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永平

景初三年末魏明帝病危之际,手握曹魏军事大权的司马懿与操纵曹魏中枢机要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为“内主”,迫使明帝于“气绝”之际废黜宗室顾命集团,并确立了他与曹爽共同辅政的格局,这是世族朝臣对曹魏皇权的第一次挑战,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考论。〔1〕因此,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格局是当时统治阶级上层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产物这便注定了二人必然会进行残酷的斗争。据载,经过10年的明争暗斗,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以垂死之躯奋力一击,一举诛灭曹爽及其政治集团。这件事发生在嘉平元年(249)初,此后司马氏父子便完全控制了政权,因此,历代论者多认为“魏之亡,始自曹爽之诛”(王鸣盛语)。有鉴于此,兹就曹爽与司马懿之争的真相略加考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正始初期曹爽与司马懿的表面合作
正始元年(239)正月,魏明帝死,齐王芳继位,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不过,依照惯例,两人虽为同辅,但必有主次之分,据《三国志·曹爽传》载:“(明)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少主。”陈寿在此虽没有明言二人之主次,但从曹爽之职衔看,他实际上是魏明帝任命的首辅,执行最高的军政大权,
而司马懿仅以太尉的虚衔为次辅。魏明帝这样安排,其目的在于巩固曹魏政权,制约世族势力。但各类教科书和大多数断代史或通史著作都以为正始之初曹爽便与司马懿发生了冲突最主要的依据是《三国志·曹爽传》的记载:“丁谧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通鉴》也照抄这一记载,以为曹爽由此架空了司马懿。其实爽为首辅,尚书所奏,自然“先来由己”,无须通过尊懿为太傅而排挤之,这是晋人修史有意给曹爽罗织罪名,清人王懋便指出“此特晋人之辞耳”〔2 〕。
曹爽,字伯昭,曹真之子。由于曹魏限制宗室参政,故爽与诸多宗室子弟一样,无军功治绩可言,有“庸才凡品”之称。但他与明帝有私谊,明帝为太子时,对爽“甚亲爱之”〔3〕。明帝继位后,以爽为散骑侍郎,累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宠待有殊”,并得预辅政之列。因此,爽虽为首辅,但社会声望却不高。而司马懿自魏文帝以来身历要职, 声名卓著,成为士大夫阶层公认的领袖,称之为“朝廷之望”。
相较之下,曹爽不免自惭形秽。他为首辅,位居懿上,朝臣不满。为笼络人心,曹爽辅政后首先为司马懿晋级,据《晋书·宣帝纪》,正始初,懿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至于进位太傅,也是为了安抚司马懿,爽命其弟羲上表云:“先帝以臣肺腑遗绪,奖饬拔擢,典兵禁省,进无忠恪积累之行,退无羔羊自公之节……猥与太尉懿俱受遗诏,且惭且惧,靡所告。……臣抱空名而处其右,天下之人将谓臣以宗室见私,知进而不知退……臣以为宜以懿为太傅、大司马,上昭陛下进贤之明,中显懿身文武之实,下使愚臣免于谤诮。”〔4〕这份表奏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曹爽以懿为太傅的原因与动机,架空之说为时尚早。
正因为如此,正始初曹爽在表面上对司马懿颇为恭敬,《三国志·曹爽传》载:“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对爽之亲善,懿亦尊之,同书引裴松之注曰:“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这说明二人在正始初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合作时光,以致“当时称焉”。不过,他们的合作终究是一种权谋,实为“欲取
之,必先予之”之道。对于曹爽来说,他想专权,但根基浅薄,他必须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对于司马懿来说,他欲代魏,但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在谦让的表象下,他们都在积蓄力量,这是激烈的政治对抗与冲突的准备和前奏。司马懿潜心军政实务,以获取更大的声名。
魏明帝后期最大的弊政是大兴土木,懿“皆奏罢之”,《晋书·宣帝纪》:“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 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文帝纪》也载:懿子昭“正始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值魏明帝奢侈之后,帝(昭)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在军事上,从正始二年至五年,他连年领兵出征淮河前线,与东吴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特别是他接受邓艾的建议,在淮河流域大兴军屯,《晋书》本纪载:“帝以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另外,司马懿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不露锋芒,据《晋书·宣帝纪》,正始初,懿恒戒诸子曰:“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其“勋德日盛,而谦恭益甚”,以常林“乡邑旧齿,见之每拜”,赢得了世族阶层的广泛赞誉和支持。

二、曹爽政治核心集团的形
司马懿声名的提高，给曹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与军、政要员素无交结，要与之对抗，必须组织自己的政治集团。然以爽之身份和名望，元老重臣当然不会依附他，可用者只有曹氏宗室及与之有关连的士人后进。所谓有“关连”，即指曹氏之姻亲或同邑宿旧。 经过几年的组织，大致在正始五年之前形成了一个以曹爽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三国志·曹爽传》：“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侯列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诸人可分两类：一是爽之兄弟，一是“浮华”之士，名单之外的还有夏侯玄、桓范等。对“浮华”一词，人们多望文生义，成为鄙视何晏诸人的重要理由，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魏晋之际的“浮华”是有特定的政治和思想含义的。周一良先生指出：“所谓浮华，非指生活上之浮华奢靡，而是从政治上着眼，以才能互相标榜，结为朋党”，他们因袭后汉以来朋党题目之习，重才能而轻操行，“曹爽一党多是此辈”。〔5〕在思想上，他们援道入儒，是玄学思潮的先驱。〔6〕可以说魏明帝时期出现的“浮华之士”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追求和共同思想旨趣的士人群体，其骨干成员后来多党附曹爽。魏、晋正史对他们多加污蔑，完全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辨析，早已斥之为虚枉不实,此处无须赘述。曹爽为了与司马懿对抗，“多树亲党”，但其核心成员即是上述几位。何晏，南阳人，东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出身寒门无疑，后为曹操收为养子，思想感情与政治态度多受曹操影响；夏侯玄为谯国沛人，与曹氏有血亲，操父嵩便出自夏侯氏，且曹氏与夏侯氏又通婚，玄为曹爽之姑子。又据《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丁谧为谯国沛人，与曹氏同乡，父子二代得曹氏重用，毕轨则娶曹氏公主为媳，桓范也为谯国沛人，爽以其“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邓飏、李胜则为明帝时“浮华案”的主角，声名仅次于何晏、夏侯玄。当然，诸人显达，不在一时，但大体在正始元年至五年间都已进入曹爽集团。〔7〕概而言之，曹爽政治集团有如下特点：一是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是曹魏的后进之士，明帝时以“浮华交会”的方式形成了一股势力；二是多出身于非儒家的寒门，在世族势力上升的状态下，他们自然党附曹氏，其中何晏、夏侯玄、毕轨等还是曹氏的姻亲；三是深受汉魏文化新潮的影响，重文辞、善论辩，崇尚通脱而轻视礼法，是正始玄学的主要代表；四是皆为文士，早年多无功业，但他们具有政治理想，急于事功，有强烈的表现欲；五是就地域论，其中以谯、沛之人为主，除曹爽兄弟外，夏侯玄、丁谧、桓范等皆是谯、沛人。根据有关记载，曹爽很注意培植乡里势力，如文钦,“爽之邑人”,性“刚暴无礼”、“不奉官法”,“曹爽以钦乡里，厚自待养，不治钦事……贵宠逾前”，〔8〕可见地缘因素是曹爽集团的一条重要纽带。 随着曹爽政治集团的逐渐形成，他们必然要与占据朝廷内外要职的世族元老发生冲突。《三国志·曹爽传》：“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及以晏 、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这说明在正始五年前后曹爽已有“权重不宜委之于人”的打算，他由正始初年的“引身卑下”、“不敢专行”，转而“诸事希复由宣王”，这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集团。曹爽以其亲信取代世族元老，掌管内外。吏部尚书负责选举，为朝廷要职，正始初年任此职者为卢毓，毓乃汉末涿郡大儒卢植子，“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禄勋。”〔9〕这样，曹爽将用人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史称“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有旧者，多被拔擢”〔10〕，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对此，世族朝臣是极为不满的，由卢毓免职，“众论多讼之”一语可见。当时被迁转、免职的世族人物不少。据《三国志》诸人本传记载，如少府王观，太常高柔，领军将军蒋济，散骑常侍钟毓，司马芝子廷尉岐，大将军长史、散骑常侍孙礼、傅嘏等，都先后被排挤出权力中心。难怪司马懿后来罗列曹爽罪状时说“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11〕。

三、曹爽伐蜀与司马懿的破坏
曹爽集团形成后，虽欲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但社会声望不高，特别在军事领域远不能与司马懿相比。因此，他们觉得要真正巩固其政治地位，顺利推行其政策，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超过司马懿的巨大功业，赢得全社会的支持。何以取得盖世之功呢？从当时情况看，蜀汉自诸葛亮死后国势渐衰，似有机可乘。《三国志·曹爽传》载：“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宣王止之不能禁。”又称“骆谷之役，议从胜出，由是宣王不悦于胜”〔12〕。据此可知，曹爽集团中首倡伐蜀之议的是李胜与邓飏，其目的是“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进而与司马懿争权。正始五年(244)初，曹爽以夏侯玄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玄辟李胜为长史，准备伐蜀。三月，曹爽亲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13〕，挺兵汉中。蜀汉大将王平领兵3万拒守，占据了有利地形，蜀汉丞相费祎又领大军增援，并设计从后切断曹爽的退路。面对这种不利形势，曹爽进退两难，僚佐异议。据《三国志·曹爽传》：“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爽参军杨伟指陈形势，以为“宜急还，不然将败”，邓飏与伟争，伟曰：“‘ 飏、胜将败国家事，可斩也。’爽不悦，引军还。”然退兵途中，蜀兵堵截，“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虚耗”。〔14〕这样，曹爽伐蜀以失败告终，欲借对外战争“以立威名于天下”的企图落空了。关于曹爽失败的原因，从外部看，当时蜀汉衰而未乱，尚有抵抗力；从曹爽集团自身看，爽及夏侯玄、邓飏、李胜等皆不擅长军事，进退失据；加之事起仓促，粮食等军需供应都没有通盘考虑，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史称“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15〕。清代学者何焯早已指出，李胜诸人“未练干事，无端轻举”，曹爽“轻举丧功，结怨于民，无怀之者，遂以败”。〔16〕不过，这恐怕还是表面原因，其深层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干扰和破坏，使得曹爽难以有效地指挥军队。我们知道，曹爽以关中之军伐蜀，而他与将士并无直接的联系；相反，司马懿长期镇守关中，与关中将士联系甚深。司马懿深知爽之伐蜀用意所在，初便“止之”，态度很明确；广大将士当然也很消极，杨伟之谏曹爽，正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当时朝臣多反对曹爽伐蜀。《三国志·钟繇传附子毓传》：“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据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很显然，曹爽出征之时，后方的朝臣并不支持，终于导致曹爽“无功而还”。在前线，一些将领根本不服从曹爽指挥，据《三国志·郭淮传》：“五年，夏侯玄伐蜀，淮都诸军为前锋，淮度势不利，辄拨军出，故不大败。”晋人在此表彰郭淮，但实际上淮为前锋，“度势不利，辄拨军出”完全是为了保全局部而损害整体利益的行为，也说明曹爽军队没有统一的指挥。郭淮长期隶属司马懿，他这样做当与懿之态度有关。前锋部队在关键时刻总是退却，这是曹爽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又据《晋书·文帝纪》：“大将军曹爽之伐蜀也，以帝(司马昭)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次于兴势。……帝谓玄曰：‘费祎以据险距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可，宜亟旋军，以为后图。’”曹爽、夏侯玄以司马懿子昭为征蜀将军，目的是要争取司马懿及其军中旧部的支持，但结果却事与愿违，既使司马昭、郭淮等可直接在前线设阻，而且也使司马懿对军中的情况了如指掌，从而采取恰当的制约之策。事实正是如此，促成曹爽退兵的决定性因素是司马懿的意见。据《三国志·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在前线人心浮动之际，懿写信给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于爽，引军退。”由上述考证可知，曹爽伐蜀过程中有关军事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司马懿与曹爽间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正是由于司马懿及世族人物的激烈反对和暗中破坏，最终迫使曹爽无功而返，声名受挫。

四、曹爽集团的政治改革
由于家世背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曹爽集团在政治态度上也与当时的儒学大族多有不同，于是他们对世族势力的复起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制度的变化采取了遏制政策。有关史籍多有曹爽“变易旧章”、“屡改制度”的记载，司马懿列举曹爽的罪状也斥其“背弃顾命，败乱国典”。〔17〕这说明曹爽辅政期间曾进行过一些社会政治改革，至于具体内容则史料阙如。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可贵的探讨，〔18〕所依据的主要资料都是《三国志·夏侯玄传》记载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将其视为曹爽集团改制的纲领。据《夏侯玄传》，正始五年伐蜀前，司马懿向玄“问以时事”，玄主张改革，内容有三：即“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并认为当时正“当宜改之时”。懿虽称“皆大善”，但又以为“卒不能改”实则持反对态度。曹爽伐蜀报败后，全力进行政治变革，不过，当时夏侯玄出镇关中，改制的主要负责人是何晏。从其内容看，影响最大的是选举制度的变革。夏侯玄认为“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权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所谓“台阁”即是指中央的尚书台，它应专有任人之权；所谓“乡人”即是指地方中正，它应负责品评士人之德行，以供参考；所谓“明其分叙”就是明确职能，不越权限。但当时两者“分”“叙”不明，主要是中正对人才的品评侵犯了吏部或尚书的职权，玄以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他主张限制中正的权力。我们知道，中正往往由地方大族名士担任，九品中正制度逐步改造成世族控制选举的工具，由一开始较重视才能，转而重门第与德行，请托与“修饰”之风渐起，这便背离了曹操唯才是举的初衷。〔19〕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曹操出自寒门，在儒家正统观念中没有地位，他所行用人唯才之道，目的在于摧毁“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之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思想上之大变革，……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与之异者，即是与曹氏为敌之党派”。〔20〕但随着儒学大族势力的上升，用人政策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门阀专权，在选人标准上重视所谓的德行。地方中正选举自不必说，中央吏部也为大族控制，如魏明帝以卢毓为吏部尚书“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21〕所谓“性行”即指德行。卢毓主持选举，自然重德行，即从儒学世族中铨选人物，这是对曹魏用人唯才政策的一种否定。曹爽以何晏取代卢毓，意在用人唯才，史称“大将军曹爽辅政，高选贤明以为官属”〔22〕。从可考的曹爽僚佐看，多为当时的才俊之士，入晋后还有位至卿相者。〔23〕对何晏选人，西晋傅咸称：“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24〕时人裴徽说:“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25〕，说明何晏选人确有成效，而有关何晏重用浮华清谈之士的种种说法则未必可信。又据《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世语》：“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守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玄之选人“无非俊杰”，与晏“各得其才”一样，正是秉承了曹操用人唯才的精神，与儒学世族的标准相左。在政治上，夏侯玄还主张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将州、郡、县三级合并为州、县二级，并建议严明礼制，禁止奢侈。从当时情况看，这两项主张都是意在加强中央集权，限制世族势力的膨胀。对此，人们已有考论，此处不赘。曹爽集团成员施政皆以改革为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李胜历任荥阳太守、河南尹，史称其“前后所宰守，未尝不称职”〔26〕。《三国志·傅嘏传》注引《傅子》载，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世族人物傅嘏继为尹，对胜“所毁以渐补之”。李胜之“毁常法”傅嘏加以修补，恐怕主要是胜之改制对京畿“豪门大族”不利。前引夏侯玄所举“牧守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式”，也说明曹爽集团在地方确有改革。由上述考证可知，正始六年以后，曹爽集团一度全面排挤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族势力，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其核心是用人唯才，抑制豪强，这是曹操政策的遗绪，旧史上斥之为“乱政”这是不公允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十二、十四章中一再称“何晏尚务实干”其于“当时朝政，实欲有所更张”，“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曹爽、何晏、夏侯玄辈思有所革新者”云云，确可谓洞明底细的深刻见解。

综合全文，通过对有关史实的考证，我们对曹爽、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间斗争的真相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也加深了对曹爽集团核心成员的了解。曹爽、何晏、夏侯玄诸人是曹魏宗室的政治代表，他们的政治观念、文化风貌与曹操有内在的联系，具有寒门阶层的特征，而与传统的儒学大族明显不同。因此，他们与司马懿间的斗争是汉代以来统治阶级中不同阶层间斗争的继续。〔41〕曹爽集团的改制之举，其根本目的在于阻遏世家大族的复起之势。但时势毕竟胜于人力，当时儒学世族的振兴是不可阻挡的。司马懿之所以很轻易地便诛杀曹爽集团，关键在于他的行动得到了广大世族豪强的支持。这也决定了司马氏父子在夺取政权后必然改变政策，以适应他们的需要。对此，王夫之体悟甚深，他指出司马氏代魏“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非天下之妄求而得也”，“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惩汉失而以申、韩之法钳网天下”，“以峻削严迫相尚”，以致“士困于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于野，而寝处不能自容”，故“蕴怒于心，思得一解网罗，以优游卒岁也，其情亟也”而司马懿执政“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42〕从而赢得了世家大族的拥戴。船山所论，洞悉魏晋变替的底蕴，深刻之至，本文所考之史实，仅添一注脚而已。

〔1〕详参《世族势力之复起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
〔2〕卢弼《三国志集解》卷9注引。
〔3〕〔11〕〔15〕〔17〕《三国志》卷9《曹爽传》。
〔4〕〔14〕《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书》、注引《汉晋春秋》。
〔5〕《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6〕参王晓毅《论曹魏太和“浮华案》
〔39〕参王葆《正始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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