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永民五笔字型》的命运
表形码没有好消息。后来听说国家科委成果局发文向全国推广五笔字型,陈爱文、陈尚农、蒋文钦等到科委成果局提反对意见。科委干部认为“你说自己的编码比五笔字型好,要拿出文章来。”于是,陈爱文和蒋文钦花了几个月时间,写出了《评王永民五笔字型编码》,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陈爱文只会写文章做学问。他的朋友胡双宝在北大出版社工作,知道他的文笔,愿意帮他出版,讲好是自费印刷,出版社出一个书号,写好后即印刷。胡双宝大概跟社长打过招呼,却没有订合同,当即印好了一万本。还没有上《图书新书目》销售,就碰上汉字编码委员会开会。陈爱文在会上分送了三百本。
王永民知道后,马上来了个《紧急照会》。此《照会》首先把自己吹了一通,说自己是“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等等,似乎批评了他的五笔字型就十恶不赦。《照会》说《评王》指出“王码认为字根不能有客观标准,只能由设计人‘精心筛选’,让用户去逐个记忆”、“王码拆字法对识字教育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等,都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王永民还弄来一张新闻出版署的便条,要求立即封存。据说《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也给出版社打电话进行威胁。社长害怕王永民的势力,就推说此书没有获得许可,是责任编辑擅自印刷出版的,表示愿意封存,并负担印刷费用。现在想想,这可能是个骗局。北大出版社将书运走后,《科技日报》刊出了一则消息,说陈爱文盗用书号搞非法出版物。湖南有个《发明者》的小报刊载了一篇《假批评,真玷污》的文章,攻击陈爱文“玷污了五笔字型”。
像王永民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做生意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演什么戏。这个时候,五笔字型正在向全国展开。所以他使尽力气,不择手段压住表形码。《评五笔字型编码》所写的全部是学术问题,没有半点人身攻击。但在那个混乱时期,谁也说不清。王永民则由于突然发财,更表现出生意人的机智。当此之时,需要硬碰硬了,陈爱文却偃旗息鼓,认为王势大,吃他不下。陈爱文在与王永民的“斗法”中以失败告终。
王缉志(前四通集团执行副总裁)的《关于表形码的一段往事》(文章节选)
我也不想去评判输入法的优劣。但是当时我看了该书很受启发,随后我试用了一下表形码输入法,发现的确很容易学会和记住。于是我做了一件今天看起来是很愚蠢的事情,那就是在王永民来四通我办公室谈事情的时候,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他,同时我说,这位陈爱文先生对你的输入法做了大量的分析点评,你不妨看看。他拿起书,简单翻看了一下,说“我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怕批评”。但是过了若干天,发生的事情使我很意外。先是我在报纸上看到有消息说,陈爱文写了书对全国劳动模范王永民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王要求为陈出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立刻把书都封存起来。我翻看这本书,没有看到有什么可以算得上人身攻击的地方,当然,有的话说得有点刻薄,但都是摆明事实的,是对事不对人的。随后,再次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书店里这本书被撤下柜台,北大出版社也连忙发表道歉声明,说该书的出版并未获得批准,只是责任编辑的个人行为。
当时,五笔字型输入法是四通打字机的可选件,就是说,如果装它,就要另加费用,销售所得四通和王永民双方分成。事实上五笔字型销得很好,所以这个输入法的经济效益很好。当时,陈尚农也来找我谈合作,要把表形码作为另一个可选件。因为陈他们没有经济实力,但是我又很看好表形码的未来前景,所以我和他们起草了一个合作合同,规定在前期开发阶段,公司每个月给他们提供2万元的资金。合同起草好后,我请示了段总,段总表示可以签,我就以公司副总的身份签了该合同。但是到第一个月该付款的时候,财务拒绝付款,我问为什么,财务说段总不批准。因此,该合同就变成了一纸空文,我也极为不快,方明白我的所谓副总也只是摆摆样子的。陈尚农直接找到段总要钱,解释说表形码比五笔字型要科学得多,段总对他说,我们要的是市场,不是科学。就这样,表形码在四通的机器上碰了壁,至今我都觉得很遗憾。
陈爱文常常把想像当作事实,深陷于表形码能发大财这个泥坑而无法自拔。由于自己经营的失败,在北京与许多单位合作都没有成功。他仍然相信表形码好,认为只有大投资,才有大收获。他误以编码为商品,想以它获利。赵红洲说:“陈爱文是搞学术研究的人才,不应该做生意。他缺乏商人的气质。”
表形码的发明人陈爱文先生于2015年3月30日在温州病逝,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