渑池往事
知县王世英与察院门的由来
富贵猫
清康熙五年（1666年）的一天上午，按黄历是个黄道吉日。这一日不冷不热，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一点儿雾霾也没有。就在这一天，渑池县城里出了一件大事。
地里的农夫丢下农具，牛都顾不上往家里牵，家里的农妇放下手中的针线，脸也没顾上洗。十里八乡的群众，发了疯似的成群结队地往县城里跑。别以为这是跑舍饭，是为了抢一碗粥。那时的渑池人已经能够吃饱饭了。
后来才知道，百姓们是去送一个人。具体地讲，是去给县太爷王世英送行。这在如今是难以想象的。如今的县长们离任，谁也没见过人们夹道欢送的动人场面，大都是“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最多身边的同僚朋友们在一起吃顿饭就算告别了。还不说如今连吃顿饭也不被允许了。大都是县长大人调离好长时间了，新县长来了，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人，听到了介绍才知道：欧，原来我们的县长换人了。如今的人们对这一类事情不如从前那么关心，也不知道到底是啥原因？
那时候的老百姓大道理不懂，但他们知道，是这个人减轻了他们的徭役税赋，是这个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是这个人使他们外逃的亲人们一个个回了家。这个人在任时，“天性慈良，气质醇厚。待士以礼，拊民以仁。”，是他让平民百姓有了尊严，是他让老百姓有了饭吃，是他让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生活。今天这个人就要卸官解绶南归，回湖南老家，人们知道了，听说了，自然要赶过来送一程。
人都是有良心的，尤其是广大的民众。金杯银杯不如口碑。这样一个好官才刚刚任职一年就要离开，人们自然舍不得。毕竟好官清官是可遇不可求的，谁知道接下来会来个啥人哩？要是来个吃人饭拉狗屎，只知道往自己腰包里装，不管百姓死活的孬官，那老百姓可就倒了血霉了。
人们来到县城后惊讶地发现，整个县城的门店和小贩们都关门歇业了。几乎全城的老百姓都从家里面出来，自觉地在分成两排，挤挤扛扛，摩肩擦踵站在大道两旁，县衙里的那些当差的，也都穿戴的整整齐齐在街上维持着秩序。这和如今到机场欢送外国首相，迎接我们自己领导人归来倒很有几分相似。虽没有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更没有统一服装，统一口号，统一手中挥舞着彩旗。虽人们的模样有丑有俊，有高有低，穿得也破破烂烂，甚至有人手上还沾着泥土，鼻涕还滴拉着。但那场面还是蛮感人的。因为人们的心都是真诚的，也都是自觉自愿来的，绝不是领受了任务和补助来凑数的。
人们耐心地等待着王世英县太爷从面前经过。他们都想再最后看上青天大老爷一眼，他们都想再最后给这位县太爷说上句话。
终于王世英县太爷出现了。既不高大也不威猛，就是一个穿着布衣的农村小老头。这让从没见过县太爷只是听说过的人有些失望。他本来是骑在驴身上的，身后的驴背上是一把古琴和几卷书，别的就几乎没什么行李了。不像如今的高级轿车有后备箱，有不透明的太阳膜，即是里面藏有什么宝贝甚或藏着一个美女，人们也看不到。那只是一头驴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既没有警车开道，也没有警卫前呼后拥，人们自然看得一目了然。
看到乡亲们人山人海拥挤在大道两旁，王世英急急忙忙从驴身上跳了下来，双手相合，不住地前后左右为人们作揖打招呼告别。他心中虽然生气衙门里也不知是谁走露了风声，但同时也感动能有这么多民众百姓来送他。他的眼睛渐渐模糊了，心里也觉得，这一年来苦点累点，有民众这样对待自己，值了。
欢送的人群虽然也想到了王世英县太爷的清廉，也知道他把自己一年的俸银和养廉银中的近三分之一都捐献了出来，但绝想不到，他离任之时，只有一把自己带来的古琴和几卷几乎不释手的书，想不到他竟然如此清贫，竟然和前朝的海瑞差不许多。人们先是眼睛模糊默默流泪，后来终于有人率先忍不住哭出了声，像被传染一样，哭的百姓越来越多，哭声也越来越大，就连一些壮汉也不停地用手抹泪。更有个别妇道人家甚至哭晕了过去。这导致王世英不得不一步三回头，嘴里不停地说着：“我还会回来看望大家的，我还会回来看望大家的……”，频频地招手安慰着送行的百姓，不断随手拉起哭晕的人。人们一直等到王世英老爷远去看不见身影了，才不得不慢慢散去，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这场景后来被写进《清·康熙十一年渑池县志》和《清·嘉庆十五年渑池县志》，也算是载入了史册，流芳了百世。要不我们如今也不会知道，渑池历史上竟然会有这么一位好官。像这样被浓墨重彩记录得如此详细，把人们涕泪送别都载入县志的，做知县的只有二人。另一人叫邓琪棻，是在王世英卸任后接任的，在位五年。应该说，渑池生活在这几年的人真幸福，能连着遇到好官的几率并不高，但都被他们遇上了。
王世英是澧州进士上位的。康熙四年（1665年）间来到渑池担任知县，康熙五年间离任。《渑池县志》上只说他是沣州人，到底他所在的沣州属于哪里，《清·渑池县志》上说位于湖广。后经上网检索，发现湖南的慈利县古时候就属于沣州，附近出产的沣州石也很有名气，估计他是如今的慈利县人吧？至于王世英为什么是八十多公里外的澧州进士，估计是当时的慈利县归澧州管辖。老猫就是这样想的。
清代时知县多是异地为官。小小的渑池县，干过知县大人的，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都有。粗查发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内蒙青海、辽宁北京天津、安徽四川云南的都有，除了吉林黑龙江和上海西藏贵州新疆之外，连外蒙的也有。
王世英在位只有一年。他能受到百姓们如此爱戴，说明他还是干了不少好事的，说明他还是清正廉洁的。更说明他是个好官。
古时候渑池很穷，汉景帝前元二年才开始兴修城池，迁移万户人家聚居城内，才有了个县城的样子。由于渑池地处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接连不断地战争和战乱导致渑池一直未能壮大起来，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五年（公元339年），又不得不将一些牢里的犯人迁移了过来，“权救时务”。到了明思宗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渑池城又被李自成、张献忠率兵攻克，一番烧杀掳抢之后，渑池“田野荒芜，百不垦一；人民被杀被掳，百不存一”。之后的崇祯七年、八年、九年，李自成这个龟孙算是号住渑池了，不断来犯，可把渑池人民祸害惨了。过去一直以为这小子是农民起义领袖，是为人民办好事的，后来才知道，他简直是刀客，甚至比刀客还孬，是屙血流脓的一帮孬种。原来的渑池县城很大，真的是大渑池。但由于人口太少难以四下兼顾守卫，自打李自成不断进犯之后，只好忍痛把原有的城池裁去西边三分之二，在剩下的小城四面筑成土城，外东、北二面并西北半面系砖城，高二丈，厚六尺；南一面并西南半面系土城，高一丈八尺，厚七尺。城墙四周建有垛口一千二百个，每垛高五尺。城墙四周还都挖有丈八宽的壕沟，具体数字不详。我是根据我看到的，七十年代挖开的北城壕大街上的东城壕的宽度估计的数字。城壕里面放了很多水，在东西壕沟上面还建有石桥各一座。在城墙四角筑起角楼，在城门上建起城门楼。除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还有小北门和南边的通济门、小水门三个城门。东门曰“宾暘”，西门曰“重关”。东城楼曰“控函”，西城楼曰“镇崤”。以东城楼最为壮观，高达三层，至今《洛阳志》里仍然保存有老照片。自打城墙筑起之后，渑池城没再发生过大的变化，这才成了如今咱们仍能模糊分辨出的老城规模。清朝建国后，“幸蒙谕旨，除荒征熟”，免去了灾年土地赋税，人口田地才逐年增多。
由于渑池从无盐商，致使税赋少了一大头来源，从来都是一个财政吃紧的穷县。加上渑池虽系弹丸之地，但“地处交通要道，建有两驿两所，东接新安九十里，西连陕州一百四十里。虽崇山峻岭，道阻且长。”但路过的各级官员很多，导致财政负担更加沉重。
明朝时，上头考虑到渑池太穷，养活不起这些驿站馆所，马骡馆夫俱系汝州陕州等地派来并负担所有费用。明·万历二十年后，各邑艰于道远，嫌来来回回不方便，也不知哪位想出一个办法：不再派人来了。“遂雇觅渑人为之代当，一时亦觉称便。”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对渑池，对汝州陕州各邑，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事情有时就是这样，渑池人干得顺手了，干得时间长了，汝州陕州等邑的官员们便觉得，这本就是你渑池的驿站馆舍，又是你渑池人自己在里面干着，便萌生了应该让你渑池自己负担费用，我们只是财政上协助帮扶一下而已的想法。逐渐地，渑池再派人去要钱，人家就不好好给了。但驿站馆舍又不能关门，渑池县令只好从当地人民身上盘剥，将税赋加重，“导致渑民纷纷逃亡，数不胜数”。
到了崇祯年间，幸阁部杨公嗣昌同志发现了这一问题，下令恢复旧制。汝州陕州等邑，你们该出钱还要出钱，不要再让渑池出钱了。“渑民稍获更生。”逃跑的人才逐渐返回家园，渑池的人气才逐渐旺了起来。这和历史上因为战乱和饥荒，渑池人几次流离失所，人口顿减，田地荒芜，不得不从各处移民过来，后人气才逐渐旺起来的情形差不多。
但渑池终究是数省通衢，差使往来，络绎不绝。一遇大差，像正国级的人物路过，所需夫马太多，接待费飙升，仍感到难以应酬。历任知县都是不断给上级打报告，要求增加经费。你想想，渑池当时的财政收入连一万两白银都不到，而养活看大门的，看监狱的，看仓库的，抬轿的，扇扇子的，打伞的，警卫的，喂马的，做饭的，干秘书的，大堂上立在两旁手拿水火棍壮胆的等等，甚至包括参加考试的考生也要发给补助。县志上记载的负担对象是这样的，它包括：“门子、皂隶、监禁卒、轿夫、扇夫、伞夫、马夫、膳夫、库子、廪生等等”，别的都不难理解就不解释了，廪生就是参加考试的考生。加上还有扶贫款、草料钱等各项杂支，每年就需要白银八千零三十四两。再加上县太爷的年俸银五两六钱一分，养廉银一千两，公费银一百八十两，巡检的养廉银八十两，典史的养廉银八十两等，全县每年财政上余银仅剩下二百零五两九钱七分。也就是说，就是县太爷把它全部都贪污了，也没有几个钱。
有人不免会问，县太爷每年的工资才五两多，还是春秋两季分两次发给。那相当于多少钱，够不够花啊？另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县太爷的养廉银却高达一千两，这又是为什么？
按《渑池县志》上记载，康熙四年间，一百亩地需交税银一两六钱，县太爷的年俸大约相当于三百五十亩地的税银。也有人按米价计算，清代的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五十元至二百二十元左右，取中间数二百元，每年工资才两千多元，实在是太少了，连温饱都难以维持。这也就怪不得明朝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清官，每年才能够吃一次肉。海瑞的清廉形象是有目共睹，穷的只能靠种菜养活自己，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出不起。当时有人写诗来赞海瑞的穷：“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但如果不是像海瑞这样清正廉洁和死板，如果能够随大流，那么还会有另外一些“灰色收入”，这一切上头其实是默认的，并不会追究责任，到了清代仍是这样。那就是征收银子时所谓的“火耗”或者叫“耗羡”。所谓“耗羡”“火耗”，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征收的粮食中，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官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还有一种办法是，那时候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甚至必须用钱缴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譬如说，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国家也糊涂，田赋往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可以报五成，农民实际田赋并不少缴。多收的银粮也都到了州官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此外，人们打官司也是县官索诈的好机会，那时候的县官还兼着公安局长和法院院长的差使，公检法司集于一身。既没有检察院和人大监督，也缺乏媒体监督。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句俗语足以说明当时司法腐败的严重。所以在当时做县官的，如果不太黑心，每年总可以弄个一万两银子。如果善于搜刮，自然更不止此。
接着再说说“养廉银”。皇帝发现了下面的官员工资太低难以维持生计，而默许他们收取“火耗银”，但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便难以掌握下面的官员到底贪了多少。有人加了四成，有人加了五成，也有人一成也没加。非常的不合理。因此自雍正年间起，又规定“火耗”归公，同时发给“养廉银”，至乾隆时又有补充调整，实际成为一种附加的俸禄，数额大大高于正俸。像王世英这样的知县，当时已经拿到了一千两，是实际工资的一百七十八倍。那为什么不直接加到工资里面一起发放呢？我觉得这就是皇帝的高明之处。因为“养廉银”是附加的活工资不是死工资，你如果不听话或者不廉政有人告状了，那么就随时能够把当年的“养廉银”取消。逼迫你不贪或者少贪，逼迫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王世英属于好官，但也不是像明代海瑞那样有名的清官，估计每年也能有一些“灰色收入”吧。但一定不会太多，太多了，不会受到百姓如此爱戴，也不会离任之时只有一把古琴和几卷书。当时的百姓和如今的百姓差不多，当官的适当贪点儿占点儿，只要不是太过分，只要不是把老百姓的救命钱贪了占了，老百姓其实还是能够理解和容忍的。毕竟“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削尖了脑袋往上爬，有几个人是真正为了共产主义，有几个人是为了“为人民服务”，真不好说。海瑞于成龙和焦裕禄孔繁森毕竟是少数人，毕竟只是为了政治需要树立起的典型，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很难见到。
《渑池县志》记载，仅仅每年支应过往官员差使，接待招待这一项开支就需要六千七百多两，虽然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其他各邑负担了，但应付大差超出的部分，要是上头不下拨专项资金，这个县太爷的差事，也没法干。因为大差逐年增多，花费也越来越大。再说了，即使上头给下拨专项资金，也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这里面求人办事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干过县太爷的都知道。不另外使俩小钱，不磕头跪急，上头是不会顺顺当当下拨的，这也和如今差不了多少。
由于渑池是这样一种情况，因此谁都不愿意在渑池这样的穷乡僻壤干县太爷，既是正县级也不想干，哪怕到富庶之地干个正科级也比在渑池当县太爷强。因此渑池的县太爷才会像走马灯般来回换，仅清代就换了一百零八位，和《水浒》梁山上的好汉人数正好相当。他们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远千里来到渑池为人民服务，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真的为渑池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也真的算作好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