收缴他们的税收，而在英国，则是治安官——也就是国王。对于贵族来说，在法国，他们要同时面对市面阶层和国王，而英国的市民阶层与贵族的矛盾并不大，而因为诺曼征服后形成的巨大王权（一个没有较大的公爵的，将伯爵领拆散的，剥夺了贵族收税权和法外特权的国家，在百年战争之前都可以说该国王权远远大于法国。），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与拥有强大王权的英王对抗。1199年，当狮心王刚刚战死沙场的时候，英国拥有全欧洲除拜占庭之外最为强大的王权，而这强大的王权也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在贵族头上，使得英王不能像法王一样温水煮青蛙慢慢剥夺贵族的权利，最终，引发了诸侯战争，导致了大宪章的签订。
英王必须时刻注意贵族与市民的矛盾，一旦贵族与市民的矛盾小过这两者与国王本身的矛盾，英王将面临灭顶之灾，典型就是查理一世和他倒霉的孙子詹姆士二世。
而当贵族与市民的矛盾大过国王与他们的矛盾，那么国王就可以随意飞扬跋扈，就如亨利八世时期一样，加尔文主义的市民坚定的站在了国王这一边，也因此国王可以随意剥夺教会地产与贵族权利，但是一旦市民背弃了国王，那么国王的统治也将走到尽头。
也因此，诞生了英格兰特有的“三级共治制度”，被后世称为“阶级共治”（Hierarchical governance），当然，法国的三级议会同样是阶级共治。
而正因为与法国一样需要面的阶级矛盾，英格兰同样有自己的议会，也就是英国国会的雏形。诺曼王朝时期，带来英国的除了封建制度外，还有与封建制度相匹配的法兰西非正式议会，在英国被称为Magnum Concilium。大议会。
与上文所提到的，三级议会前的法兰西议会一样，这种非正式的会议并无市民阶层，乃至骑士阶层参与。参与者只有教士和领主，准确的说，这是一个贵族议会，而且大议会本身的权威并不如后世的英格兰议会，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英王听取“长着的建议”的会议，与罗马后期的元老院一样，如果英王一定不愿意听从会议的建议，大体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仅仅是大体上，不然为何会有诸侯战争与大宪章呢？

与东方的拜占庭不同，英格兰，法兰西国王的权利从来没有像拜占庭那样庞大，也因此，无论是什么时期，哪怕是三级议会与英国议会出现之前，两国都有独特的非正式议会制度，尽管并没有强大的法律约束力，但是毕竟，“长者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
而当大宪章之后，英王权利一下子从欧洲拜占庭之外最大的王权变成了欧洲最小的（之一），独大的王权失去之后，国王考虑的，则是分权与制衡，就像法国那样，也如前文所提到，为了利用贵族和市民的矛盾，英文便召开了包括第三阶级，市民在内的议会，而英国召开议会远远比法国要来的早。
大宪章签订之后，英王没有了随意扩大王权的权力，但是英王并不买账，亨利三世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资助教皇英诺森四世在西西里的战争，而资金则来自英格兰贵族们。这件事使英格兰的伯爵们很不开心，蒙德福特成为提出重立大宪章的首领，要求国王与伯爵议会分权。 1258年七名大伯爵迫使亨利同意牛津条例，牛津条例要求国王十二人与贵族推选十二人，形成二十四人委员会来进行投票决定，以取代国王的专制。同时要求建立一个国会（后世上议院）来监视伯爵议会（下议院）的讨论结果。不过很快国王就对牛津条约不满，于是乎，第二次诸侯战争开始了。

第一次伯爵战争与第二次伯爵战争，前者为反王党获胜，后者则为保王党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