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长垣抗日战争大事记（第一版）

在一直在当地的传教士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
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
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傍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小孩先死。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
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
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

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
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
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是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
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
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
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他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300－500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说起饿殍遍地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 “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决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中国的惊雷》，第195页）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大量死亡，因为就在河南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
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

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
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
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
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
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

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
当时蒋介 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 . 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探索历史》，第120页）
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

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
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后终于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
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蒋介石认真了，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缷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
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勿庸讳言，这场“中原大饥圌荒”主要是在美国记者、美国报界的干预下、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当时实行专圌制统圌治的中国政圌府才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灾难进一步扩大。白修德明确写道：“许多生命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探索历史》，第122页）
从“主圌权”这一角度来看，白修德想方设法绕过战时中国政圌府的新闻检查直接把消息发往美国，美国朝野就此对中国政圌府的严厉批评指责，使当时软弱的中国政圌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确可视为对中国主圌权的侵犯。但从“生存权”角度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无数生灵得救，使无数人的“生存权”获得保障，因而无可指谪。

二战中有很多勇敢善良的外国人帮助过中国。
比如 陈纳德，白求恩，斯诺，司徒雷登…
但要说活人无数，还是白修德。
谢谢你，白修德先生。

1943年（民国32年）
2月 ，中共河西工委书记许荫森被国民党顽军邵鸿基（原国民党政府冀中地区专员）部抓捕，河西工委解体，所辖长封、城西两个工委划归中共卫南县委领导，长垣城东党组织由滨河县委领导。
3月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和滨河县独立支队在大苏庄围剿邵鸿基部，打死、打伤及生俘邵部官兵400 余名。
194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了新的《中华民国兵役法》，鉴于抗战形势日益艰难，新兵役法中废止了学生暂缓兵役的规定，并扩大了征兵范围，在鼓励青年学生参军的同时，也要求”各级学校兵役适龄学生一律依法抽签，按序征召“。为消除学生对学籍问题的顾虑，兵役法中专门规定了学生在服役期间依然保留学籍。
蒋介石抗战演讲中所提到国家的”紧急战时关头“和”先其所急“是指国内豫湘桂战场，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原本是不用参军的，但因日军已由河南打到了广西，形势凶险万分，国民政府不得不动用学生投入抗战。
赌上一个民族的未来，去换取这个民族活过今天。
春，冀鲁豫三分区敌工部建立长垣敌工站，负责对长垣、东明、封丘、兰考四县的敌人开展政治攻势。

1944年（民国33年）
7月，长垣发生严重蝗灾，飞蝗敝日，势如狂风， 五昼夜不散，全县秋禾损伤殆尽。
10月17日拂晓，日军第117师团第87旅团独立步兵第204大队骑兵300人,伪军1000余名，包围了滨河县中心区小渠村（今属长垣县武丘乡），残杀无辜同胞60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小渠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