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的春季,我正坐在伦敦南区的一个诊疗所靠窗边的病床上,听着达西 · 凯里女士殷勤的、漫无边际的闲谈,“……哦!不幸的先生,但愿您的失忆症不会为您带来可怕的副作用,上帝保佑您……”她喋喋不休地说道,用天主教徒“经典”地手法从前额往下、左肩向右划着十字。
“我想我需要休息了,凯里女士。”我盯着她油光满面的脸,直至她听懂我的话中之意。
“啊!当然!当然!先生!请好好静养,我就先告辞了!”凯里女士将绷带、脱脂棉等零碎的东西收拾到托盘上,然后迈着慌乱可笑的步伐走出病室。当然,她没忘记道句“晚安”。
我的主治医师告诉我的病情已恢复的差不多了,后日便可出院。而这个女人却一再拖延时间——自从她知道我的姓名与身份之后就一直对我讨好谄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