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熔炉
70年前的“印巴分治”乍看是蒙巴顿迫于无奈而启用的一个应急方案，实际上却反映了南亚次大陆孕育了数千年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大裂变。
公元前1500年左右，外来的雅利安人文明与本地的印度河文明相撞后产生了“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吠陀教，在“种姓社会”体系的护佑下演化为后来的婆罗门教；到了孔雀王朝，特别是阿育王鼎盛期（公元前三世纪），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带来的不公平，使婆罗门教颇受争议，以佛教和耆那教为代表的各种“沙门思潮”随之兴起并广为传播。
公元八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入侵，伊斯兰进入印度的两河流域，佛教由兴变衰，婆罗门教复苏；公元12世纪，来自今日阿富汗地区的突厥人，一度成为印度河平原和恒河平原的新主人，其建立的伊斯兰“德里苏丹国”后来又在蒙古帖木儿帝国的进攻下走向衰落。
公元15世纪，随着大航海时期（地理大发现）的开启，印度便成为西方海洋强权和冒险家追逐的富庶之地，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也被称之为“西印度群岛”；公元16世纪，帖木儿曾孙巴布尔攻灭“德里苏丹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了信奉伊斯兰的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意即“蒙古”）。
大航海在带来大贸易（亦可谓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也开启了血腥的殖民掠夺：1757年，莫卧儿这个泱泱帝国在普拉西战役中，败给不列颠的一个伦敦商人联盟——“东印度公司”，开启了印度长达200多年的被殖民历史。
从上述印度历史主线可以看出，南亚次大陆就像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有人称这里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可数千年的融合淬炼，却并未化解宗教各派你死我活的争斗。先不说仅“印巴分治”这一幕，便给印度教和穆斯林双方造成100万人的死亡和1400万人的背井离乡，就连一向主张非暴力、并用绝食的办法试图唤醒人们停止暴力冲突的圣雄甘地，也被一名印度教狂热分子枪杀。
尼赫鲁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因下令军事攻击锡克教金庙，并造成数百人死亡，在任上遭两名锡克教保镖刺杀。其子拉杰夫·甘地（Rajiv Gandhi）继任印度总理，未能摆脱母亲那样的厄运，死于极端淡米尔人一次自杀性的爆炸中。
外人很难理解，印度作为宣扬放下分别心和拒开杀戒的佛教发祥地，为何却如此顽固地实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并倾向于用暴力来解决宗教矛盾？其实，这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佛教”与“印度教”混为一谈了。
在印度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真正贯穿始终的是“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这一脉，而佛教只是其中的一支“插曲”而已。
可以说，佛教在印度的兴与亡均离不开其对主流宗教（婆罗门教）的反思和反动。两者此消彼长的对立发展过程，与犹太教/基督教的情况，有一定的可比性：相同之处是，佛教生于婆罗门教的土壤中，其之所以得以弘扬，则与对主流宗教的反思密切相关。这点与基督教源自并挑战犹太教的过程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佛教在与婆罗门教的交锋中，因自己对佛陀教育的偏离和“密宗化”而远走他乡，最后几乎在发祥地销声匿迹；而耶稣基督教则因为它的普世情怀，而超越了相对封闭的犹太教。

“曼荼罗主义”历史和文化根源
毋容置疑，古印度文化对人类文明曾经做出过无以替代的贡献。从吠陀文化到孔雀王朝再到莫卧儿帝国，在印度这个原本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南亚次大陆上，“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彼此磨合交融了数千年，早已无本土和外来之分。但是，若要真正了解“印度人”特有的气质和秉性，以及印度作为一个国家与邻居的相处之道，我们恐怕离不开“种姓制度传统”（varnas ）和“殖民主义遗产”这两把钥匙。
关于前者，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雅利安”（arya）一词在梵语中的意思，即“光荣的、可敬的、高尚的”。作为古印度文化的主要开启者之一，雅利安人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贵性”和“纯洁性”，创造了一种把自己与土著（“蔑戾车”）区别开来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
这个将人分为四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种姓制度，始于后期吠陀时代，在印度存在了3000多年。1947年印度独立后，种性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正式废除，但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却根深蒂固，在实际社会运作中以及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仍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圣雄甘地曾经说过：“虽然种姓制度已经废除，但是影响印度进步的最大阻力就是种姓制度。”
拿印度的外交政策为例：以婆罗门为中心的种性等级体系在这个领域的体现，即所谓的“曼荼罗主义”。“曼荼罗”（mandala）意为“中围”，原是印度教中为修行而建的坛场。此概念后被密宗吸纳，解释为修持能量的中心，即所谓的“万象森列，圆融有序”或“轮圆具足”。这种坛场秩序据说能最有效地聚拢和聚集能量。
“曼荼罗主义”是孔雀王朝时代的战略家考底利耶（Kautilya）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战略理论体系。他在其代表作《政事论》（Arthashastra）中表示：“国际关系就是一种以征服者为中心的动态等级体系，直接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又是天然的盟友”。听起来，这有点类似中国战国时代范雎向秦昭王提出的、后被南北朝名将檀道济收入《三十六计》的“远交近攻”策略。
南亚次大陆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安全秩序，其内在逻辑不仅可以在地理上得到佐证：南亚的五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彼此互不毗邻，但均与印度接壤，印度可以说是南亚地理上的不二中心。同时，在历史与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影响方面，印度在该地区也绝对占据核心地位。
这种“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使得印度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整个南亚这个“曼荼罗”体系中、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中心，在该地区有享受种姓文化意义上的 “婆罗门”地位，被认为是它的“自然权利”。
这种思维方式还有另一个精神来源，那就是当年不列颠给印度留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霸权思想。在200多年的殖民历史中，英国人把印度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一个政治单位。独立后的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属印度的大部分疆域遗产，更承接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霸权野心（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和外交手腕（排斥、吞并、占领、控制、操纵等）。
具体到印度的周边外交政策就是：排斥巴基斯坦在南亚的影响；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来完成对土邦和邻国的吞并、部分占领克什米尔地区、蚕食小国锡金、历史上对西藏的觊觎；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等手段不同程度地控制邻国；采取综合方式（英国留下的教育体系、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操纵邻国。
归纳起来说，“曼荼罗主义”就是印度外交版的“种性体系”和英殖民主义传统的结合体。了解了这点，我们就能解释印度的外交政策为何既傲慢、偏执又富有心计和进攻性。
印度在南亚推行以自己为中心的所谓“印度主义”，说白了就是试图将南亚“印度化”，把次大陆变成它的“自留地”“后花园”或“缓冲地”，域外国家不得涉足其中。这其实就是南亚版的“门罗主义”。
莫迪没有参加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说明新德里相信中国的这一大战略，可能或者已经在南亚产生了对其的“离心力”。毕竟，在北京与会者的名单中，也包括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南亚国家的首脑。
莫迪可以缺席上述论坛，但笔者相信他绝不会放弃9月3日至5日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因为，“一带一路”在他眼里是中国主导的一盘大棋局，对于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印度而言，岂愿为别人做嫁衣？金砖峰会则不同，在这个平台上，印度觉得自己与中国是平起平坐的。根据最新通报，莫迪已表示将出席厦门金砖峰会。
印度人精于战术设计，投机心理偏重，善于从大国博弈中谋利，精于以夷制夷的策略。这一方面使印度可以较好地利用国际环境；但同时也使印度产生路径依赖，难以发展出全方位的大国力量，难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力量中心。究其根源，恐怕还是“曼荼罗主义”在作祟。

转帖完毕，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需要说明的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种性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正式废除，但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却根深蒂固，在实际社会运作中以及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仍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因为1962年的胜利，大多数中国人轻视印度这个对手，终究不是好事

12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发展起来，也可怕。

楼主谈了印度的历史，是多种文化与婆罗门文化的大杂烩。现在的印度除种姓制度外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英国的法律体系，英国的扩张野心，前苏联不完整的工业体系，万国牌的军事装备等，各邦有着独立的立法司法权的邦联国体等。

印度入侵洞朗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印度，给了我们一些机会。一，敏感的军事装备和工程会进入西藏。二，雅鲁藏布江的开发不会顾及印度反对而搁置。三，通过军演向印度展示了中国的军事能力，印度不得不大量采购军事装备而消耗其国力。四，金砖五国中印只会有经贸往来，不可能帮助印度实现现代化。五，尼泊尔，不丹会靠近中国。由此可见印度的野心是何等的愚蠢。

另，印度不参加一带一路论坛，印度要价过高中国不给也是原因之一。

亚洲除中国外，印度，日本，越南都有大国梦，加上欧美的挑唆，不太平的常态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