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上班的时间，手机响了，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通后里面传出焦灼的声音：“哥，你上班的吗？我在医院门口，你能下来一下吗？”声音听着有点耳熟，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在哪儿听过。
匆匆下楼，来到院门口。外面寒风飕飕的，吹在脸上生疼。一辆农用三轮车就停在风口里，车上铺着厚厚的被子，躺在里面的应该是病人。见我过来了，两个蹲在车旁的人慌忙站起来，迎了过来。我认出来一个是表叔，一个是他的儿子，刚才的电话应该就是他打的。表叔是姑奶奶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的表弟。平常除了红白喜事，两家已经很少走动了。
表叔裹了件沾满油污的黄大衣，头上戴了顶暗红色的绒线帽，显得有点滑稽。他不住地搓着手，讪笑着说：“你姑奶奶有病，好几天不能吃了。我估摸着找个熟人瞧瞧，就拉到你这里来了。”
我让他们把车开到门诊大厅，掀开被子，一张消瘦干枯，象泥土一样黄暗的脸露了出来，几乎没有一点生气。牙齿全掉光了，两腮深深的凹了进去。眉毛也脱落了，浑浊的眼睛似睁似闭。我握着她皮包骨头的手，连叫了几声“姑奶奶”。她的眼睛里渐渐放出了光采，嘴唇蠕动着，居然叫出了我的小名。我心中一动，赶紧大声询问她哪儿难受。她却只是断断续续地念叨：“找个明白先生，给我看看......”老人不论活到多大的岁数，不论活得有多么艰难，都有这种强烈的生存欲望。而有的人正值青春年少，却偏偏自寻了短见。人啊，真是奇怪的动物。
仔细听了心肺，量了血压，都没有甚大异常。简单的体检也没有引出神经阳性体征。我叫来几个同事会诊，他们建议做个脑CT，排除脑血管病变。表叔在一旁紧张地询问检查费用，当听说需要二百元时，他窘迫地嚷道：“我就带了百十块钱。”说完，把口袋翻了过来，捏着一叠的零钱，差点触到我的鼻子上。他嘴里念念有词地嘀咕着，不停地绕着三轮车转圈。我知道他家庭确实困难，也知道他把老娘拉来看病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尽孝。在农村，这样的情形太普遍了。老人一旦得了重病，儿女们大都不管不问。直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了，才勉强送到医院。抢救过来算老人命大，再继续象喂牲口一样养着；抢救不过来，也算尽了儿女的责任，回家就操持着发丧送殡。
等他又转到跟前的时候，我掏出二百元钱塞到他手里。他一下子跳开了，急赤白脸地推辞：“怎么能花你的钱？”
恰在此时，科室里有事找我。我给同事交代了一声，就急忙上楼了。等我办妥事情下来，发现表叔一行正发动车子，准备走了。见我追来，表叔跳下车，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怕打扰你工作，就没上去跟你打招声。”
我问：“检查过了吗？”
表叔脸色微红,停顿了一下，扭着头指着一个方向说：“刚才碰上了一个老医生，他说根本就没有必要检查。”
说完，他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包药，炫耀一般地说：“我让他给开了药，花了七八十块钱呢。”
我愣怔了一下，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慢慢走到三轮车前，把老人露在外面的手塞进被子里。姑奶奶瘦骨嶙峋的手用力攥住了我的手指头，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疑问：“不用打针吗？”我觉得嗓子里憋得难受，趴在她的耳边，大声说：“回去好好吃饭！”
三轮车冒着黑烟，转眼消失在车流中。我站在寒风里，觉得胸中燃烧着一团炭，火烧火燎般的难受。这股情绪渐渐的蔓延到了眼眶鼻尖，我的眼前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