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先生生前，我曾有机会两次看过他的笔记。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我写过：“他的读书笔记本也颇与众不同，满页密密麻麻，不留天地，一无空隙，但他一翻即能找到所需之处。”如今公开面世的《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可以印证这个印象。我还写过：“钱先生的随意闲聊更充满这种耐人寻味揣摩的东西”，还举了一些例证，其中之一是“韩愈的《原道》与明清的八股文之间有否暗脉相通之处，又是为什么”等等（见《〈对话〉的余思》）。今阅《札记》第三卷 1771页：“《原道》‘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云云一节，《原毁》全篇，皆开八股机调。《孽海花》第二回（按，应是第三回）钱唐卿谓‘制义创始韩愈，细读《原毁》便见’是也。柳子厚《书箕子碑》‘当其周时未至’一节亦然”，面对书籍恍然如遇故人。
记得当年有次闲谈到“八股”起源、得失时，钱先生急忙一摆手：“等等，给你看我的笔记！”即从内室取来此本，翻到此页向我讲说一番。我贪婪地凑过头去，他立即合上本子，打了句乡谈：“勿好再拨看哉！”直逗得我望“书”兴叹，憾失不已。
感谢杨绛先生，决定影印出版此书。然而翻阅全书三卷一过（全部《手稿集》将有40多卷），又不禁感慨无既：眼力不济，认不清；对他手书不熟，认不准；学力不足，读不懂。其博大精深的学术内涵，自当终身奉为鸿宝；今仅就书中论及宋诗者数端，略述“初学记”。

《宋诗选注》选诗八十家，其中的王令，素为一般的选本所冷落，而因钱先生对他“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的特别表彰，始引起人们的重视。阅读《札记》，还知道他对晚宋的乐雷发也格外垂青。第一卷22页云：“此次所读晚宋小家中，《雪矶丛稿》才力最大，足以自立。《佩韦斋稿》次之，此稿（指毛 《吾竹小稿》）又次之。”宋末小诗人众多，一般囫囵视之，很少细致分疏，钱先生抉发出乐雷发、俞德邻、毛前三名的次序，值得注意。
具体论及乐氏时，他说：“乐雷发声远《雪矶丛稿》笔力健放，不拘于晚唐体。七言歌行尤排，七绝次之，律诗俚滑”，并点评《九嶷紫霞洞歌》、《常宁道中怀许介之》、《乌乌歌》等十首作品。
《宋诗选注》里评乐氏有一句“近体诗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话，曾引起一些学者如萧艾先生的质疑（见萧氏注释的《雪矶丛稿》），萧先生的观点其实与四库馆臣一脉相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4评乐氏云：“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还举例评赏，都是近体。《札记》中虽然没有“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的话，但说“律诗俚滑”，意差近似。钱先生垂意的是其七言歌行，“笔力雄放”，已摆脱“晚唐体”也就是“江湖派”的路数。乐氏之于江湖派，有依有违，应从不同诗体来论析。重视文体区别与特点，是钱先生一以贯之的评赏原则。
检《宋诗选注》，选乐雷发诗共四首，其《乌乌歌》、《常宁道中怀许介之》、《秋日行村路》三首均见《札记》提及，其评语可与《选注》对读，多有异同。仅《逃户》一首，不见《札记》所选十首之列，这类反映民生疾苦的“人民性”题材，当是因时代“大背景”而“照顾”选入的，为“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作一例证。

钱先生的《札记》既是记录个人日常读书心得，初不拟立即示于外人；但从全书已亲自编序，共802则，且随笔附注互相参见，实又粗具著作形态。这一特殊情况使其在钱先生的著作系统中具有特殊作用：它作为钱先生读书时的第一印象的记录，反映他接触文本时最初的注意点或兴奋点，可以借此了解他的选择方向与旨趣，这对研究他的具体艺术趣味、爱好和标准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比如这首《逃户》肯定未能进入他的最初视野，是不免违心而为之选录的；《札记》又作为原生态学术作品，又具有与其公开发表著作的比较对照的价值，从《札记》到《宋诗选注》、《管锥编》乃至《谈艺录》的增订部分，其异同详略，改易修润，往往有深意存焉，值得探索。
二
《札记》中对乐雷发《秋日行村路》“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蛉伴绿螳螂”一联评赏尤详：
按，绝好一副没骨花卉，仿放翁《水亭》诗（《剑南诗稿》卷七十六）“一片风光谁画得，红蜻蜓点绿荷心”而胜之。机杼皆本之韩致尧《深院》绝句之“深院下帘人昼寝，碧鹦鹉对红蔷薇。”白香山《寄答周协律》“最忆后庭杯酒散，红屏风掩绿窗眠。”……

而《宋诗选注》此诗注释，仅依次引录李商隐、韩、陆游三联（后改订本又增入白居易一联），两相对勘，从改笔中可探其深微用心。《札记》和《选注》都采用广义的比较方法，但有影响比较与平行比较的区别。《札记》指出“红蜻蛉伴绿螳螂”一联，其句法和颜色对比的用法，导源于白居易、李商隐，经韩入宋，为陆游所仿，乐氏又仿陆而胜之，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选注》改用平行的叙述方式。这一改动颇堪玩味。因果链的确定，实际上总是充满着种种不能确定的因素，甲事物受乙事物影响而形成这一类常见的判断，实际上存在着“证伪”的极大可能性，因而应该慎之又慎。
《宋诗选注》重视对诗歌特定意象的研究，或溯源追踪，或指出文心的相通相异之点，这是《选注》的独诣，最令人折服；但也可发现，他使用平行研究远较影响研究方法为多。最好的例子之一是论及王安石《泊船瓜州》“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钱先生指出：“绿”字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并举了丘为、李白、常建的诗例，但并不简单坐实此乃王安石用字的“出处”，而是一连串提了五个问题：
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在电脑检索大为盛行的今天，我们可能找到比钱先生更多的唐诗用例（包括前唐之诗），但恐很难达到他对艺术创作奥秘的深刻把握。这里对于王安石创作运思的精微揣摩，都是假设，而且这种假设是没有穷尽的，这说明两种诗歌意象在表面上的某种类似，除因果关系以外，还可能产生多种的关系，足以提供无限的联想空间。

三
据杨绛先生介绍，《钱钟书手稿集》共有三类：外文笔记、中文笔记和《日札》。外文笔记纯系读书摘抄，“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i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其实我国古人就有以抄书为读书的习惯。杨慎《丹铅别录序》自述“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抄了达千卷之巨；顾炎武甚至说过“著书不如抄书”的话（《抄书自序》），钱先生跟这两位博学的前辈当可异代相视而笑。中文笔记，原与日记混在一起，因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时，“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就把“私人私事”的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中文笔记虽有“自己的议论”和“少许批语”，看来也是以摘抄原书为主的。
而《日札》应是日记体学术札记，是以记录“读书心得”为重点的。钱先生1929年所作《复堂日记续录序》中说：“……然参伍稽决，乃真积力充之所得；控名责实，札记为宜。未有详燕处道俗之私，兼提要钩玄之著，本子夏日知之谊，比古史起居之注，如晚近世所谓日记者也。”指出日记体札记应具有私人性和学术性兼擅的特点。
这类性质的日札，钱先生其实早年就开始写作了。1935年2月21日钱基博先生在连载《读清人集别录》的引言中说：“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学诚）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大昕）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原载《光华大学半月刊》4卷6期，1936年3月）明言他父子俩均有“日记”。我们还从1934年6月出版的《国风》半月刊4卷11期中，看到钱钟书先生的《北游纪事诗》，自注云：“原念二首，今录念一首，本载日记中，故略采本事作注以资索引。”不仅证实钱先生早有记日记的习惯，且与现在面世的《容安馆札记》多记读集部的心得，多录自己诗作的情况一脉相承。作日札是钱先生的日常生活，实不可一日离此事，由此也可部分解释他的最重要学术著作《管锥编》采取札记体的原因。
《札记》中“私人私事”的被删削，实在是件深可惋惜之事。这不仅可以真切地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领略那一代学者以学术为生命、融人生与学问为一体的精神面貌。如《札记》第三卷2235页钱先生于1966年与杨先生漫游北京中山公园、随即患病的记事一则，当是剪而未尽的残存，实是一篇睿思奔涌、寄慨于谐的绝妙散文：

丙午（1966）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动，通身汗如濯，心跃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读》卷十五李邺嗣《肺答文》云：“风自外干，涎从内塞”，“未发云云，辄闻喀喀”，“积邪大涌，蕴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释”，不啻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胜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来复矣，仍无生意，杜门谢事。方疾之剧，如林黛玉临终喘甚，“躺着不受用，扶起来靠着坐坐才好” （《红楼梦》九十七回）。每夜劳绛卧起数回，真所谓“煮粥煮饭，还是自家田里的（个）米，有病还须亲老婆”也。（冯梦龙《山歌》卷五）昔王壬秋八十老翁终日闷，自云“有林黛玉意思”（《湘绮楼日记》民国四年九月廿四日、廿五日）。余今岁五十七，亦自拟颦儿呻吟气绝状，皆笑枋耳。病榻两梦圆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岁。二月初六日书。起床后阅《楚辞》自遣，偶有所得率笔之于此。
这是钱先生所写的《我们仨》。与杨先生平实淡雅、却把悲情深埋的叙述笔调不同，钱先生一口气连类引证李邺嗣文、《红楼梦》、冯梦龙《山歌》、王运日记等材料来写病中窘况和伉俪情深、爱女思切，不啻是《管锥编》《宋诗选注》“打通”法的生活版，使这段三百字的短文，俨然也是一则学术札记。“曲终奏雅”，这篇妙文原来是他记录自己读《楚辞》心得的引言，而此处所记读《楚辞》的心得即是《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的取资来源，无意中展示出《管锥编》的成书过程。日常生活与学术著述也于此“打通”。

用学术为依托，叙私人情事，这在论宋诗时也能看到。《札记》开端第一卷26页论吴惟信《菊潭诗集》之《咏猫》诗：“弄花扑蝶悔当年，吃到残糜味却鲜。不肯春风留业种，破毡寻梦佛灯前。”《札记》云：“按，余豢苗（猫）介立叫春不已，外宿二月余矣，安得以此篇讽喻之！”吴诗所咏之猫，乃无意风情之懒猫、老猫，与钱家所养之猫，春情勃发，外宿不归，交相照映，谐趣横生。先生之治宋诗，学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也是苜蓿生涯中的一种慰藉。此猫为波斯种，名“花花儿”，杨先生有专文《花花儿》记之，钱先生也有“春风蛱蝶忆儿猫”（《容安室休沐杂咏》）的诗句。
四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代表的是有学术的人生，那么，更多的情形是表现为有人生的学术：即在论学评诗中融注着个人性的生活与体验，只是有时不为人们察觉而已。
钱先生对宋人唐庚的《白鹭》和罗公升的《送归使》两诗似乎颇为注目，在《管锥编》中曾分别论及。《管锥编》第一册348页称引西汉武安侯田 关于聚徒“腹诽”对君上危害的言论，“盖好友交游而多往返，则虽不结党而党将自结，徒党之形既成，即不犯上而为乱党，亦必罔上而为朋党”，然后引及唐庚《白鹭》：“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君（似应作‘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评为“谈虎色变，从来远矣”。这是对历史上党锢之祸的客观评论。《管锥编》第四册1470页引罗公升《送归使》诗：“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莫云鸥鹭瘦，馋口不饶君”，则仅因论及徐陵《鸳鸯赋》，以“事物写入诗画”现象作评赏，“鸳鸯”作为“长合会”之团圆象征，吟咏不辍，但却因其羽毛鲜丽而被扑杀，而吴融《池上双凫》就说双凫“幸是羽毛无取处，一生安稳老菰蒲”。钱先生说：“然凫之‘羽毛’或‘无取处’，其躯肉岂不任充庖厨耶？”引罗公升此诗为证。此处纯系客观评艺，并无其他寓意。

而在《容安馆札记》第二卷1200页中却有另一番记述。他先引罗公升此诗云：“按，沉痛语。盖言易代之际，虽洁身远引，亦不能自全也”，紧接引唐庚《白鹭》诗，评云：“机杼差类而语气尚出以嬉笑耳。”两诗“捉置一处”，即显别有会心，他关注诗中种种罗织、诬陷、告密、伪证等情事，与他在建国初期所横遭的青蝇之玷（所谓清华间谍案），人们不难从其中读出一点潜通暗合的消息。这种评诗赏艺与个人生活体验的关联，在原先仅供个人备忘、未拟公开示人的《札记》中，或隐或显地随处可见，对于了解他的学术人生，倍感亲切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