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分享自龙仕林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1
用语最穿越：韦庄《菩萨蛮·其四》
搞笑指数：三颗星
劝君今夜须沉醉，
尊前莫话明朝事。
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
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这首诗的前六句可谓用词典致，感情深沉，唐风满满！可从第七句开始画风就不对了，“遇酒且呵呵”，哈哈哈，韦庄你是穿越回到唐朝去卖萌的么？
2
唐朝最大牌的借钱：杜甫《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搞笑指数：三颗星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彭州牧啊，当初说好的借我钱呢？啥时候给啊！”据说我们的“诗圣”杜甫老师是一个什么都喜欢往诗里写的人，可怜的彭州牧因为一件小事就这么被“流芳百世”了！
3
最撒酒疯的诗：辛弃疾《西江月·遣兴》
搞笑指数：四颗星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你可是稼轩翁啊，是那个豪放起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大将军啊，你说你一喝醉酒咋还跟一棵松树干上了呢？
有诗友脑洞大开，称如果把最后一个字改成“滚”，此词必将成为千古第一绝唱……
王剑 摄
4
最套路的诗：苏轼《无题诗》
搞笑指数：五颗星
无竹令人俗，无肉使人瘦。
不俗又不瘦，竹笋焖猪肉。
又是我们的苏学士，你说你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就算了，还是千古第一大吃货。一碗东坡肉，使多少吃货拜倒在您的脚下？
但这碗竹笋焖猪肉也太措手不及了，说好的“日啖荔枝三百颗”呢？我就想说：我们走过最长的路，是你的套路。
责编：杨维思
版权声明：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

　★倘若宋词有何奥义可言的话，那么可以简括为：词乃情物。言情，是填词的主旨所在。词作雅俗优劣的首要标准在于情的虚实浅深。情盛则美，情枯则败。北宋之词，情盛，所以有如水草丰茂，欣欣向荣。……宋词在北宋年间犹如朱颜翠发，及至南宋以降，词人好比倦客思家。
★明白了词为情物的审美标高，便可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致命的缺憾在于，忽视词的言情品质。词作的高贵与否，不在于所谓的境界，而在于人情味的有无，在于情爱的深浅。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界分，其实应该是有情之境、无情之境的区别。填词虽然是语言的艺术，却并非只是语辞的技艺，而更是人情的流露，情爱的吟咏，以及由此呈现的生命品质，诸如人的尊严、人因尊严而具有的高贵。
★李白年轻时，并非怀诗江湖，而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换句话说，写诗在李白只不过是爱好而已，成为侠客，才是他的人生理想，叫作“已将书剑许明时”。尽管后人读李白读的都是诗，但李白自己看重的不是笔下的诗，而是手中的剑。李白不仅不会做官，而且还一身的野性。倘若换了杜甫有此幸遇，可能还会应付。来自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至少知道如何为官；但这在李白却是天生的野生动物，根本不可能被驯服成家禽。事实上，玄宗皇帝也根本没有闲工夫，将李白驯养在宫殿里。但这位皇帝的开明在于，一旦看出李白不是个做官的料子，就恭送出宫。这绝对不是怠慢，而是放生。
★杜甫没有李白那样的侠客理想，但因家传的奉儒守官，造就了一副儒生人格，并且不是孔丘那么世故的，而是孟轲那么硬邦邦的，说要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李白的榜样是朱亥、侯嬴，杜甫的雄心是“窃比稷与契”，亦即帝尧的农官后稷和司徒阏伯。比起李白的以侠客自居，杜甫的攀比贤臣，自我要求更高，如愿以偿的难度也更大。倘若说李白的侠客梦不无夸张，那么杜甫的贤臣梦几近疯癫。当年杜甫与李白的相聚甚欢，有道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或许是两个疯子的同病相怜。一个要成为惊世骇俗的侠客，一个要成为万古流芳的贤臣；而写诗，其实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
★词乃情物，《香奁集》虽然不是填词，但已经颇具词的品质。这是《香奁集》独具的审美内涵，可能连韩偓自己都不曾想到，不怎么填词，却在《香奁集》中触及了词的特质。《香奁集》一面颂赞着女性的美丽，一面抒发着隐逸者于浊世的无奈。这部诗集几乎就是《红楼梦》的先声，或者说《红楼梦》的基本要素，即女性颂赞和人世悲凉，在这部诗集里都已经先行具备在那里了。就此而言，陈寅恪先生和施蛰存先生之于《香奁集》的误读或误判，实际上无意中标出了他们之于《红楼梦》的距离，不说遥远至少是陌生的，可能是茫然的。世人只知《西厢记》、《牡丹亭》是《红楼梦》的先声，殊不知，曹雪芹真正的知己，恰好是韩偓这样的晚唐诗家。唐代诗人当中，初唐的刘庭芝，晚唐的韩偓，与《红楼梦》最具文化上、审美上的血脉关系。
★宋词主情的情字，便以柳永为最。一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道尽宋朝人文气象。纵观一部中国历史，有宋一朝犹如一个感伤的黎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此开启。从审美情趣上说，柳永词作乃是《红楼梦》的一个预告。柳永者，有宋天下之贾宝玉也。倘若说，黛玉葬花是李易安的续篇，那么柳永便是后主再世，宝玉预演。审美境界的优劣有时就在于心态的健康与否、心气的高低窄阔，而不在于有我无我之类的划分。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只是词话意义上的泛泛之论，这种区分在诸如后主、耆卿的词作面前，是不得要领的。词的境界不在于技巧如何，而在于审美趣味的标高。李后主的悲悯是境界，柳耆卿的情怀同样是境界。这两者的标高犹如古希腊三大悲剧戏剧家一样，只有色泽的区别，无有审美的高下。
★《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是苏词最空洞的范例。苏词的特征是任性，“一簑风雨任平生”，“老夫聊发少年狂”，但从未豪放过人。前人将苏辛并列是很不恰当的。苏是苏，辛是辛，彼此完全两回事。
★南宋词家辛弃疾本非文人墨客之流，乃天然一将帅之大材。倘若生在汉末，当为曹孟德倚重；倘若幸逢孙权，足与周瑜比肩。可见，“生子当如孙仲谋”并非只是感叹历史，多少亦有朝中无有孙仲谋之憾在其中。……稼轩一生坎坷，并非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朝廷不识英雄为何物。就此而言，南宋倾覆，命数也，不足惜。更谈不上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国。正如苏词是一人文地标，辛词乃一历史界碑，标画出南宋的命数。稼轩与岳飞的区别在于，岳飞属于南宋，稼轩乃三国时代的人物，一不小心掉落入南宋历史。
★能与辛弃疾并驾齐驱的南宋词人，当然是李清照。一者是抵抗的豪迈，一者是离乱的悲苦。似乎是同样的倚遍栏杆，并不感慨是否有人会登临意，而是悲叹“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清照是宋词的归宿所在。北宋的柳永、秦观之词是须眉手笔，粉黛情怀。及至李清照才回归到闺阁之中，变成李煜式的悲悯。女性之词，被李清照诉诸女性之笔。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清照将李煜的词作重新写了一遍。更为悲切，更为细腻。家国的兴亡，黯然退为背景。个人的遭际，个人的感怀，酣畅淋漓，全然是有类于古希腊悲剧《特洛伊妇女》那样的哀婉。儿女之情，在柳永、秦观笔下仅止于缠绵，在李清照词作中方才多了悲悯的意境。

★南宋两安，读辛幼安得从“少年不知愁滋味”读起，读到“却道天凉好个秋”；方解其英雄气概，遗世独立。然而读李易安却要从“凄凄惨惨戚戚”读起，读到“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才能读出这位绝代女词人的惊世风貌。这就好比剥竹笋一般，由表及里，由老及幼，从而领略其“晚晴寒透”的悲凉。从各人的不幸返观当年的幸福时光，那才叫阅尽人间诸色。从李清照晚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一路读到她当年的“买得一枝春欲放”，此中不知多少滋味。
　★倘若说，辛词美在刚中有柔，那么李清照词作美在柔中有刚，柔中有悲悯。南宋之词，以此两家为最。这两家之词皆非捕风捉影，而是亲历之中或亲历过后的切肤之痛，切肤之悲。正如写作的真实与否的前提在于，必须是个人的情感，方为真实；诗作词作的审美价值则在于，必须是个人的亲历、个人的感怀，才是意境的由来，才是审美的底蕴所在。

杜甫诗一代情圣
杜甫生于北方的大士族，远祖为是汉武帝时的酷吏杜周，祖上杜预是晋代大学者、名将；祖父杜审言是唐代“近体诗”奠基人之一，其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被明胡应麟赞许为初唐五律第一；父亲杜闲是唐修文馆直学士。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许多作品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表达了崇高的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清杨伦《杜诗镜铨》：“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甫七岁会写诗，一生写诗1500多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对后世影响深远，是古今一代“诗圣”。
杜甫极热心肠，富同情心，对一般人都很多情，对自己妻子更是情深。因此被梁启超誉为“古今一代情圣”。许多人称杜甫是难得的模范丈夫。
杜甫之妻是司农少卿杨怡之女，成婚于开元二十九年，杜甫29岁，杨氏19岁。他们婚后感情融洽，琴瑟和谐，30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厮守终生。杜甫仅有一妻，在28首诗中提及其妻，使用之词为妻子、妻孥、妻儿、老妻、瘦妻、山妻、(儿)母等。李白一生写过无数诗歌，给朋友写过，给贵妃写过，给歌伎也写了不少，但未曾好好给妻子写上一首。
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杜夫人没留下姓名事迹，只能从杜诗中了解杜夫人的形象：(文章阅读网：http://www.sanwen.net )
一.容颜娇美。杨氏是书香门第的金枝玉叶，杜诗《一百五日夜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诗意：妻如花蕊一样姣艳，像嫦娥一样令丈夫动心，为看清她的容貌，恨不能将月中桂树全部砍去。但因父亲去世，杜甫家境每况愈下，生活贫困潦倒。安史之乱后, 杜甫携家逃难至鄜州, 把妻儿安置在羌村，只身奔赴灵武,以期为平乱出力, 不料被叛军所俘，困居长安一年多。他感伤国事,思念妻儿，写下《春望》、《一百五日夜对月》等诗篇。
二.品德高尚。杨氏克勤克俭，任劳任怨，默默为丈夫作奉献。杜甫和诗友在花园里饮酒，她在河边洗衣，传来隐约捶洗声，牵动诗人神经：“旧与苏司业，兼随郑广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纷纷。野树歌还依，秋砧醒却闻。”（《九日五首》）
杨氏生养八个孩子，最后仅存两子一女。幼子出生不久，因饥饿而夭折，她悲痛欲绝。《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安史之乱中全家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全凭杨氏支撑。《遣兴》：“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北征》：“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丧乱中，杨氏思念丈夫，以致见面时如同梦中一般：“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羌村三首》）杜甫久别回家，杨氏为安慰丈夫，刻意打扮一番。孰料，两个不更事的小女儿偷偷学母亲样子，用小手梳理头发，而且施铅粉、画黛眉，将小脸蛋抹得一塌糊涂。《北征》：“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
三.同甘共苦。天宝十四年，杜甫任右卫率府曹参军后一个月后回家探亲。《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杨氏跟随杜甫颠沛流离，逃避战乱。《逃难》：“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杨氏一生贫穷苦难、饥饿疾病、频繁分离、担惊受怕。但是她毫不后悔，与丈夫同甘共苦。
四.思妇忧妻。因为官、战乱等，杜甫经常久别妻儿，日夜牵挂，期待团聚。《述怀》:“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雨过苏端》：“妻孥隔君垒,拨弃不拟道。”《徒步》：“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发阆中》：“女病妻忧归意急,秋花锦石谁能数。别家三月一书来,避地何时免愁苦。”安史之乱后, 杜甫著名的《月夜》，整首诗感伤国事,思念亲人：“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清晰展现了杨氏思妇忧妻的形象。
五.诗人感激愧疚之妻。杨氏用柔弱双肩独自支撑全家，使家庭责任感极强的杜甫终生愧疚自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遣兴》：“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飞仙阁》：“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何日兵戈尽,飘飘愧老妻。”《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 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但是，杨氏坚强朴素，任劳任怨。《北征》：“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如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六.红颜知己。杜甫入住成都后，生活稍安定: 无为官的案牍之累,经济上高适、严武接济,全家团聚，房住优美（浣花溪草堂），因此心理较好。《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进艇》：“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可见，杨氏与丈夫下棋泛舟，弄文墨棋画，柔情亲密，甚为红颜知己。
封建社会盛行一夫多妻制，文人纳妾、妓女同席非常普遍。对此，李白、元稹、杜牧、白居易等都在诗中津津乐道。据说，白居易晚年豢养不少家妓，每三五年要换一批家妓，说：她们“年老色衰，不堪入目”，简直是日日笙歌、夜夜新郎。唐孟棨《本事诗事感》：“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就是“樱桃嘴”“小蛮腰”的出处。
最荒唐的是苏东坡，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他对姬妾视同私人物品。友人蒋某为他送行，偶见东坡妾侍春娘，便说：“我有一匹白马，愿意与学士相换美妾。”苏东坡一想，以名驹换一妾，立刻点头应允。苏东坡遭贬谪时，将身边姬妾一律送人，其中不乏怀有身孕者。北宋末年宦官梁师成和翰林学士孙觌，都自称是苏东坡送人之妾所生，连苏东坡认可的儿子苏过，都对此情不予否认，反而与梁、孙亲密无间。据说，梁师成顾及兄弟情谊，对家中帐房说：“凡小苏学士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杜甫一生仅一妻，风雨共舟30年，厚爱妻子，尊重平等，感情专一，至死不变。杜诗中赋予杨氏独立的人格：“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羌村三首》其一）“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徒步归行》）“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
史料中仅两则记述杜甫妻子：1.唐冯贽《云仙杂记》：“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使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御史大夫韦陟知道杜妻的出身和贤德，因杜甫生活困顿，“朝回典衣”、“酒债寻常”，杨氏饿得更清瘦，衣裙已无法再补缀了。因此，韦陟见杨氏，立即退出，不失长者之尊，继而派夫人送去装饰品夜飞蝉，表明对杜甫及其夫人的关怀和敬重。2.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此墓系铭，均收入新旧《唐书》。
杜甫在四川漂泊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两三年。770年冬，死于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杨氏将丈夫灵柩置厝在岳州，带儿女们回洛阳偃师陆浑山庄，不久便去世了。“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以家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余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葬）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墓系铭》）为杜甫奉献毕生精力的杨氏在公元813年，最终夫妻合葬于故土先祖墓旁，即洛阳偃师城西首阳山。
古今一代情圣杜甫与妻子真正是一对模范夫妻。

一个人做饭好难啊，容易浪费，而且花了太多时间。”“最怕生病，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太痛苦了，真希望能有一个APP，有人专门陪着去医院”……身边有刚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最近总这样跟我吐槽。
这让我想起，近期网上热议中国现在有超过5000万的“空巢青年”。还有网上租房平台称，数据显示该平台的租房用户中，32%是“空巢青年”。
“油腻中年”还没走远，“空巢青年”又来了。“空巢青年”主要是指二三十岁、与父母及亲人分开居住、单身的年轻人。
关于“空巢青年”的生活，有不少自媒体图文并茂地总结了若干特点，引发不少关注、点赞。我找到其中一篇，顺手转给了之前跟我吐槽的几位“空巢青年”，问问他们对这事儿怎么看。
令我惊讶的是，好几个人的回复内容如出一辙：有些场景描述特扎心，但空巢其实也没那么惨。
这些描述和故事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恰是因为“空巢青年”这个词击中了大城市独居青年的“孤独感”。他们背井离乡，独自到大城市打拼，压力、焦虑和孤独就像三座大山，有时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但缓过劲儿来之后，“空巢青年”们似乎却又不甘心被这样充满悲情感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毕竟，他们的生活不只有孤独感。
“一个人生活，觉得日子都变长了。”这是“空巢青年”们爱引用的一句话。然而，其实对于“空巢青年”来说，孤独来自于无牵无挂，幸福也同样来自无牵无挂。
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预设，“巢”一定要是满的，“空巢”就一定是负面的、值得同情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空巢并非天然悲凉，生活状态是空巢，这是在大城市奋斗拼搏留下的客观生活状态，但是否放任自己空心、空虚，全看个人选择。
对于很多“空巢青年”来说，他们放弃了离家乡更近的学习和工作机会，主动聚集到大城市，是他们寻找梦想的自主选择。在大城市里，固然压力更大，但也拥有更多机会。
如今，人的边界意识强了，享受空巢的青年不在少数。“空巢青年”们过好自己小日子的关键，就在于守住内心、勇于追求。
空巢并不意味着空虚。独居青年们的生活也可以自由而充实，工作之余打打游戏、出外游玩，哪怕宅在家里，也可以自由自在地睡到自然醒。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听课、学习，精神阵地并不一定匮乏。
空巢也不意味着空心。他们的感情生活很充实，同在大城市打拼的同事、朋友时常相约，分享彼此近况；而“反向春运”、接上家中父母来大城市过年，也给了这些候鸟一样的“空巢青年”一种关于团圆的新思路。
空巢，是离开对父母和亲人的依赖，走向独自生活的第一步。或许艰难，或许孤独，但学会独处，让这些尚未成家立业的青年掌握了更多的生活技能、更加理解自己的父母，独自面对生活、做出选择，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成长吗？
“我现在终于理解我妈以前为什么要我洗完澡后要处理下水道的头发了。”“只有独处过才知道生活的不易！”这些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空巢青年”们，一本正经地给我解释着空巢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印记。
看起来，“空巢青年”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跟父母、亲人还有这个社会说，别替我们担心了，过得好着呢。

作为儒家的杜甫光明网　03-21 11:14
一
唐代是一个思想相当解放的时代，儒、道、佛三家思想都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思想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诗人的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皆为显例。杜甫则与众不同。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对仙丹灵芝及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只是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杜甫壮年以后对佛教产生了好感，是由于频遭挫折心生苦闷，想从佛教得到一点慰藉，并非真想遁入空门。就其主要思想倾向而言，清人刘熙载《艺概》卷二中的论断非常准确：“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里。他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终生服膺儒学。杜甫经常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是“腐儒”。杜甫偶然也发发牢骚，说什么“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甚至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但那只是在极端悲愤的情境中的牢骚话而已。事实上杜甫对儒家思想的遵循已达到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程度，终生不渝，死而后已。
儒家关注的对象是人生与社会，他们的人生态度必然是积极入世的。杜甫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他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青年时代的杜甫早已胸怀大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当时他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他的壮志还缺乏具体、确定的内涵。待到长安十年，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观察着人民的疾苦，终于确立了坚如磐石的人生信念。三十九岁那年，杜甫首次自述其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五年之后，杜甫再述其志：“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者着眼于君主，后者关注的重点转到自身。写前一首诗的时候，杜甫还是一介布衣。写后一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然而他的口气是如此狂傲，他的志向是如此高远。
什么叫“致君尧舜上”？就是希望君主变得像尧、舜一样贤明。在帝制时代，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君主贤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儒家用自己的政治观念塑造出来的理想人物。杜甫希望皇帝效法尧舜，其实质就是希望他们实行仁政。这是杜甫实现远大政治抱负的必要步骤。什么叫“窃比稷与契”？稷，又称后稷，是舜时的大臣，相传稷从小就善于稼穑，所以舜让他主管农业。契，是协助大禹治水的大臣。杜甫自比稷、契，是不是自许太高？对此，王嗣奭在《杜臆》中有非常好的解读：“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己饥己溺”，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政治情操。然而稷也好，契也好，他们身居高位，本来就承担着国家的重任，他们有这样的责任感是理所当然的。杜甫则不同，他只是一介微臣，甚至只是一介布衣，按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的常理来说，杜甫本来是不必怀有此种责任感的。然而杜甫竟然自许稷、契，竟然以“己饥己溺之念”为人生目标，这是崇高、伟大的人生信念。
杜甫一生困窘，屡遭挫折，他的人生信念是在困顿境遇中产生并逐渐充实的。“致君尧舜上”的志向，是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境遇中提出来的。“窃比稷与契”之句的下文，即是“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的抱负。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决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种时刻，杜甫难免会啼饥号寒，把谋求温饱视为当务之急：“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他甚至说过“但使残年喫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醉歌》）之类的丧气话。但杜甫对理想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永久的抛弃，理想的火熖依然在他心头燃烧，一有机会仍会放出光芒。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杜甫对友人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一个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人还把“致君尧舜”的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说明他对心中的理想是何等的珍视和坚持。
二
在儒学的发展史上，曾出现两个高潮，它们分别在汉代和宋代，所以儒学的两大流派分别被称为“汉学”与“宋学”。儒学史上的唐代夹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实际上处于一个低潮阶段。那么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代表人物？当然有，其中之一就是杜甫。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中称杜甫为唐代的“醇儒”，非常准确。杜甫不是儒学经典的注疏者，他对儒学的服膺主要体现于实践，他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则付诸行动，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但如此，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丰富、充实儒学的内涵。
儒学千头万绪，其核心内容就是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仁政。儒家认为一切的爱心都是从人们的内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自然的情感流动。由这样的程序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杜甫对儒家的这个核心精神心领神会，他的诗篇，他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在阐释这种理念。杜甫感情深厚诚笃，被近人梁启超誉为“情圣”（《情圣杜甫》）。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弟妹，一生中始终与妻儿不离不弃，相依为命。他与杨氏夫人伉俪情深，白头偕老。当他陷贼长安时，曾对着月亮怀念远在鄜州的妻子：“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当他与家人隔绝时，就格外思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杜甫对友人情同兄弟，时时见于吟咏。他四十八岁那年流寓秦州，全家生计濒于绝境，却在短短三个月内写了三首思念李白的名篇，至性至情，感人肺腑。杜甫还将仁爱之心推广到素不相识的天下苍生。当杜甫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已因挨饿而夭折了。他当然悲痛万分，但马上联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杜甫屋漏床湿，彻夜不得安眠，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思考过程，他的感情流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分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体阐发。
儒家仁爱之心的最高体现形式是实行仁政，杜甫对此完全赞同，他用诗歌表示了这样的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他满心希望朝廷薄赋轻徭，让人民休养生息：“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他谴责急征暴敛：“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国家统一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他作《兵车行》揭露朝廷的穷兵黩武，以及无辜百姓埋骨荒外的悲惨命运：“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儒家总是对危害仁政的现象忧心忡忡，杜甫的忧患感与孔、孟一脉相承，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时时刻刻都在忧国忧民的人必然会对社会的黑暗面怀有最强的敏感，必然会对国家的隐患保持最强的警惕。杜甫最为忧心忡忡的是社会的贫富悬殊。他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杜甫深沉忧患意识的生动体现，是杜甫向千秋万代发出的严重警告。
杜甫对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发展、补充。孔、孟等早期儒家提出的仁爱之心，其思考对象是人类，“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则举例说明人们的仁爱之心的来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爱人之心也好，恻隐之心也好，它的关注对象都是人，没有包括其他生命。杜甫则将爱人之心延伸出去，推广开来，用更加广博的仁爱精神去拥抱整个世界。杜诗写到天地间的一切生灵都出以充满爱抚的笔触：“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住白帝复还东屯》）“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之一）在杜甫心目中，天地间的动物、植物都与人一样，应该沐浴在仁爱的氛围中。杜甫尤其关心那些处境欠佳的动植物：“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杜诗中写到动物、植物，往往有比兴寄托的意味，但是也有许多并无寄托，例如《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只是对弱小生命的由衷爱怜和关切。杜甫关爱一切生命的情怀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发展，因为把仁爱之心从人推广到普通的生物，本来是儒学内在的一种发展方向。“民胞物与”的命题，在理论上要等到宋人张载才阐发出来，但是在文学上，它早在杜诗中就得到生动的弘扬，这是杜甫对于儒学思想的一大贡献。

接上贴
三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拥有像杜诗那么多的注本。自从南宋出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说法便广为流传了。虽说黄氏往本中实收注家仅有151人，但自宋迄今，杜诗的注家、选家及研究者确已超过千人，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壮观。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当然不需要读那么多的注本。但如果您想了解到底有哪些有关杜甫的著作的话，也不妨去翻检周采泉《杜集书录》和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这两种有关杜诗的目录学著作，它们对自宋迄今有关杜诗的著作有相当详尽的介绍。
如果读者朋友想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杜甫，当然应该阅读杜甫全集。对杜诗的整理与注解都是从宋代开始的，如果你想了解杜诗注释和研究的历史过程，那么可以读几种重要的宋代注本，例如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刘辰翁评点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它们为杜诗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后代所有杜诗注本的学术源头。
然而学术总是后来居上的，杜诗学也是如此。从总体上看，清代杜诗注释的水平已经超越宋注。如果如果限于时间和精力，您暂时只能阅读一种杜诗全集注本，那么我们建议您从下列清代注本上选择其一。
一是杨伦的《杜诗镜铨》。这是最为晚出的杜诗清注本，初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它的特点一是参酌众本之长，又出之以简明扼要，一立论则平正通达，一是最适于一般读者的杜诗全注本。如果你只想用较少的时间来通读一遍杜诗，这是最合宜的一种。
二是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此本初刻于清雍正三年(1725)。它的特点是注释比较简明，不作繁琐的征引和考证，其长处在于解说，尤其是在分析段意方面，颇能提纲挈领，有时还对杜甫的写作意旨有所发明。但是评说章法时染有八股陋习，编次也不够完善。
三是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杜诗注本，初刻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它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几乎可以视作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的集注，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诗话也收罗甚丰。仇注的篇幅很大，读它需要较多时间。但读此一本等于读了许多注本，所以还是值得一读的。他的缺点是繁琐，一字一句皆求出处，分析也嫌琐碎。读此书时可以参阅清末施鸿保的《读杜诗说》，它是专门纠正仇注之失的。
四是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此本初刻于清康熙六年（1667），它的特点是注重以史证诗，对杜诗的时代背景有比较确凿的阐明。它的注释以简洁为尚，仅录杜诗白文不加注释的达五百多首。此本的学术价值较高，但对初学者用处不大，如果你想较深入地了解杜诗与唐代史实的关系，则可以参阅。
五是王嗣奭的《杜臆》。此书不录杜诗原文，也不对杜诗逐句作注，它的特点是用“以意逆志”之法对杜诗的思想内涵进行评说，颇有精到的见解。王嗣奭是明代遗民，入清后拒不降清，对杜甫的人格意义有很深的理解。如果你想侧重理解杜甫的为人和杜诗的思想内涵，可以参阅此书。
有史以来最称完备的杜诗注本当然是萧涤非先生主编、张忠纲先生终审统稿的《杜甫全集校注》。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堪称杜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的校注工作始于1978年，终于2012年，前后经历三十五个春秋，待到全书杀青付梓，主编萧先生已不在人世。《杜甫全集校注》带有集校、集注、集评的性质，其参考资料包括存世的所有杜诗注本以及有价值的杜诗研究论著，代表着杜诗注释的最高水平，也是当代杜诗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可惜该书卷帙浩繁，篇幅达660万字，恐非一般读者所能通读。如果读者朋友对某首杜诗有所疑难要想深入探究，则此书是最合适的查阅对象。
当我们接受商务印书馆的约请，重新编选一本《杜甫诗选》时，有多种杜诗选本早已问世。其中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杜甫诗选》和邓魁英、聂石樵选注的《杜甫选集》，所选篇目数量适中，注释则简明扼要，对一般的读者很有帮助，也是我们常置案头的杜诗读本。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编选一本新的杜诗选本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热爱杜甫，我们希望通过编选本书向杜甫献上一瓣心香。一座庙宇可以接纳众多的香客，无论他们是先来还是后到，也无论他们贡献的香火是多是少，都有资格在神像前顶礼膜拜。同理，无论别人已经编选了多么优秀的杜诗选本，都不会妨碍我们的重新编选，况且我们对杜甫和杜诗持有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编选工作不是跟在前辈后面的亦步亦趋。比如选目，本书与上述两种杜诗选本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的选目是直接从杜甫全集中选择的，并未参照或刻意回避其他杜诗选本。全书完稿后，我们对三种杜诗选本的选目进行统计比较，发现山东大学选本所选的144诗题中，有37题未选入本书，差异率达四分之一强。邓魁英、聂石樵选本所选的226题中，有67题未选入本书，差异率达十分之三。反过来，在本书所选的190题中，有55题未曾选入上述二书的任何一种，新增率达十分之三弱。总之，本书所选的190题、255首杜诗，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杜诗代表作。其中有些作品或因思想倾向的因素长期不被现代选家重视，例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哀王孙》；有些作品或因诗体、风格的因素而被忽视，例如七排《题郑十八著作丈》、五古《火》，现在一并选入本书，我们希望它们能得到读者的重视。至于本书的注释和评析，则力求简洁，不求详尽。其中引用的前人之言，概据《杜甫全集校注》，不再注明出处。
衷心希望读者朋友喜爱这本《杜甫诗选》，衷心希望大家对本书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指正。
（本文为《杜甫诗选》导言节选，原文一万一千余字。《杜甫诗选》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范仲淹和欧阳修比苦光明网　03-23 15:05
作者：汪金友
最近出版的《回到宋词现场》一书中，讲了一段范仲淹和欧阳修比苦的故事。
有一天，上朝间歇闲聊。范仲淹说：“很少有人吃过我那么多苦，我小时候营养不足，到现在我的身体都一直不好。”欧阳修听了不服气：“你小时候毕竟还有个继父可以依靠，而我们却是孤儿寡母，比你更艰苦。”范仲淹回应：“我吃的苦肯定比你多，我一条咸鱼吃一个月。”欧阳修也不示弱：“我一块月饼吃两年。”范仲淹说：“那怎么可能？月饼会发霉。”欧阳修说：“我头一年吃一半，然后藏在瓦罐里，到第二年中秋再吃。”最后，旁边的晏几道上前解劝：“两位大人，你们小的时候，都是天下最苦，这该可以了吧？”一场争执才得以罢休。
事实上，范、欧二人并非“瞎扯”，他们确实吃过不少苦。《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靠，再嫁朱家。后来他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每天都用冷水洗脸，而且只能吃一碗冷粥。欧阳修四岁丧父，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因为孤儿寡母生计困难，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他的叔叔。
虽然范仲淹和欧阳修的童年确实非常艰苦，但他们两个，都是出自官宦人家。只是由于天灾人祸，才陷入了一时的贫困。范仲淹祖辈为官，他的父亲范墉，曾任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卒于任上。范仲淹的继父朱家，也是长山的富户。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进士及第，历任道州、泗州、绵州推官和泰州军事推官等。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与欧阳修的父亲同榜登科，也多年为官。范仲淹之所以吃粥，是因为他不愿意享受继父的照顾，也拒绝朋友的帮助。欧阳修虽然失去父亲，但有个做官的叔叔照顾，也算是衣食无忧。
经常有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但吃了“苦中苦”，就真能成为“人上人”吗？看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吃了一辈子的苦，最后却只能在苦中“入黄土”。有的人，小时候富足，长大了仍然富足；有的人，小时候吃苦，长大了仍然吃苦；有的人，小时候吃苦，长大了变成富足。不是每个小时候吃苦的人，长大了都能富足；也不是每个小时候富足的人，长大了依然富足。吃苦不吃苦，富足不富足，与家世有关，与奋斗有关，与机遇有关，也与时代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由贫困转向了富足，起码是吃饭不用愁，穿衣不用愁。像80后90后00后，出生在不用担心冻饿的年代，像过去人受的那种苦就少了很多。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这些苦和过去比，内涵发生了变化，由苦到甜的过程也更复杂化。大家也可以坐在一起，比一比谁的小时候更艰苦，至少可以激励和鞭策自己。（汪金友）

余秋雨，谢家门孔
提起谢家，在没读这篇文章之前，我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魏晋时期的谢家，那可真谈的上是当时的名门。我本以为，余秋雨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写关于那个时代谢家的兴衰，然而并不是。他写得是现代的谢晋。
谢晋，何许人也？他1923年11月2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
他在60岁的时候对余秋雨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他确实晚熟。余秋雨是这么说的：“他的艺术历程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探寻期，后一段为成熟期。探寻期更多的依附于时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于人性。”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评价。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前期的沉淀，才能在后期爆发出无尽的能力。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词语，“大器晚成”，大约就是来形容谢晋的吧。
谢晋是一个很有立场，也很有原则的人，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受外界的干扰，并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纵然是在文革时期，他也有着自己的坚持。《舞台姐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谢晋说，当时针对这部作品，批判会开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艺界批判力度不够，还特地拿到“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当中去放映，然后批判。然而，纺织厂的女工却为这部作品留下了眼泪。“人性论”和“阶级论”的理论对峙，就在这一片哭声当中见了分晓。
后来的谢晋，依旧是如此，余秋雨问他：“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苦恼是什么？是剧作的等级，演员的悟性，还是摄影师的能力？”
他说：“不，不，这些都有办法解决。我最大的苦恼，是遇到了不懂艺术的审查者和评论者。”
不懂艺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因为有许多的人，觉得自己有了学历又看过许多艺术的书籍，就懂得了艺术。其实不然，有些东西，只在感悟之中，懂，这个字很简单。然而真正的遇见，才知道并非如此。
谢晋对于评论很在乎，也很敏感，大约是性格如此。余秋雨先生在文章提到，有一个叫朱大可的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常常是谢晋模式，即“革命加女人”或“革命加爱情”。谢晋自然很生气，余秋雨先生说：“每次研讨会我都提议让朱大可来参加，他都不让，而且，还会狠狠的瞪我一眼。”不知为何，看到这里，我突然很喜欢谢晋的性格。
余秋雨先生从来不知道，谢晋与那个魏晋的大家竟然还有关系。我也不知道。读到这里，我才隐隐的对题目《谢家门孔》有了理解。
他曾让余秋雨先生为他写四个字“东山谢氏”。这时候，余秋雨先生才发觉，他与魏晋谢家竟有关系。“东山”与东山再起这个成语有关，当年谢安隐居会稽东山，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块饮酒作诗，他的侄女谢道韫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后来，谢安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这使中国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成语。
余秋雨说：“谢晋导演对此极为在意，却又不对外说，可见完全不想借远祖之名炫耀。他在意的，是这山、这村、这屋、这姓、这气。但这一切都是秘密，只是为了要我写字才说，说过一次再也不说。”

　让孤独成为一种力量
据报道，北京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今年将开始加大腾退保护力度。这其中，便有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这里，曾经见证了鲁迅的孤独岁月。
　　办刊物失败后，鲁迅独居北京，个人的不得志、国家前途的渺茫，给这个志向远大的青年莫大的痛苦。“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自序》里这个蛇的比喻，让人对这位未来的大文豪曾经历的孤独，有着形象的感受。
　　步入新时代，当下的中国蒸蒸日上，气象万千。不过从年青人成长的心路历程来看，说二三十岁的年龄是现代年轻人最孤独的阶段，也确有一些理。
　　呼朋引伴的少年时代已经成为过往，学生时代的宿舍生活也已经挥手告别。初入职场，尚未打开局面，压力却已经迅速袭来。父母难免会因为代际沟通的问题，难以完全理解自己。能够给予情感陪伴的伴侣常常还不知身在何方……孤独，正在成为很多年轻人难以绕过的境遇，成为成长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然而，不必太担心，这种孤独，有可能成为一种生产力。
　　住在绍兴会馆的几年时间，鲁迅用“钞古碑”三个字一笔带过。而实际上，除了抄写古碑，他还校订古书，整理古籍，搜集金石、造像。或许是这些闪烁着古人光芒的物件可以让他感到超越时间的陪伴，或许是一笔一画的反复誊写让他更多地感受到精神的力量，“钞古碑”这件事鲁迅一做就是好几年。
　　而在鲁迅向钱玄同做了那个著名的铁屋子比喻后，鲁迅也从个人精神世界的铁屋子里走出，以一篇《狂人日记》震惊中国。有人认为，鲁迅在绍兴会馆的状态，便是酝酿着呐喊的沉默。至少，我们的确可以在《中国小说史略》，甚至在《故事新编》中，看到这长长的孤独期的深厚烙印。孤独期的探索，为日后的厚积薄发积累了深厚的能量。孤独，被他化作了生产力。
　　孤独，能给人反思与反省的契机，让人更好地审视自己。古代的贤人主张“三省吾身”，或者身体力行坚持“日课”。这对于每日在现代机构和流水线之中忙碌的人来说，未免过于奢侈。而互联网的通达，在让世界变得触手可及的同时，也让真正意义上的独处变得更加稀有，让静思内心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反思已经变得不再流行，但请不要轻易用廉价的娱乐和无效的社交打破难得的孤独。
　　人生的孤独期，往往也是对自我认识的飞越期。与人相处，难免相互迁就，再加上这样那样的社交规矩，往往并不能遵循自我，以至于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失去了奋斗的方向。而孤独，却能够让人抛去了万物，直达内心深处。正因为抛弃了万物，反而能让万物了然于心。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意思是说，万物我都具备了。反躬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叔本华曾很夸张地说：“人要么独处，要么庸俗。”康德则在家乡的小城研读写作到老，甚至未曾亲眼见过高山与大海。但也许正是这种外人看来极端的孤独，造就了学者们极致的思索。
　　孤独是一种稀缺品，对大多数人来说，一生或许真的只有一次长期的孤独。离开二十几岁的时光，孤独的青年人很快就陆续拥有新的角色，成为爱人、父母，或者某个团队的领袖。充实、幸福、责任……或许让人再也没有长期孤独的机会。
　　把握这样年轻的孤独，让积淀与自省成为孤独的基调。孤独，或许就能成为驱动人生的力量。

“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
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一个旗人家庭，其家当时住在今小杨家胡同。次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老舍的父亲身为护军永寿镇守正阳门（《清史稿》作天安门）。面对来犯的日本军队力战殉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老舍家曾遭意大利军人劫掠，当时才一岁半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由于父亲的阵亡使得老舍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9岁时，由一名叫刘寿绵的满族黄带子贵族资助，老舍才得以入私塾读书。（维基百科）
寥寥数语，何以道尽期间的艰辛？幼年丧父，一家人全靠母亲洗衣维持，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幼年的老舍听着母亲揉搓衣服的声音想象着母亲又红又肿的双手入睡。这是老舍先生一生悲伤的底色。心理学上称之为原生家庭的魔咒。因为出身于穷苦的家庭受坚毅的母亲影响，他敏感自尊又倔强。因为成长于旧制度新政治交替的年代，目睹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所以他的作品才多是平民意识觉醒意识。
老舍先生笔下的人物自杀的还少吗？！《四世同堂》中，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后就投进了护城河！《茶馆》中的王利发王掌柜全力支撑“裕泰”老字号而不得，被逼上吊而死！《骆驼祥子》里面的小福子被父亲卖到窑子里不堪非人待遇上吊自杀！这分明就是作品透露出来的作者的生命意识！
老舍笔下的自杀者们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都是善良者、严肃的生活者。从中可以看出，老舍对颓废型的轻生者是鄙视和厌恶的。 其二，他们都是忠烈者。因深知无法实现自己的现实抱负，才忧愤地自尽。 其三，老舍描写他们的死时，用笔干脆、果断，不去做大段死亡前的心里渲染。对作家来说，他笔下反复死去的心爱人物及其死亡模式，却正是他潜意识中的固有物。（宋永毅）
死亡意象作为某一人物的戏剧化人生的最后一笔，作为生命形式的末端，它必然处于情绪高峰，是具有伦理力量的性格心理的极致表现，更能流露出情感符号的价值观与伦理观，艺术家的道德尺度也借助于人物的死亡得以显现。说到这里，你会想起谁？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以梦为马》
如果我中止诉说如果我意外的忘却了你把我的故乡抛在一边我连自己都放弃更不会回到秋收农民的家中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赶上最后一次我戴上帽子穿上泳装安静的死亡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七月的大海》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再发呆，傻笑来回踱步，低声唱歌，阅读，写诗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我都像一位死者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出租屋》
老舍先生笔下的自杀者是颓废的不爱惜生命的人吗？这些人活得比谁都努力，他们也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是当一个人那么努力地想面朝大海，那么他当下面朝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那么用力地告诉自己要面朝大海？他想要春暖花开，那他现在经历的是什么？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提到：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是什么害死了老舍？是他敏感自尊善良的性格？是他不为瓦全的气节？是小人的陷害？是红卫兵的残忍？是整个民族的丧心病狂不讲理？然而事实是如此脆弱，所有元素混在一起，八二三成为一位已然迈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最后一根稻草。1944 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 ，日军突袭重庆，友人问老舍：“你怎么办？ ”老舍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
我们就盼望那大悲剧的出演，把笑改成泪。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笑是逃避与屈服，笑是本无可说，永无历史。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却不一定。
——老舍《蜕》 《老舍文集》第八卷
尘归尘，土归土。逝者安息，生者珍重。

5月9日，青草湖，记者划着皮划艇，循着杜甫的痕迹漂流。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天，杜甫离开岳州，穿过洞庭湖南下，夜宿青草湖，并留下诗作。图/卢七星
公元763年，避难川蜀的杜甫，在听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写下了他的“生平第一快诗”：“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欣喜若狂跃然纸上，对归乡，同样热切。只是，归乡的路，因为战乱阻隔，变得漫长曲折，甚至遥不可及。五年之后，杜甫南辕北辙进入烟瘴的荆楚之地，在湘江上，度过了他最后的三年颠沛时光，湘江，成了杜甫最后的归宿。
永泰元年（765年），杜甫在好友严武去世后，成都局势一片混乱，杜甫只能选择离开，东下出川，因为疾病和各种变故，杜甫一家滞留云安、夔州一段时日，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才“去夔出峡，至江陵”。在江陵，杜甫过得并不如意，当年春天，移居公安。本来想从公安北上回归故乡，却因为战事，南下岳州。
大历三年（768年）的深冬，杜甫进入洞庭湖，泊舟岳州城下。“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泊岳阳城下》）杜甫对这次南行依旧抱有希望，那年，杜甫已经57岁。但是，接下来的旅途没有让杜甫看到希望，处处遭遇不幸，像是一场命运的作弄。
第二年春天，杜甫携妇将雏，登上小船，南下衡州，投奔他的好友——当时的衡州刺史韦之晋。《宿青草湖》《宿白沙驿》《湘夫人祠》《入乔口》《铜官渚守风》《宿凿石浦》《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戍》《次晚洲》《望岳》……一路南行前往衡州，韦之晋却在他到达衡州之前，已经调任潭州，杜甫还未来得及返回潭州，韦之晋就病逝了。是年夏天，“畏热”，杜甫从衡州返回潭州，杜甫生活无依，栖居小舟、病卧江阁，靠卖草药、奉赋赠诗维持生计。唯一的慰藉是，在潭州有文友的诗歌唱和往来，也有他乡遇故知的悲欣交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杜甫在长沙城边偶遇当年宫廷乐师李龟年所写的《江南逢李龟年》，诗里满是感伤，大约也不无欣喜吧。
在潭州安居一年，变故再次袭来。大历五年（770）四月初八夜，湖南兵马使臧玠带领一班骄兵起而造反，攻掠州城，杀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崔灌，城内烈焰冲天，杜甫连夜随逃难人群奔出火海，登上小舟，踏上杜甫的末路之旅。逃出城后，杜甫乘小舟溯将而上，前往郴州，原本想去投奔他的舅舅崔伟，却在耒阳方田驿被大水困住，难以前行，“涉旬不得食”。耒阳县令得知消息，送来了牛肉和白酒，久不得食的杜甫在一顿畅饮之后，当晚客死舟中，葬于耒水河畔，杜甫墓，现在耒阳一中内。不过，“饫（yù）死耒阳”的说法，却受到质疑。另外一种说法是，杜甫在耒阳阻水之后，决意北归，在潭岳之间的小舟上去世，按照元稹的墓志铭的说法：“旅殡岳阳”，葬于平江县安定镇小田村。在杜甫死后的43年之后，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迁回河南洛阳偃师。有的学者学认为，因为贫穷，杜甫墓其实没有迁回洛阳，而是留在了湖湘大地之上。
杜甫记录了那个离乱的时代，记录了自己颠沛的一生，却无法记录自己的死亡，杜甫之死终究变得扑朔迷离。八座真假难辨的坟茔，争议声从未消停过，各地的学者都在努力论证当地是杜甫的最终归宿，除了现代旅游的需要，大约也算得上后世对诗人尊重和热爱吧。或许，不必去执着于杜甫墓的真假，不过，内心里，依旧希望，这位在外漂泊颠沛一生的诗人，最终回到了故乡。

一千多年，不至于沧海桑田，特别于湘江而言。
无言的湘江依旧昼夜北去，像个不记事的孩子，不留痕迹，又像个收纳了无数古老故事的智者，在湘江之上，似乎还能听到来自千年前的回响。
五月，从洞庭湖出发，逆流而上，并不难寻见杜甫1250年前的叹息。
杜甫的诗，是一张精细的湘江地图，岳阳楼、青草湖、白沙驿、乔口、铜官渚、津口、空灵岸、花石戍、挽洲、方田驿……杜甫曾经停留过的地方，或被当成旅游资源开发，或荒草丛生，面目全非，又或者早已更换了名称。却从来不曾忘记，岳阳楼的怀甫亭、湘江边的杜甫江阁、民间老太太修建的杜甫草堂、挽洲岛上的老樟树……皆是对诗人千年后的回应。
是的，湘江不曾忘记，它收容了杜甫的苦难与悲悯，也记住了他的颠沛与漂泊。
撰文/本报记者唐兵兵通讯员资一帆
岳阳楼：怀甫亭，总是容易被忽略
岳阳楼名声在外，是因为宋朝时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来岳阳楼的参观者，总会想一览“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美，领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豪情，却少有人想起一千多年前，在岳阳楼上涕泪横流的那位老者。
5月7日，我们进入岳阳楼时，已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岳阳楼在一片夕阳的光芒里。前坪依旧有不少游人，在排队等候最佳位置拍照，岳阳楼是他们必不可少的背景。
登楼，落日余晖穿过云层，成了一道道光柱，远处君山如黛，拖沙船缓慢驶过湖面，落日黄昏，大约是一天里最好的风景了。不知道，这初夏傍晚的岳阳楼、洞庭湖盛景是否能驱散千年前杜甫心头的阴云，而他见到的“白雪中”的“潇湘洞庭”又是怎样的一幅苍凉萧索场景。
在岳阳楼，杜甫是容易被忽略的，在脱离了离乱、战争、老病的语境之后，面对一片宽阔的水域，总是难以感受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凄凉，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家国情仇。如果不是刻意的找寻，大约，我们也要错过景区内纪念杜甫的“怀甫亭”了。
从岳阳门拾阶而下，点将台往南100米的那个小亭子，就是“怀甫亭”了，相比于岳阳楼，怀甫亭显得寂寥许多，少有人驻足拍照。怀甫亭建于1962年，杜甫1250周年诞辰，那一年，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怀甫亭”，是这座城市一场后知后觉的纪念与追思。
亭子坐南朝北，倒也玲珑典雅，亭中竖着一方石碑，正面刻着杜甫画像和《登岳阳楼》，背面则是杜甫漂泊的一生简介。亭子的牌匾，“怀甫亭”——出自朱德之手：楹联“舟系洞庭，世上疮痍空有泪；魂归洛水，人间改换已无诗”，是诗人吴丈蜀于1979年撰写，像两个诗人相隔千年的一场对话。
白沙驿：堤坝割裂了与水的联系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天，杜甫离开岳州，穿过洞庭湖南下，前往衡州，穿过洞庭，夜宿青草湖、白沙驿，在这两处留下诗作。《岳州地理杂志》的作者张小章坚信岳阳县中洲镇白沙村，就是白沙驿，而杜甫到达白沙驿的前一夜留宿的青草湖，在白沙村往北五里处。
5月8日，按照张小章的指引，我们找到了白沙村。
“以前，白沙湖是跟湘江连在一起的。”白沙村的刘志祥今年已经80岁，他指着门前的一个湖泊告诉我们。在河堤修起来之后，白沙湖就成了内湖，切断了白沙湖与湘江的连接，似乎也割断了村民与水的联系，现在村民多以种地为生，少有人捕鱼为业，他们的田地，都在江心中洲垸上。对于杜甫，老人显得陌生，听说我们寻访古迹，热情地拄着拐杖，带我们去看村里的老屋。他所说的老屋，是竹林里一座建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红砖房，主人搬到了镇上，早已荒废，竹林掩映中的老屋，倒总能让人想起杜甫来。这个与湘江比邻而居的小村落，在洪水的进退之间，历史大约总是难以保存。
老人的儿子刘庆军，确信白沙村曾经兴盛过，他的依据，是在村里到处都能挖到瓷器，“后山就叫瓷器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这里兴起过淘宝热潮，周边的村民都来这里‘挖宝’”。他曾经也是寻宝中的一员，只是，从来没有挖到过完整的瓷器。淘宝者热衷，不止于瓷器，“我们这边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是这一带有个江洋大盗，用金钩钩住胡子，叫金钩李胡子，专门抢劫过往船只，在他死后，埋了18坛金子，每坛18块，每块18斤”。瓷器、大盗、金子的传说，多少增加了这里曾经作为驿站的可信度。
“对了，我们还挖到过青砖的台阶。”刘庆军似乎觉得故事并不具备太多的说服力，像突然想起，兴奋地拍起手来，将我们引到屋前的菜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在此开荒种地，“挖到了青砖，开始以为是坟墓，后来才发现是台阶”。台阶两米多宽，向下通往白沙湖，只是如今白沙湖萎缩，菜地离开湖泊有几百米的距离了。“关于这个台阶，只有我们知道，应该是个码头。”他无不骄傲地说。
白沙村沿着河堤往北两公里的是中洲垸的堤坝，堤坝将河西的湘江古河道隔离，北面是洞庭湖，湖边一大片青草在风里招展。“这两天水涨起来了，前几天青草更多，更好看。”旁边垂钓者说，这里是青草湖的一部分，青草湖属于古五湖之一，在洞庭湖西南，与洞庭湖相连，湖床高于洞庭湖，在丰水季节，北接洞庭；在春季水涸的时节，青草弥望。所以出洞庭的杜甫才会有“洞庭犹在目，青草续为名”的诗句。按照张小章的考证，杜甫当年在青草湖的留宿处，就在堤坝周围，“在《宿白沙驿》中，杜甫注明了‘初过湖南五里’，湖，应该就是指青草湖，堤坝离白沙村刚好五里路”。
乔口古镇：杜甫“很忙”
“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一路向南，入乔口即将进入长沙的杜甫，想起与自己境遇相似的贾谊，又不免感伤起来。在几百年后，乔口的人们将屈原、贾谊、杜甫供奉起来，建成三贤祠，三位怀才不遇、漂泊潇湘的诗人，以这种方式在这个古镇得以聚集。
多年没来乔口镇的袁慧光，甚至已经难以找到三贤祠的位置，“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来的时候，不过一条街，现在建了很多新房，分不清楚了”。几经打问，才找到了三贤祠。三贤祠建于宋朝末年，几百年间，几经损毁，新建的三贤祠里供着三位诗人的铜像，杜甫手执毛笔，眉头紧锁，依旧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乔口，所处三个地级市四个区县交界处。是从北方水路进入长沙的第一站，在水运时代，商贸繁荣，素有“长沙十万户，乔口八千家”之说。在水路交通区位优势丧失之后，旅游成了乔口新的突破口，杜甫，自然成了乔口的一张名片。
在乔口，杜甫“很忙”。
杜甫饭店、杜甫客栈、杜甫码头……各种以杜甫命名的商铺随处可见，从事杜甫研究的袁慧光，似乎对于杜甫的过度开发有些不适，看到刻在碑上的杜甫诗，他总是会认真审查，“我看一下，他们写错没有”。
他考证过杜甫当年登岸的码头，“应该是在乔江上，怎么可能到柳林江来呢”。他摇摇头，表示无奈，带着我们走上河堤，去看那个可能是杜甫当年泊舟的码头，是在乔江跟湘江交汇的一处港湾，已经难以见到码头的痕迹，只有悠闲的垂钓者。“杜甫应该是从这里上岸，然后到老街上喝酒。”他想象着千百年前，杜甫登陆乔口的场景，坚定地说。只是，对于旅游者而言，杜甫从哪里上岸，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杜甫在乔口停留之后，继续南行，却遇到大风，只能进入铜官渚暂时避风，写下了“春火更烧山”的词句。5月9日下午，我们从乔口开车前往铜官石渚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就是这一片建设工地，全是石渚湖。河堤没有建之前，是连着湘江的，现在这片水域全没了。当年杜甫，在这里避风，写下了《铜官渚守风》。”
袁慧光似乎执着于寻找一些过去的遗迹，径直穿过建筑工地，走到瓦渣坪，一片荒草中，埋藏着跟大唐相关的信息。他在地里很快就掏出一块瓷器碎片来，“看，唐代的碗，就是这样的”。他欣喜地将碎片在池塘里洗干净，向我们展示，似乎找到了跟杜甫的某种关联。或许，当年杜甫在铜官渚看到的火光，就是这碎片的锻造呢？
凿石浦，杜甫草堂将重建
大历四年（769年）的这次南行，杜甫急于赶往衡州，并没有在潭州逗留太长时间，到达潭州时，正值清明时节，从杜甫的诗里，可以看出初到潭州的杜甫曾寻觅过定王台旧址，也瞻仰过贾谊故居，还登了河西的岳麓山。在潭州盘桓几日后，乘舟南行。在株洲“宿凿石浦”“过津口”“次空灵岸”“宿花石戍”“次晚洲”，进入衡州。
“杜甫草堂马上就要重建了。”5月10日早上，株洲杜甫研究会会长彭水明、副会长仇民主带着我们去到株洲河西凿石浦，该处的杜甫草堂、庆霞寺旧址已经用围墙隔离，墙上画着未来的规划图。
据传，凿石浦因为产红色砾岩，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在此开山凿石，打磨工具，因此得名，是株洲最古老的地名。大历四年春，杜甫经过凿石浦，“爱庆霞寺山水清雅，因宿于寺”（《凿石浦志》）。北宋年间，在庆霞寺旁建杜甫草堂，以纪念杜甫，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毁。两人多年的奔走与努力，终于能让杜甫草堂重新树立在湘江之滨。让彭水明和仇民主难以释怀的是，北宋年间，书法家米芾在江边峭壁之上书写的“怀杜岩”，被炸毁，再也无法修复了。
过凿石浦15公里，是雷打石沧沙埠，对岸是渌江与湘江的交汇处，“那里就是津口，也叫过关口，曾经是驻兵的地方呢”。沧沙埠的居民贺湘平退休以后住在株洲城里，在老家种了些菜，时常回来看看。面对津口的沧沙埠，曾经是个繁华的码头，“小时候，两边都是肉案。河里很多船的，最多的是到醴陵拖瓷器的船，村里有个说书人，每天下午都在亭子里讲故事”。他所说的亭子早已成了菜地，却能看到斑驳的石柱，还有民国时期“永禁洋烟，如违禀究”的石碑。只是，不知道“回望过津口”的杜甫，是否曾在此登岸。
当晚，杜甫大约是夜宿空灵岸的，沧沙埠离空灵岸只有5公里，江边峭壁，红色的砾岩临江突兀，绝壁之上天然洞穴成了寺庙，让急于奔赴衡州的杜甫感慨“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而决定留宿。
“要从河里看，才能看到空灵岸的妙处，看到石头想要飞升的样子。”进入空灵岸，沿着栈道向上，仇民主始终觉得，应该划船来领略空灵岸。观音岩洞仍在，洞穴里供奉着观音像，“洞沿以前伸出很长，后来被炸掉了”，僧人解释。寺庙正在加紧建设，绝壁前建起了各种寺庙，遮挡了峻奇的霞石。“以后，怕是难以见到‘空灵霞石峻，枫栝隐奔峭’的景象了。”仇民主说。
花石戍，老人建起杜公亭
“午辞空灵岑，夕得花石戍。”杜甫到达花石戍，见到的是一片凋敝，“罢（通疲）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芜没，农器牢固，因为连年战乱、赋税繁重，农人逃散。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有渌口、花石二戍。”5月10日，我们到达王十万乡花石村，感受到的同样是衰败，一种经历过繁华后的落寞。红砖砌成的高大建筑，曾经是供销社、礼堂、卫生院，如今已经废弃良久、墙面斑驳，也像是经历了某种逃散一般。

而就是这个凋敝的村庄，建有杜甫草堂，终究是一件让人欣慰，又不无好奇的事情。“花石戍原来有过杜甫草堂，民国时期就被毁掉了。”仇民主介绍，后来的杜甫草堂，是村里的一个老人出资建造的。老人叫刘芝兰，今年87岁，因为我们的到来，特意拄拐来开门。杜甫草堂在湘江边的一做石山上，“我是因地制宜，多快好省，建杜甫草堂”，刘芝兰边打开门，边开玩笑。2000年，刘芝兰生日那天，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做了一个梦，从此皈依佛门，开始吃斋念经，许愿要建一座寺庙，“原来这里就有通灵观”。只是，她兴建寺庙的申请遭到拒绝，“那我就申请建个杜甫草堂”。申请得到批准，刘芝兰自己设计，建起了这座杜甫草堂。进入草堂，一层是个寺庙，天然的岩洞是通灵观，村里的人都认为，那个山洞，就是杜甫曾经留宿的地方。通灵观旁是三圣殿，刘芝兰姐妹虔诚，每天必须两次上香跪拜，初一十五，还有不少来自周边的香客。通灵观前，一块碑刻着杜甫的《宿花石戍》，享受香客的香火。
杜公亭在楼顶，“你看，这房间是水塔改造的，杜公亭就在水塔上”。杜甫江阁的设计是老人晚年得意的作品，楼顶还特意做了“花石戍”的硕大标牌，面朝湘江，像是某种指引。杜公亭内的布置、画像、诗词，都出自刘芝兰的侄子之手，“谁扣君王门，下令减征赋。你看，杜甫多怜惜百姓啊”。刘芝兰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杜甫，她是无限尊重的。杜公亭成了株洲现在唯一能够凭吊杜甫的地方，时常有不少文化人前来，或赠画像，或写诗文。
花石戍用建造亭台寺庙的方式记住了杜甫，没有亭阁寺庙、“秀色固异状”的挽洲岛，却把杜甫的旅程刻在了老樟树上。5月10日，我们乘坐义渡上岛，不过是为了去找那棵老樟树。岛上的居民多半是在明朝初年搬到岛上，却对于杜甫系舟的老樟树如数家珍：“那棵树啊，有一千多年了，唐朝的时候有个诗人在那里停船。岛上世代都是这么说的。”老樟树在岛东面的河堤下，远处望去，树冠并不很大，孤独地立于江畔，走近，树干却是巨大的，树干分出叉来，靠河的已经枯死，树干中空，岛上的人说，是孩子们玩火，把树干烧空了，依旧挺拔地记录着湘江的过往。
耒阳方田驿，杜甫生命的转折点
大历五年（770年），杜甫向南投奔舅父崔伟的旅程，止于方田驿，一说，杜甫的生命也终结于此，一说，杜甫从方田驿返回潭州，准备北上回乡，死于潭岳之间。不管是哪种说法，方田驿，是杜甫生命的转折点。
“地点很明确，在新市镇龙市村。”耒阳市文史专家蔡得初，仔细研究过杜甫，在《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的诗中，杜甫注明了阻水的确切位置，“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一些学者，把这首诗定为杜甫的绝笔诗。
5月11日下午，我们前往龙市村。在耒水河畔的龙市村，曾经是耒水一个重要的码头，“唐朝的时候应该是个官驿，三十里设一个驿站”。水运式微，成了周边村镇的圩场。
杜甫阻水方田驿的事迹、村庄名称变迁被刻在集市大门门柱之上。“因为村里有个老龙王庙，叫龙王庙市，现在简称龙市。”蔡得初解释。龙市对龙王庙的敬畏，或许，恰好说明，此地曾经经常被洪水侵扰。
龙王庙在耒水旁，河道在此呈“V”字型，往北是衡阳，往南是郴州。两岸长满枣树，甚至没有堤坝防守。“这是后来新修的龙王庙，老龙王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毁掉了，庙里的菩萨，是从河里捞起来的。”进入龙王庙，蔡得初解说。
夕阳里，耒水波光粼粼、平静流淌，龙王庙威严地看护着耒水，河边是洗衣服的孩子，一切都如此美丽平静，真是这方水域将杜甫逼向了绝境甚至死亡吗？
蔡得初认同杜甫卒于耒阳的说法，杜甫被困方田驿，“涉旬不得食”，得到聂县令的资助，送来了白酒和牛肉，或者是因为久未进食，突然吃得太多，“客死”舟中。“毕竟撑死，对于诗人来说，太不光彩了。所以，后人才会不断地粉饰，说杜甫北归，死于潭岳之间了。”
杜甫在耒阳的墓葬在耒阳市一中内，墓封土为圆形，基砌麻石，正面麻石镌刻有：“唐工部杜公之墓”。上款署“景定癸亥夏孟”（南宋理宗景定四年四月，1263年4月），下署“县令王禾立石”。“这块碑是全国八座杜甫墓中，年代最久远的碑刻。”蔡得初坚信耒阳是杜甫真墓，“而且没有迁走，一来，他的子孙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二来，宋代学者王观国是长沙人，他曾经亲临平江、襄阳等地考察过，证明耒阳墓是真墓。”
而卒葬平江的说法则认为，《至县呈聂令》的诗作之后，杜甫还写过《回棹》《过洞庭湖》《风疾舟中扶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诗作，诗的内容表明，杜甫从耒阳北归。认为杜甫是在北归途中重病，沿汨罗江到昌江（平江）求医，在平江去世，葬于安定镇小田村，而关于是否迁回洛阳，又莫衷一是，扑朔迷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