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志先生在《斑斓的老树》一文中记述了她1970年秋在四川劳改时遇到的两位吃人的“女犯”，一是周老娘，她在饿极了之后，把死在路边的一个学生弄来吃了，死者的母亲要她偿命，结果她被送去劳改。二是川北小镇的一个老妇，在自然灾害时期，十二三岁的女儿偷镇上人东西吃，公社要公审她。她为了避免第二天挨打受骂，就用被子蒙死了女儿，没有落下一滴眼泪。“她摸着女儿的身上，是那么的肥而嫩，便想起了猪仔的肉，那可能卖不少钱啊。于是，她把女儿肢解了，做成肉汤，背到镇上去卖，一元两角一碗，杂碎两角一碗。”后来被发现，判刑六年。（见《珍珠梅》，中国工人出版社03年版）。
旧剧中有一出叫“杀子报”，讲的是母亲杀儿子的故事，建国后因其意识形态的错误，一度被禁演，历史的诡异则在于，能封杀的只有虚拟的舞台，禁演戏剧不能阻止戏剧变成现实。虽然被称为“自然灾害时期”而写入国史的那三年是否真是自然造的孽还有争论，但自然灾害时期人吃人早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讳言的事情了，目前关于刘少奇的文章中常被引用的——刘对毛说，人相食，今后历史要记上你我——就是显例。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对于历史记忆来说，“人”这个名词过于抽象，而且人吃人在我国历史上本是屡见不鲜，只是吃法不同，有所谓易子而咬其骨，有所谓割股疗亲，有偶一为之，有集体为之，况且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吃人手法自有不同。那么，离今最近的这次集体人吃人，究竟是哪些地方在吃，怎样个吃法，或者说，是谁吃谁，吃与被吃之人是何种关系？这些记载或散见在一些史料记录中，至今尚无专门之研究，了解的人似乎并不多。梅文描写了两个吃人者，一是吃已死的同村之人，另一个是将女儿杀死后吃，自己吃之外还做成肉汤卖给供别人吃。这些描写虽然简略，但同村相食，母亲吃女，人肉售价一元二角，则比起简单的“人吃人”、“人相食”等史家语言确要有力的多了。

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