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他在求学时和同学们同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还因为激烈地争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 然而。中国的封建势力异常顽固、异常强大，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便得苟且偷安，混混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他由一个激进者而退化为一个落荒者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年在与同学争论改革中国方法时，他若不是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是不至于与同学打起来的，而这“打起来”，正表明了他的激情升腾到了何等狂热的程度，及至悲叹“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他也就自然分外失望。过分的失意使他堕入颓唐。

吕纬甫已在政治上变得颓唐了，但从他做这两件小事的情况来看，他毕竟还是一个具有善良之心、且为人诚恳实在的人。在迁葬的过程中，辛辛苦苦地在雪地里忙碌了大半天，如果仅仅是为了骗骗母亲，他是无须这般一丝不苟的，看来还是出于兄弟之情、母子之情，不这样尽职地完成“迁葬”，他会过意不去，会留下感情的负累。送剪绒花的事亦复如此：一是为母亲，这是母亲的一个心愿；二是为阿顺，如他自己所言：“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因为往昔邻里之间亲亲热热的温馨的记忆，吕纬甫是不能忘怀的，而且他希望这次送去剪绒花对阿顺少年时代爱美之心受到打击能有所补偿。吕纬甫的心地善良、真诚待人的品质，在处理这两件小事的过程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却在大事上变得浑浑噩噩了，他对于改革社会已失去了信心，也不再追求了，他对于教《女儿经》这样的事也采取“无乎不可”的态度了。在讲完剪绒花的事之后，吕纬甫说：“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去’去。“我”批评他之后，他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已：“……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然而同时也就满脸通红，“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他感到悲哀，感到惭愧，心中有着一种无可排遣的苦楚。正因为他是一个品质很好的青年，他的由激进变为消极，颓唐，放弃了改革社会的高尚目标落荒而去才更令人感到惋惜。

这一代人的学习是碎片化的学习，因为知识太多了，但是我们就像了解其中的大概，于是就找各种找材料去了解个大概，互联网给了我们了解一个大概的契机。就像了解中国哲学史，你可以精读先秦哲学和宋明哲学，至于中间的魏晋哲学，大抵可以从现有的学者文章中明白个大概，这样你就有一个中国哲学史的框架。西方哲学史也是如此，可以精读一些古希腊哲学、古典哲学及现代哲学，至于中世纪和一些后现代哲学，也可以做个大概了解，这样你也有个框架。

我们总是要摸索怎么活，怎么在变化着的现实中活，怎么更好地活出自我？在社会的诸多选择中怎么选出适合你自己的道路？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亲身体验才能得到适合你的答案，因而我们要有一颗独立的迎接困难的心，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我的人生观立足于人性与动物心理的比较，提出了人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并因此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内核(物质生活相对满足后的结果)。人要有一点是精神的，哲学生活便属于这一生活的一部分，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是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在现实中，我们也要出于内在自我的勉励，参与社会实践，在劳动和奉献中创造价值，给予社会正能量，这不仅是真善美的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体现，也是人是社会历史中的主体的体现，也就消灭了自己在历史中的虚无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最终人是幸福的，毕竟人利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价值，活出了自我。

对于我们的人生该走怎样的路，我没有确切的答案，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以及你是否相信神，只要你热爱生活，只要你渴望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你就是幸福的。生活是构建精神家园的源泉，生活即使很平凡，我们也要从平凡中看出不平凡。(当然现实的物质生活也要与当下的生活做个平衡)

文学的重要性体现的一个方面是思想性，但思想性并非是总是用概念来表现出来。实际上更多的是用形象思维来发挥作用。愚认为作者用情感完全能贯穿起来一条或多条线索，表现出一种倾向性。 倾向性是一种总趋向，不必作为明确的概念性思想表达出来，而应该具体地形象地隐寓于故事情节发展之中。我认为这种倾向性本身就是文学的思想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表达什么具体的思想，但明显能看出它的趋向性。

人生应该不断尝试着新鲜的积极事物，琼瑶看过了就应该看些别的类型的小说，这样心灵才更加丰富。不但内心愉悦或有着审美感，而且能在心灵深处留下位置。

快乐只是有助于成功的心理体验，它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事实上这种体验只是一种低级的感受(动物的感受)，若要体会到高级之处，还得看助成快乐的事物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心灵的体验及实践的体验。

不要嫌自己做的事小，毕竟件件小事最终推动的是大事的发展，保证的是社会的和谐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