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告状，她后来曾对一个亲戚说：“大宋朝还有秦香莲告状呢，当时都已经是民国了，我为什么不敢！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讲的不就是人人平等吗？我就是要到官府去找一个平等……找不到平等，我宁可死在大堂上。”四月初三，杨三姐请周永清律师写了状纸，具名“杨三娥”，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开始申冤告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帮审”牛楚贤（相当于副县长，剧中人叫牛成）。高占英向牛行了重贿，还买通了地保等人出示伪证，加上高本人当堂辩称杨氏确实“因病而死”，虽经三次开庭，牛楚贤始终偏向高家，斥责杨三姐“无端猜疑，不足为据”。杨三姐气得拿出剪刀欲自杀，被人夺下。没办法，杨三姐又找到周律师，周说：“看来你的官司在滦县已经打不下去了，你到天津去上告吧。我有一个朋友叫徐汉川，在天津当大律师，我写一封信介绍你去找他，他会帮助你的。”杨三姐见到徐大律师就是一跪，恳求他为冤死的姐姐说一句话。徐律师了解案情后，用了半夜工夫拟定一份诉状，还给杨三姐出主意要求“开棺验尸”。天津高等检察厅受理了此案，但说开棺验尸必须“双方具结”，杨三姐急了，说如果验尸证明我二姐是被杀死的，绞死高占英；如果不是被杀死的，绞死我！新任检察厅长杨以德（剧中人叫华柱国）是行伍出身，曾办过贫民学校，免费招收贫民儿童入学，名声不错。他在徐律师等人的劝导下于6月底亲往滦县调查案情，并决定七月初二开棺验尸。

这天，闻讯赶来的群众把高家坟地围了个水泄不通。杨厅长也亲临现场。第一次验尸因验尸官受贿，潦草结束，宣布除了手有轻伤外，身上并无致命之伤。杨三姐闻言跪倒在验尸官面前哭道：“我姐已死在高占英手里了，难道你还想让我死在你手里吗？我可是拿命打这场官司呀，你可要对得起苍天啊！”在场的人群也发出呐喊。也许是受到震撼，验尸官当场交出贿银，再次仔细验尸。只见死者左腹有一条二寸刀口，下腹中部有两处刀伤，两腿汇合处也有一处刀伤，裤内塞满止血用的白灰……最后竟从腹部取出钢刀一把！铁证如山，杨二姐死于谋杀无疑。验尸完毕后，高占英被带回天津，随即向直隶高等审判庭提起公诉。杨三姐兄妹生怕节外生枝，也随后赶往天津“顶案”，观察动静，等待判决结果。由于高家到处“打点”，还鼓动学界人士出面具保，致使案件迟迟不能判决。哥哥杨国恩只好到一家牛奶厂做苦工维持他们在天津的开销，焦急地盼望着能早日给亲人申冤。然而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个案件要想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都是很不容易的。1919年10月5 日，在“开棺验尸”一年多以后，直隶高等审判厅终于开庭审判，主犯高占英在法庭上百般狡赖，拒不承认杀人害命的犯罪事实，但人证、物证俱在。高等审判厅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刑律第七十八条，判处高占英死刑；高贵章（高占英之父）、金玉（同案犯）因已潜逃，俟捉拿归案后另行处治；原滦县帮审牛楚贤因系民国命官，需呈报省政府予以严惩。

10月6日，天津《益世报》的“本埠新闻”栏目中发布了一则短讯：“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在天津“顶案”的杨氏兄妹，听说绞死了高占英，急跑到刑场时，人早已散去。杨三姐后来的命运如何？杨三姐，本名杨国华（村里人又称杨三娥），1902年出生于滦县甸子村一个雇农家中。她生性耿直，敢作敢为。帮助杨三姐打官司的律师周永清得罪了当地官员，出于无奈，放弃了县衙“代书房”的职务回到家乡。杨三姐知恩图报，主动上门拜认周为义父，与其两个女儿结为姐妹。哪知家乡有些人并不理解，散布流言蜚语，说杨三姐是出卖贞操才得到周律师的帮助，本来与她亲近的同村姐妹也开始疏远，杨氏家族甚至把她捆绑在祠堂前的大树上兴师问罪。杨三姐未婚的婆家闻讯后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毁了婚约。杨三姐想不到千辛万苦拼死打赢了官司，却得到这等下场。为表示清白无辜，她悬梁自尽时被母亲救下。母亲的劝导使她坚强地活了下来。后来杨三姐嫁给双柳树村薛庆和为妻，生有三男二女。丈夫在外面给地主扛长活，省吃俭用买下十几亩大田，土改时却被定为富农成分，她和丈夫带上“富农分子”帽子。丈夫一病不起，很快亡故。在十年动乱中，杨三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了她应有的关怀和照顾，于1982年担任唐山市政协委员、滦南县政协委员。于1984年1月7日病逝，终年83岁。

古城有个节目就是再现杨三姐告状。当然我也没看过

省吃捡用定为地主

人言可畏！三姐真是人生多磨难！好人应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