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修《中国经济史》，刚好老师讲了这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刚刚又去复习了一下。
首先我们要看当时中国（十七世纪）的货币制度。
明清之际，自从明英宗在1436年驰用银之禁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实行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而同时期的西方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度。但中国的复本位远远没有西方执行得严格、执行得好。如果复本位的货币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它比起单一本位制度的货币制度（如单纯的金本位和银本位）是具有很大优越性的，它更加稳定、更难以受到国际市场和贵金属产量变动的影响、自我调节能力也比较强。
然而可惜的是，明朝的复本位是不健全的复本位。健全的复本位，应该是启蒙时代的西方的金银复本位那样，首要条件，就是金和银为法定货币，其铸造比率维持在一个固定水平。
这包含两个子条件：
第一，两种金属的本位铸币计量单位的固定不变
第二，铸造这两种金属货币的自由铸币条件
这两个条件明朝都做不到。西方的金银复本位，金银是替代性的，这才能在面对比价波动时起到缓冲和调节作用。这个调节作用具体是这样传导的：金和银供给量变化——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定值过低的金属的生产增加，定值过高的金属的生产相应减少，民间发生套利行为——市场比率逐步回到铸造比率上来。
我们把它称之为“格雷欣法则”
而中国的银铜复本位，银和铜（钱）没有替代性，甚至有时互补性。
中国是从啥时候开始铸造银币的呢？光绪年间，1890年，现在的文物市场上还可以见到，在这之前由于中国没有官方铸造的银币，老百姓只能用墨西哥银元，也就是“鹰洋”。现在我们看电视剧啥的，古人用银锭买东西，那都是不实的。古人都是用未经铸造的碎银块买东西的。也就是政府自己放弃了铸造货币的权力，作为货币的白银和作为普通商品的白银没有区别，白银的货币职能是不健全的。加上政府并不限制白银的进出口，等于白银的市场供给非常不稳定。所以，白银的流通完全是以散碎银块的形式，而根本不是以银币的形式，这就是说，条件二，铸造两种金属货币（而不仅仅是其中一种）的条件不满足。
让我们再来看铜。铜钱的铸造成本很低，铸造技术也很落后，民间私铸铜钱成风。大家注意，私铸货币在前面，成为西方复本位下鼓励套利、实现格雷欣法则的一个好东西；到了中国，由于条件的不同，反而成了破坏银钱比价稳定的罪魁祸首。这就是好的制度的重要性了。当铜价贬值时，人们便私铸铜钱，反之，人们则把铜钱融化成铜——这样，套利完全发生在铜-铜钱之间，而不是通过铜-银之间。所以条件一，固定不变的交换比率，不成立。随着市场上流通货币量的变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贵钱贱”和“银贱钱贵”）频繁地交替发生。这就很可怕了。
这样的情况，就使得政府“一两银子折合一贯铜钱”的规定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一种幻想。
白银和铜钱并没有严格的替代关系，白银与铜钱在交易上各有其用途。银主要用于批发市场以及充当大宗交易的媒介，铜钱则多用于零售市场以及支付工资。但是，铜钱并非是像西方白银充当黄金的辅币那样充当白银的辅币，而是完全意义上的货币。银和铜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并不是固定比价那样的完全替代。在零售市场上如果用银作为交易媒介，有时候为了鉴定银的成色与重量所需要的费用远远超出交易本身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之下，用铜钱反而更加经济；与此同时，银和铜也有互补关系，例如铜钱的铸造、铜的开采和运输都是以银来支付的。
所以不仅贵币驱逐贱币，而且贱币也可以驱逐贵币。格雷欣法则完全不起作用。
再看我们国内的产银情况。中国的银矿不多，市场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对外贸易。明季的白银，首先是来自美洲，其次是日本。来自美洲的白银，不是从“美洲-中国”来的，而是从“美洲-欧洲-中国”来的。欧洲殖民者将白银开采出来以后，从美洲运回欧洲，再通过国际进出口贸易流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买回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而日本国内铜矿极少，银贱钱贵，故白银持续流入中国。
由于明朝本身银产量不多，其经济、尤其是货币供应，很容易受世界白银产量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一旦世界白银总供给减少，或者其他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增加，或者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使得白银的供给减少，中国经济就会陷入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
而崇祯皇帝面临的情况正是这样，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货币供给减少导致的恶性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会选择贮藏白银（预期未来白银价格会继续上升），以保持其购买力，这会造成作为货币的白银供应进一步减少，更加剧了通货紧缩。一方面，老百姓挣钱是以铜钱支付，交税却是以白银支付（参见张居正一条鞭法），负担承担不起了，就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了。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服务水平下降，军费吃紧，无法平叛并对满洲作战，最终走向崩溃
首先我们要看当时中国（十七世纪）的货币制度。
明清之际，自从明英宗在1436年驰用银之禁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实行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而同时期的西方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度。但中国的复本位远远没有西方执行得严格、执行得好。如果复本位的货币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它比起单一本位制度的货币制度（如单纯的金本位和银本位）是具有很大优越性的，它更加稳定、更难以受到国际市场和贵金属产量变动的影响、自我调节能力也比较强。
然而可惜的是，明朝的复本位是不健全的复本位。健全的复本位，应该是启蒙时代的西方的金银复本位那样，首要条件，就是金和银为法定货币，其铸造比率维持在一个固定水平。
这包含两个子条件：
第一，两种金属的本位铸币计量单位的固定不变
第二，铸造这两种金属货币的自由铸币条件
这两个条件明朝都做不到。西方的金银复本位，金银是替代性的，这才能在面对比价波动时起到缓冲和调节作用。这个调节作用具体是这样传导的：金和银供给量变化——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定值过低的金属的生产增加，定值过高的金属的生产相应减少，民间发生套利行为——市场比率逐步回到铸造比率上来。
我们把它称之为“格雷欣法则”
而中国的银铜复本位，银和铜（钱）没有替代性，甚至有时互补性。
中国是从啥时候开始铸造银币的呢？光绪年间，1890年，现在的文物市场上还可以见到，在这之前由于中国没有官方铸造的银币，老百姓只能用墨西哥银元，也就是“鹰洋”。现在我们看电视剧啥的，古人用银锭买东西，那都是不实的。古人都是用未经铸造的碎银块买东西的。也就是政府自己放弃了铸造货币的权力，作为货币的白银和作为普通商品的白银没有区别，白银的货币职能是不健全的。加上政府并不限制白银的进出口，等于白银的市场供给非常不稳定。所以，白银的流通完全是以散碎银块的形式，而根本不是以银币的形式，这就是说，条件二，铸造两种金属货币（而不仅仅是其中一种）的条件不满足。
让我们再来看铜。铜钱的铸造成本很低，铸造技术也很落后，民间私铸铜钱成风。大家注意，私铸货币在前面，成为西方复本位下鼓励套利、实现格雷欣法则的一个好东西；到了中国，由于条件的不同，反而成了破坏银钱比价稳定的罪魁祸首。这就是好的制度的重要性了。当铜价贬值时，人们便私铸铜钱，反之，人们则把铜钱融化成铜——这样，套利完全发生在铜-铜钱之间，而不是通过铜-银之间。所以条件一，固定不变的交换比率，不成立。随着市场上流通货币量的变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贵钱贱”和“银贱钱贵”）频繁地交替发生。这就很可怕了。
这样的情况，就使得政府“一两银子折合一贯铜钱”的规定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一种幻想。
白银和铜钱并没有严格的替代关系，白银与铜钱在交易上各有其用途。银主要用于批发市场以及充当大宗交易的媒介，铜钱则多用于零售市场以及支付工资。但是，铜钱并非是像西方白银充当黄金的辅币那样充当白银的辅币，而是完全意义上的货币。银和铜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并不是固定比价那样的完全替代。在零售市场上如果用银作为交易媒介，有时候为了鉴定银的成色与重量所需要的费用远远超出交易本身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之下，用铜钱反而更加经济；与此同时，银和铜也有互补关系，例如铜钱的铸造、铜的开采和运输都是以银来支付的。
所以不仅贵币驱逐贱币，而且贱币也可以驱逐贵币。格雷欣法则完全不起作用。
再看我们国内的产银情况。中国的银矿不多，市场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对外贸易。明季的白银，首先是来自美洲，其次是日本。来自美洲的白银，不是从“美洲-中国”来的，而是从“美洲-欧洲-中国”来的。欧洲殖民者将白银开采出来以后，从美洲运回欧洲，再通过国际进出口贸易流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买回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而日本国内铜矿极少，银贱钱贵，故白银持续流入中国。
由于明朝本身银产量不多，其经济、尤其是货币供应，很容易受世界白银产量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一旦世界白银总供给减少，或者其他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增加，或者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使得白银的供给减少，中国经济就会陷入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
而崇祯皇帝面临的情况正是这样，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货币供给减少导致的恶性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会选择贮藏白银（预期未来白银价格会继续上升），以保持其购买力，这会造成作为货币的白银供应进一步减少，更加剧了通货紧缩。一方面，老百姓挣钱是以铜钱支付，交税却是以白银支付（参见张居正一条鞭法），负担承担不起了，就到了揭竿而起的时候了。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公共服务水平下降，军费吃紧，无法平叛并对满洲作战，最终走向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