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物理学方法：阳燧取火、方诸取水
阳燧和方诸是古代中国方士的“专利品”，它们除了被拿来做法时使用外，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应用。特别是方诸，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利用它从月圆之夜的空中得到有限的一点水——“阴精”，对一般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楞严经》第三卷中，却使用了中国古代人们比较熟悉的、方士们常用的两种“法器”——阳燧和方诸，以它们可以取得火和得到水的事例来做比喻，说明佛教的四大——“地、火、水、风”自性本空的佛教教义：
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时，手
执阳燧日前求火……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1](P117)。
阿难，水性不定，流息无恒……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诸承
月，中水[1](P118)。
阳燧和方诸，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很早就有记载。春秋时期的《考工记•輈人》，是现在知道的最早的关于其构成成分的记载。上面说：“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9](P915)。
近几十年来也时有对阳燧的考古发现[10](P266)。虽然还有几部佛经提及阳燧，但笔者认为是当时的译者，将其与摩尼珠混为一谈，或将两者看作是等同或一类的东西的结果[11]。摩尼，又作末尼，一种透明的球体，是佛教非常珍视的、具有神奇魔力的一种宝珠。虽然，阳燧和摩尼珠的物理原理并不相同：阳燧是一个凹面镜，它是通过反射阳光聚焦而产生高温，若将易燃物品置于其上方的焦点处，就会被引燃；而摩尼珠其实是一个双凸透镜，它是将光线折射聚焦而产生高温，若将易燃物品置于其下方的焦点处，就会被引燃。但是，两者的功能和用处却基本一样，通过它们获取火的形式和方法都是将其置于阳光下，将易燃物品放在焦点处，结果都是易燃物品被引燃。例如：《大宝积经》第五十五卷上有“日光珠”取火的记载：
复次，阿难，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干牛粪而悬其
上，去珠不远火便出生[12](P323)。
譬如阿难，有目明眼之人，若摩尼珠、阳燧向日盛明，正中之时
，以燥牛粪，若艾若布，寻时出火则成光焰[13](P887)。
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佛经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将“摩尼珠”与“阳燧”等同，或认为是一种或一类的物品来对待的，有的干脆将二者并列一同叙述出来。
至于方诸，通过检索发现，除了该经之外，其他的佛经都没有提到。可以断定，它是该经的作者在写作时，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将其作为说明问题（四大和合，性色本空，性空本色）的一个有力的例证，自己加上去的。而这个人，只能是位熟悉中国古代方术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楞严经》为中国人所造，或者说是中国人在原来一本或几本佛经的基础之上，重新改写或编写的一部更加“中国化”的佛经。
二、对《楞严经》的作用及其真伪的思考
《楞严经》的真伪之争持续了千余年，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事实是，它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楞严经》经过自唐代中叶至清朝初叶一千多年，在佛教众多佛经目录学家和学者的研究、鉴别之后，还是将它作为佛教的重要典籍，收录在了佛教最具权威的佛典全集《大藏经》中。这个事实本身，应该引起我们对佛经真伪问题的深刻思索。
《楞严经》问世之后，佛门中有无数的高僧大德对它推崇备至，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崇信《楞严经》者占据了多数，据说该经的注疏中国有百余种，日本亦有40余种。有意思的是，即便是那些坚持“伪经”说的人也承认，该经在佛门中“流行尤遍”，影响甚众。如，吕澄说其“贤家据以解缘起，台家引以说止观，禅宗援以证顿超，密宗又取以通显教。宋明以来，释子谈玄，儒者辟佛，盖无不涉及《楞严》也”[14](P370)。
《楞严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庞杂，具有明显的兼容并蓄的性质。在它所构筑的大乘佛学的体系中，几乎涉及到了佛教理论中的所有概念。《楞严经》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而形成的佛性论、心性论、修行论合一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正是其在中国佛教中享有特殊地位的深层原因[15](P66)。
《楞严经》之所以能被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共同接受，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归根到底还在于它所宣讲的佛教思想，适应了唐代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所以说，《楞严经》虽有真伪之争，但是它在佛门中的地位，事实上却始终是十分崇高的。
任何一部作品在其流传、翻译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被窜改、被改编，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传抄者、翻译者进行或多或少的变更。特别是像佛经这样经过长时间地流传、又经过翻译的作品，中间环节的各项措施无论多么严密，都难免其中不会出现什么差错，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忠于”原著！更何况，佛经在佛陀灭度以后，经过几百年的口口相传后，才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因此，现在的佛经，都不是百分之百佛陀的原话，都不会百分之百地是佛陀的原意，况且佛教后来又发展、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部派，各宗、各派所依据的佛典也各有出入。从某种意义上，现在流行于世的佛经都是“伪经”，但又都不是伪经。判断的标准则应该是佛陀说的“法印”（注：佛教的一切小乘经，以三法印印之，证其为佛说，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大乘经以一实相印印之，即诸法实相。），也就是，看它是否违背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和精神。
笔者认为，佛经存在真伪问题。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分析、甄别，但也不必过分拘泥于它们是否是佛陀的亲说，只要是合于基本的佛理、本于真正的佛法，都可以接受它。从一种文化的作品翻译成为另一种文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外来文化不断本地化的过程。没有汉文佛经，就没有中国佛教！像《楞严经》这样的经典，它已经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佛教经典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经过论证，可以肯定它是一部“伪经”，但它能流传至今就充分说明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或者说，它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经典著作。只要中国佛教还继续存在下去，它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对中国佛教继续产生影响。
阳燧和方诸是古代中国方士的“专利品”，它们除了被拿来做法时使用外，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应用。特别是方诸，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利用它从月圆之夜的空中得到有限的一点水——“阴精”，对一般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楞严经》第三卷中，却使用了中国古代人们比较熟悉的、方士们常用的两种“法器”——阳燧和方诸，以它们可以取得火和得到水的事例来做比喻，说明佛教的四大——“地、火、水、风”自性本空的佛教教义：
阿难，火性无我，寄于诸缘。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时，手
执阳燧日前求火……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1](P117)。
阿难，水性不定，流息无恒……是诸师等，于白月昼手执方诸承
月，中水[1](P118)。
阳燧和方诸，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很早就有记载。春秋时期的《考工记•輈人》，是现在知道的最早的关于其构成成分的记载。上面说：“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9](P915)。
近几十年来也时有对阳燧的考古发现[10](P266)。虽然还有几部佛经提及阳燧，但笔者认为是当时的译者，将其与摩尼珠混为一谈，或将两者看作是等同或一类的东西的结果[11]。摩尼，又作末尼，一种透明的球体，是佛教非常珍视的、具有神奇魔力的一种宝珠。虽然，阳燧和摩尼珠的物理原理并不相同：阳燧是一个凹面镜，它是通过反射阳光聚焦而产生高温，若将易燃物品置于其上方的焦点处，就会被引燃；而摩尼珠其实是一个双凸透镜，它是将光线折射聚焦而产生高温，若将易燃物品置于其下方的焦点处，就会被引燃。但是，两者的功能和用处却基本一样，通过它们获取火的形式和方法都是将其置于阳光下，将易燃物品放在焦点处，结果都是易燃物品被引燃。例如：《大宝积经》第五十五卷上有“日光珠”取火的记载：
复次，阿难，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以干牛粪而悬其
上，去珠不远火便出生[12](P323)。
譬如阿难，有目明眼之人，若摩尼珠、阳燧向日盛明，正中之时
，以燥牛粪，若艾若布，寻时出火则成光焰[13](P887)。
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佛经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将“摩尼珠”与“阳燧”等同，或认为是一种或一类的物品来对待的，有的干脆将二者并列一同叙述出来。
至于方诸，通过检索发现，除了该经之外，其他的佛经都没有提到。可以断定，它是该经的作者在写作时，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将其作为说明问题（四大和合，性色本空，性空本色）的一个有力的例证，自己加上去的。而这个人，只能是位熟悉中国古代方术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楞严经》为中国人所造，或者说是中国人在原来一本或几本佛经的基础之上，重新改写或编写的一部更加“中国化”的佛经。
二、对《楞严经》的作用及其真伪的思考
《楞严经》的真伪之争持续了千余年，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事实是，它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楞严经》经过自唐代中叶至清朝初叶一千多年，在佛教众多佛经目录学家和学者的研究、鉴别之后，还是将它作为佛教的重要典籍，收录在了佛教最具权威的佛典全集《大藏经》中。这个事实本身，应该引起我们对佛经真伪问题的深刻思索。
《楞严经》问世之后，佛门中有无数的高僧大德对它推崇备至，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崇信《楞严经》者占据了多数，据说该经的注疏中国有百余种，日本亦有40余种。有意思的是，即便是那些坚持“伪经”说的人也承认，该经在佛门中“流行尤遍”，影响甚众。如，吕澄说其“贤家据以解缘起，台家引以说止观，禅宗援以证顿超，密宗又取以通显教。宋明以来，释子谈玄，儒者辟佛，盖无不涉及《楞严》也”[14](P370)。
《楞严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庞杂，具有明显的兼容并蓄的性质。在它所构筑的大乘佛学的体系中，几乎涉及到了佛教理论中的所有概念。《楞严经》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而形成的佛性论、心性论、修行论合一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正是其在中国佛教中享有特殊地位的深层原因[15](P66)。
《楞严经》之所以能被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共同接受，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归根到底还在于它所宣讲的佛教思想，适应了唐代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所以说，《楞严经》虽有真伪之争，但是它在佛门中的地位，事实上却始终是十分崇高的。
任何一部作品在其流传、翻译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被窜改、被改编，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传抄者、翻译者进行或多或少的变更。特别是像佛经这样经过长时间地流传、又经过翻译的作品，中间环节的各项措施无论多么严密，都难免其中不会出现什么差错，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忠于”原著！更何况，佛经在佛陀灭度以后，经过几百年的口口相传后，才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因此，现在的佛经，都不是百分之百佛陀的原话，都不会百分之百地是佛陀的原意，况且佛教后来又发展、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部派，各宗、各派所依据的佛典也各有出入。从某种意义上，现在流行于世的佛经都是“伪经”，但又都不是伪经。判断的标准则应该是佛陀说的“法印”（注：佛教的一切小乘经，以三法印印之，证其为佛说，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大乘经以一实相印印之，即诸法实相。），也就是，看它是否违背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和精神。
笔者认为，佛经存在真伪问题。我们应该对它们进行分析、甄别，但也不必过分拘泥于它们是否是佛陀的亲说，只要是合于基本的佛理、本于真正的佛法，都可以接受它。从一种文化的作品翻译成为另一种文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外来文化不断本地化的过程。没有汉文佛经，就没有中国佛教！像《楞严经》这样的经典，它已经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佛教经典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经过论证，可以肯定它是一部“伪经”，但它能流传至今就充分说明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或者说，它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经典著作。只要中国佛教还继续存在下去，它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并对中国佛教继续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