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史》 中，福柯试图写出“多形态的权力技术”史，自16 世纪末期起,这种多形态的权力技术在由求知的科学意志所统治的性话语中严格地雕琢着躯体。权力不是通过对性的压抑来起作用,而是通过对性和“具体性本质”的主体的推论性生产来起作用。“对性的利用本身要求..以一种越来越精微的方式繁衍、改造、吞并、创造和穿透躯体，并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控制大众”。性躯体的生产过程就是使躯体在一个规范化的权力网络中接受雕铸的过程，这个权力网络限定并控制着整个知识一快感体系。

福柯拒斥所有那些认为权力仅停泊于宏观结构或统治阶级手中，并认为权力本质上是压迫性的现代理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后现代观点，认为权力是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和生产性的，它构造了个人的躯体和认同。福柯声称，两种目来从理论上阐释现代权力的主要模式，即法权模式和圣济学模式，都因为包含着陈腐错误的假设而使自身受到了损害。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护的经济学模式由于以还原的方式把权力日属于阶级统治和经济上的必然性，因此遭到了拒示。而法权模式(这是他的主要攻击目标)则是从法律、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以及政主权等方面来分析权力。福柯认为,尽管资产阶级革命砍掉了社会政治王国中的国王的头颅，但是，主权一法律模式的许多概念和假设仍然继续影响着现代思想( 如一般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权力的压迫性理论)。因此，他试图用系谱学的断头台“砍去理论王国中的国王的头颅”。
福柯做了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他提出了一种与法权模式所描绘的完全不同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非压迫性的，它“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而不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它们” 。这种权力的运作无需借助肉体的力量,也无需借助于法律,而是借助于具有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借助于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

政府感觉到，它们不是在直接地与主体打交道,甚至不是在同“人”打交道，而是在同“人口”打交道，同它的具体现象以及它的特殊变量，如出生率、死亡率、寿命期望值、生育力、健康状况、疾病发生率、伙食起居模式等打交道。随之而来的对人的监控表明“生命进入了历史”，进人到一个密集地构建起来的知识、权力和技术领城。因此，性在18 世纪成了推论性管理和控制的对象。按照权力的规范化策略“对性的利用”，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性变态以及对性行为的分类。

现代的个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知识的主体，他并不是一个“受压制”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在“科学一规诫机制”之母体中被积极地构铸的存在物，一个通过一整套的力量与躯体技术被精心组织起来的，道德的、法律的、心理的、医学的、性的存在物。按照福柯的理解，“主体”一词具有双重含义: 主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制于他人,也可能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福柯拒斥那种把良心、自我反省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启蒙运动模式，他继承了尼采在《道德系谱学》中提出的主张: 自我知识，尤其是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知识，乃是权力借以使个人将社会控制予以内化的策略，以及这种内化的后果。

福柯把他的方法称为一种“分析法”，而不是一种权力“理论”。后个词汇意味着一种系统的、统一的观点，而这正是他力图要取缔的，因为他所支持的是一种多元的、片断性的、差异性的、不确定的、属于特定的历史和空间的分析模式。
因此，我们应当在后现代权力理论与对现代权力的后现代分析之间作出区分。尽管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色，他把权力分解为多元的微观力量，并且还预想了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但是，对于被某些理论家认为构成了后现代权力的那些技术和策略，他却从未作过系统的理论描述。对于像博德里拉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后现代权力意味着电子媒体、信息技术和符号体系瓦解了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限，并迅速地繁衍出了一种由图像和**纵的能指构成的抽象环境。事实上，既然福柯意在从理论上阐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下时刻”,那么,有一点就令人感到疑惑不解了，即他何以竟然会对这些出现于本世纪的、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新的权力形式缄口不言? 对于这些同信息的流通以及抽象符号系统有关的新权力形式,规诫性的生物性权力模式只能提供部分说明。由此看来,在福柯的图式中，自19 世纪以来,权力体制及其运作情况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福柯的这一看法受到了博德里拉等理论家的强烈反对,因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一种新的后现代社会以及一种“脱离了实体的”符号性权力已经出现了。

德勒兹与加塔利以“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这一赖希原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欲望试图颠覆其一切社会形式。他们在一种后现代语境中重写了赖希原理,将欲望诠释为本质上是非中心化的、片断的、动态的。欲望“运作于自由的综合领域,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并且，它总是寻求超出任何社会体所能容许的更多的目标、接触和联系，追求“游牧且多音的”而非“隔离且单音的”流动。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驯服和压制欲望,将欲望“辖域化”到一个封闭的结构当中。“为欲望制码....乃是社会的要务”。

强调欲望是主体或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这种做法代表了一种远离现代再现理论、总体化理论以及主体理论的趋势。正如德勒兹所界定的那样,欲望“是一种非表意符号系统，透过它，无意识之流在社会领城中得以产生”。与指意符号系统”不同，非指意符号系统的运作先于再现，语言框架以及社会规范符码。非指意符号系统并不产生意义后果:之能够直接与其指涉对象发生关系。欲望是由无意识以各种类型的“综合”而引发的情感与力比多能量的持续生产。作为一种自由的生理能量，欲望追求包容性的而非排外性的关系，同物质流及局部客体建立随机的、片断性的、多样化的联系不存在任何做望的表达主体，也没有任何确定的欲望对象，“欲望的唯一客观性就是流动"。无意识“本质上并不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它有点像发生于各种毫不相干的社会和物质之流中的符号传播”。

德勒兹与加塔利断言,正像福柯所说的权力一样，欲望本质上也是积极的和生产性的，欲望的运作并非在于寻找其所欠缺的、能够满足它的客体,而是在它自己充沛的能量的驱动下去寻求常新的连接和展现。因此，不能以黑格尔、弗洛伊德或拉康的方式将欲望解释为一种匮乏“一种唯心主义的( 辩证的、虚无主义的)概念”，而应将之阐释为动态的机器。德勒兹与加塔利坚持认为这不只是一种隐喻，欲望实际上就是一部机器:它生产万物(“联盟关系”及现实本身)，它以一种非连续流动和“间断性流动”而运行，总是在制造与( 局部)客体以及别的欲望机器的连接。

这种以后结构主义方式将欲望描述为持续流的做法，同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拉康对力比多之不稳定性的强调、德里达的撒播概念彼此呼应。将欲望设想为一种机器，这种看法有助于解构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幻想、有机论与机械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传统二分结构。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这种二分法，而代之以一种一元论,声称欲望创造了一切社会和历史现实,而且是社会基础结构的一部分。由此看来,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将弗洛伊德理论推离了家庭领域,使之进入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场域当中,并且将马克思的理论引入一种“由欲望直接投资的”生产现实当中。这样,他们便把对社会机器的宏观分析同对躯体极其成分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唯物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人手,分析了文化、家庭以及心理的发展过程,而经济本身就植根于欲望及其生理力量的物质性当中。

《反俄狄甫斯》试图对不同社会体制用以疏导和控制欲望的方式作历史分析。通过驯服和限制欲望的生产性能量来压抑欲望的过程被称为“辖域化”,将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限制力量之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被称为“解辖域化”或“解码”，在这里,对压迫性社会符码的解码将会使欲望摆脱限制性的心理与空间界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并没有像尼采和福柯这两位备受他们推崇的人物那样,追求一种制度系谱学，而是采用马克思的回溯式历史叙事法,将历史上最为分化的社会结构，即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资本主义社会是俄狄甫斯化、精神分裂以及商品化等具有推翻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之威胁的各种趋势的现实化。德勒兹与加塔利将现代性诠释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且认为历史具有可理解性和连续性( 其他后现代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持相反意见)。与福柯截然不同,他们将这种历史发展轨迹描述为一种“普遍历史",并且追求一种以关于欲望、指意和物质商品之流的普遍理论为基础的“普遍的社会理论”。像马克思那样,他们将历史划分为几个可辨识的阶段,确认出了相关的连续线和非连续线。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具有瓦解其经济体系之潜在可能性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因素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

不过,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框架中转译过了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只谈论力比多的“社会机器”而不讨论生产方式，只分析“社会流”而不分析结构关系。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分别对应着三种基本的社会机器类型,每一种社会机器都是一种再现和管理商品、需要以及欲望之生产的不同系统。即“原始辖域机器"和“专制机器”，以及“资本主义机器”——它保留了由专制社会所创立的国家机构,同时创造一种控制物质和心理存在的新体系。
资本主义对前现代世界进行了“犬儒式的”去圣化,消解了所有的前现代联盟和依附关系,摧毁了限制经济发展的一切障碍，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尽管先前的社会流曾被制码或反复制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建立在由不受限制的经济生产这一动态过程所导致的解码流之上。资本主义导致了封建行会制度的瓦解，并代之以“自由”交换和“自由”生产,通过商品化和解除对商品交换的限制，以私有财产取代了封建地产。它将市场关系扩展到了每一个角落,带来了日益复杂的分工、具有自我/超我结构的私人个体以及社会和精神的片断化。在解放和异化的双重运动中，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抽象劳动( 在政治经济学领城),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抽象的欲望( 在精神分析领域)。
资本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不过，它同时又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 交换价值)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城化”到国家、家庭、祛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被解码之流。资本主义将欲望和需要重新导入了限制性的心理和社会空间，从而使它们受到了比在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中更为有效的控制。

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资本主义解辖域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产生了精神分裂。在他们的分析中，精神分裂并不是一种疾病或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潜在的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彻底解码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过程，精神分裂使主体逃脱了资产阶级的现实原则，逃脱其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束缚以及其俄狄甫斯陷阱，从而从根本上对资本义的稳定和再生产构成了威胁。可是，资本主义却试图阻碍它作为一种被解码流所具有的革命潜力。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精神分裂是达到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是个体从现代性的规范化主体性中获得解放的基础条件，而且，他们还把分裂主体视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真正的颠覆性力量，视为“它的固有趋势的充分实现视为它的剩余产品、它的无产阶级、它的终结天使”。

德勒兹与加塔利利用以分析欲望在社会中生产和流通的方法被称为“分裂分析”。作为精神分析和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反题，分裂分析为后来在《千高原》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后现代认识论与政治学提供了初步说明。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分裂分析从一开始就强调欲望和无意识要比需要、利益以及物质生产更为重要。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它承袭了精神分析传统，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分裂分析是借助一种不同的、既非结构性或符号性的、也非再现性的无意识概念进行的,这种无意识“完全是机器式的和生产性的”，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机器而非一种封闭的决定论系统。分裂分析反对那些过滥的、阻碍着无意识之流的各种机制、话语、制度、专家以及权威。德勒兹与加塔利把解域化的躯体称为“无组织躯体”。无组织躯体并不是一个没有器官的躯体，而是一个没有“ 组织” 的躯体，一 个摆脱了它的社会关连、它的受规诫的、符号化的以及主体化的状态( 如同一个“有机体”)，从而成为与社会不关连的、解离开的、解辖域化了的躯体 因此它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构。于是分裂分析的许多理论和政治任务可以看成是后现代的。从理论上讲，它试图对一切社会领域内的个体与群体欲望的无意识投资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片断化的分析，从理论上阐明欲望流是如何运作的， 它们是如何被整合到压迫性的等级与结构当中，从而使主体主动地去欲求对其自身的压迫，以及它们如何才能再次成为生产性的欲望机器。

从政治上讲，分裂分析试图摧毁一切统一且坚固的主体与群体的认同区分，促使解辖城化的逃逸线在“无组织躯体”得以产生的“连贯平面"上形成。在其原始状态中，欲望机器是没有目的或意向的“分子单元"，具有非指意及非再现的特性。它们不同于那些克分子单元，诸如经济，政泊、家庭等大型社会机器。在压迫性的历史情境中,分子单元受到了克分子聚集体的改造，被赋予了形式、功能和目的，例如，当它们被规范化到性别和阶级认同中时情况便是这样。因此，“克分子”意味着等级制、阶层化和结构化，并且与宏观结构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而“分子”则意味着非固定的解辖域化的、游牧式的运动,它出现于生产性欲望的微观生理平面上。

在个体问题上，分裂分析试图消解自我与超我，解放被克分子和再现结构所压抑的欲望的前人格领域，解放“潜藏于认同状态之下的”力比多流.从根本上讲，它试图摧毁现代认同,创造新的后现代欲望主体。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将个体神经质化,使其成为顺从于权威和法律的、其欲望处于压抑状态的主体,而分裂分析的目的却在于使个体精神分裂化,开辟使欲望摆脱等级结构及社会强制形式的运动路线。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革命的典范并不是纪律严明的政党人士,而是分裂主体,是那些抗拒资本主义的自明之理，拒斥俄狄甫斯情结,拆解社会符码,打破再辖域化之铜墙铁壁而进入到流动、强度和变化领域，从而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的人。他们赞同兰因和库珀的看法,认为革命行动需要一种“自我的丧失"(兰因)或一种“个人的解体”( 库珀),需要“彻底消解那种教会人们去体验自我的法西斯式的自我结构"。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自我是“那种我们必须借助分析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联合攻击才能加以拆解的事物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