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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晨报报道“我几时说得上，我又不在马背上悬个酒囊。”
这是云南省通海县诗人苏大客专门为居住在凤凰山下的蒙古族写的长篇叙事诗《涅盘的民族》的题记。
在诗前的说明里，他写到“这是一个马背驮来的民族，从游牧到征战，其后裔在西南一隅经历军垦、拓边、网渔、农耕等变迁，生存繁衍，洗涤煎熬、挣扎嬗变，时至今日，不仅仅是个奇迹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涅盘的民族，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关注，因为关注它就是关注苦难本身。”
吾家籍蒙古 世远年久矣
1950年，14岁的杨必富领到他的第一笔工资。按照程序，在领工资之前要填一个工资登记表。 “当时必须填自己的家庭成分，当我说民族是蒙古族的时候，负责登记的人抬头告诉我说，‘云南没有蒙古族’。”杨必富当时就蒙了，“我明明就是蒙古族，他怎么说没有呢？我很生气，就去找了领导。” 经领导协调，杨必富工资表里的民族一栏终于填上了蒙古族。 回去以后，杨必富去查了他们当时所属的河西县的县志，县志上清楚记载：“今河西下渔村（今兴蒙乡）居住的水边民族，自称为蒙古族，是否为蒙古族，待请后人考证。”这一行字深深地刺痛了杨必富的心。 “连县志上都记载说我们是‘自称’的蒙古族，我们本来就是蒙古族啊！我们这的人世代相传，我们就是从蒙古大草原来的蒙古族，成吉思汗的子孙，但是外面的人却都认为我们是‘自称’的蒙古族，都称呼我们为水边民族。”现已72岁的杨必富说起几十年前的事情，感慨万千。 “寻根”的愿望深深烙在了杨必富的心上。但当时苦于不认识内蒙古的相关人士，杨必富的“寻根”工作一头雾水。 终于找到了根 机会终于来了。 1953年，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泽登巴尔来中国访问，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杨必富将一封不封口的信寄往《人民日报》编辑部并转泽登巴尔收。 “我在信里写道，云南省的河西县下渔乡有一支蒙古族的后裔，几百年来一直坚持自己是蒙古族，希望他们能来看看我们。”杨必富说。当时的政治审查相当严格，他把信写好以后不封口，意思就是谁想看都可以，绝对没有政治问题。 信是否转到泽登巴尔手里，不得而知。但杨必富和他的乡亲们迎来了蒙古国历史学家那楚格·道尔基。 “我们全部都去道路两边迎接，老人们都放声痛哭！”杨必富坐在火塘旁边，说着云南口音的普通话，挥着手臂。 那楚格·道尔基在下渔村（今兴蒙乡）走访了数十名老人，从历史、服饰、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考察，肯定了这个被称为“水边民族”的民族是元代落籍于此的蒙古族后裔。 几百年的历史沉浮，杨必富和乡亲们的蒙古族身份得到了肯定。但困扰杨必富他们的新问题又来了，身份得到权威学者的论证，但是缺少有力的理论证明。 1975年的冬天，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杜玉亭应邀到杨必富所在的村子调查。 杜玉亭在下渔乡做了一个多月深入细致的考察，从历史、经济、文化、民俗民风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最终写成了《云南蒙古族简史》一书。 这本书问世后，在云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群被历史遗落在云南红土高原、再也回不去草原的蒙古族人的身份得到了公认。
后来，内蒙古自治区的丹碧、哈西、林色、朝格柱4位蒙古语文教授到兴蒙乡考察，并写成了《云南蒙古族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证实了在云南蒙古族人的语言中，至今仍有20%和内蒙古蒙古族的语言相同。 “每一次内蒙古那边来人看我们，都会有人流眼泪。”采访中，一位姓王的蒙古族妇女告诉记者。 至此，至今仍立在凤凰山上那块记有 “吾家籍蒙古，自蒙古入滇，居河西下渔村住，世远年久矣！门户凋残，饥谨有星之惑，人烟寥落，忧老若鸿雁之悲”的墓碑不再孤独。 鸿雁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来时的方向，就像杨必富老人说的那样：“虽然是回不去了，但是总算找着了根。”
从马背到牛背的距离
“一只凤凰如何将自己复制成另一只凤凰，其过程必定单纯而复杂。”诗人苏大客在《涅盘的民族》里说。 对于生活在兴蒙的蒙古族来说，这个复制的过程岂止是单纯而复杂。旁观者不能体会这种凤凰涅盘的痛苦。 据《兴蒙乡乡志》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元梁王把西拉瓦尔从昆明逃到晋宁自杀，宣告了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 第2年，蓝玉遣宣德侯金朝兴率兵取临安路，镇守临安路门户曲陀关的旃檀元帅与元右丞海牙和兵在普舍（今玉溪）与明军激战，元军大败，驻守各地的蒙古军多数遇难，幸存者融入其他民族。驻守杞麓山的蒙古军后勤部队因以恳田植稻为主，被视为土著人而幸免于难。这批人就是今天集中在兴蒙乡的蒙古族。 离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这些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族人第一次拿起捕鱼网走下杞麓湖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什么？ 据兴蒙乡的赵为云老人介绍说，今天兴蒙乡人们居住的地方，原来还是一片汪洋，人们都住在湖后面的凤凰山上，凤凰山是湖中间的一个小岛，蒙古族人在这座小山上解甲为渔民，开始了在水上漂泊的日子。 据《兴蒙乡乡志》记载，当时，青年妇女能在齐腰深的湖水里每天撮回一大箩筐虾，青年男子能用尖尖网捕回10公斤黄鳝。由于男女老少捕鱼出了名，蒙古族人居住的村子被外人称为“三渔村”，今天的凤凰山也被称为“渔山”。 到后来，湖水退去，兴蒙的蒙古族人开始了围湖造田的生活。据《兴蒙乡乡志》记载：元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15）年，全乡已经围湖造田3600余亩，加上后来开发的旱地，他们共开发了5000亩左右的田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兴蒙蒙古族人自己开出的土地却不归自己所有，一直到解放后，这些土地才回到了他们的手里。 这些从草原打马而来的蒙古族人已经完成了外在的彻底的蜕变，成为了云南红土高原上的农民。 到今天，谁也无法丈量这段从马背到牛背之间的距离。这段距离跨越的不仅是700多年的时空变化，更跨越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在700多年的跨越中，这些蒙古族人经历了怎样的疼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让人感动的是，在经历历史、文化等要素的蜕变中，兴蒙蒙古族人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蒙古人。 他们从喉咙里嘶哑着喊出的仍然是：“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云南蒙古族人的贡献 当记者踏上兴蒙土地的时候，要不是乡政府大门上写着熟悉的蒙古语，根本无法想像这里是蒙古族居住的地方。 据通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丁朝文介绍：“这儿的蒙古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如今已经和内蒙古那边的蒙古族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了，他们的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已经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彝族、哈尼族等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蒙古族。” 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在通海兴蒙乡考察时曾说：“蒙古民族为统一祖国开发边疆而来，由于历史、地域的变迁，云南蒙古族的文化和内蒙古的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付出了代价，经历了民族变迁这一痛苦的历程，但是他们却从未丢掉一颗蒙古心。这颗蒙古心就是蒙古人的心理长城。” “元朝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但也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们所创的云南军政文化体制，却实现了云南民族文化的总体和谐。”《云南蒙古族简史》的作者在其著作的序言里说。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方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人对这个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点，他们和当地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了这个地区，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点，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们是蒙古人，有一种很好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在里面；再一个就是他们同当地的少数民族团结互助，注意搞好关系；最后一个就是兴蒙乡人把这里作为一个特色产业来发展，作为一个旅游品牌来搞，可以促进这里的经济发展。”
内蒙古晨报报道“我几时说得上，我又不在马背上悬个酒囊。”
这是云南省通海县诗人苏大客专门为居住在凤凰山下的蒙古族写的长篇叙事诗《涅盘的民族》的题记。
在诗前的说明里，他写到“这是一个马背驮来的民族，从游牧到征战，其后裔在西南一隅经历军垦、拓边、网渔、农耕等变迁，生存繁衍，洗涤煎熬、挣扎嬗变，时至今日，不仅仅是个奇迹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涅盘的民族，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关注，因为关注它就是关注苦难本身。”
吾家籍蒙古 世远年久矣
1950年，14岁的杨必富领到他的第一笔工资。按照程序，在领工资之前要填一个工资登记表。 “当时必须填自己的家庭成分，当我说民族是蒙古族的时候，负责登记的人抬头告诉我说，‘云南没有蒙古族’。”杨必富当时就蒙了，“我明明就是蒙古族，他怎么说没有呢？我很生气，就去找了领导。” 经领导协调，杨必富工资表里的民族一栏终于填上了蒙古族。 回去以后，杨必富去查了他们当时所属的河西县的县志，县志上清楚记载：“今河西下渔村（今兴蒙乡）居住的水边民族，自称为蒙古族，是否为蒙古族，待请后人考证。”这一行字深深地刺痛了杨必富的心。 “连县志上都记载说我们是‘自称’的蒙古族，我们本来就是蒙古族啊！我们这的人世代相传，我们就是从蒙古大草原来的蒙古族，成吉思汗的子孙，但是外面的人却都认为我们是‘自称’的蒙古族，都称呼我们为水边民族。”现已72岁的杨必富说起几十年前的事情，感慨万千。 “寻根”的愿望深深烙在了杨必富的心上。但当时苦于不认识内蒙古的相关人士，杨必富的“寻根”工作一头雾水。 终于找到了根 机会终于来了。 1953年，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泽登巴尔来中国访问，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杨必富将一封不封口的信寄往《人民日报》编辑部并转泽登巴尔收。 “我在信里写道，云南省的河西县下渔乡有一支蒙古族的后裔，几百年来一直坚持自己是蒙古族，希望他们能来看看我们。”杨必富说。当时的政治审查相当严格，他把信写好以后不封口，意思就是谁想看都可以，绝对没有政治问题。 信是否转到泽登巴尔手里，不得而知。但杨必富和他的乡亲们迎来了蒙古国历史学家那楚格·道尔基。 “我们全部都去道路两边迎接，老人们都放声痛哭！”杨必富坐在火塘旁边，说着云南口音的普通话，挥着手臂。 那楚格·道尔基在下渔村（今兴蒙乡）走访了数十名老人，从历史、服饰、语言、生活习俗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考察，肯定了这个被称为“水边民族”的民族是元代落籍于此的蒙古族后裔。 几百年的历史沉浮，杨必富和乡亲们的蒙古族身份得到了肯定。但困扰杨必富他们的新问题又来了，身份得到权威学者的论证，但是缺少有力的理论证明。 1975年的冬天，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杜玉亭应邀到杨必富所在的村子调查。 杜玉亭在下渔乡做了一个多月深入细致的考察，从历史、经济、文化、民俗民风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最终写成了《云南蒙古族简史》一书。 这本书问世后，在云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群被历史遗落在云南红土高原、再也回不去草原的蒙古族人的身份得到了公认。
后来，内蒙古自治区的丹碧、哈西、林色、朝格柱4位蒙古语文教授到兴蒙乡考察，并写成了《云南蒙古族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证实了在云南蒙古族人的语言中，至今仍有20%和内蒙古蒙古族的语言相同。 “每一次内蒙古那边来人看我们，都会有人流眼泪。”采访中，一位姓王的蒙古族妇女告诉记者。 至此，至今仍立在凤凰山上那块记有 “吾家籍蒙古，自蒙古入滇，居河西下渔村住，世远年久矣！门户凋残，饥谨有星之惑，人烟寥落，忧老若鸿雁之悲”的墓碑不再孤独。 鸿雁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来时的方向，就像杨必富老人说的那样：“虽然是回不去了，但是总算找着了根。”
从马背到牛背的距离
“一只凤凰如何将自己复制成另一只凤凰，其过程必定单纯而复杂。”诗人苏大客在《涅盘的民族》里说。 对于生活在兴蒙的蒙古族来说，这个复制的过程岂止是单纯而复杂。旁观者不能体会这种凤凰涅盘的痛苦。 据《兴蒙乡乡志》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元梁王把西拉瓦尔从昆明逃到晋宁自杀，宣告了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 第2年，蓝玉遣宣德侯金朝兴率兵取临安路，镇守临安路门户曲陀关的旃檀元帅与元右丞海牙和兵在普舍（今玉溪）与明军激战，元军大败，驻守各地的蒙古军多数遇难，幸存者融入其他民族。驻守杞麓山的蒙古军后勤部队因以恳田植稻为主，被视为土著人而幸免于难。这批人就是今天集中在兴蒙乡的蒙古族。 离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这些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族人第一次拿起捕鱼网走下杞麓湖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什么？ 据兴蒙乡的赵为云老人介绍说，今天兴蒙乡人们居住的地方，原来还是一片汪洋，人们都住在湖后面的凤凰山上，凤凰山是湖中间的一个小岛，蒙古族人在这座小山上解甲为渔民，开始了在水上漂泊的日子。 据《兴蒙乡乡志》记载，当时，青年妇女能在齐腰深的湖水里每天撮回一大箩筐虾，青年男子能用尖尖网捕回10公斤黄鳝。由于男女老少捕鱼出了名，蒙古族人居住的村子被外人称为“三渔村”，今天的凤凰山也被称为“渔山”。 到后来，湖水退去，兴蒙的蒙古族人开始了围湖造田的生活。据《兴蒙乡乡志》记载：元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15）年，全乡已经围湖造田3600余亩，加上后来开发的旱地，他们共开发了5000亩左右的田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兴蒙蒙古族人自己开出的土地却不归自己所有，一直到解放后，这些土地才回到了他们的手里。 这些从草原打马而来的蒙古族人已经完成了外在的彻底的蜕变，成为了云南红土高原上的农民。 到今天，谁也无法丈量这段从马背到牛背之间的距离。这段距离跨越的不仅是700多年的时空变化，更跨越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在700多年的跨越中，这些蒙古族人经历了怎样的疼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让人感动的是，在经历历史、文化等要素的蜕变中，兴蒙蒙古族人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蒙古人。 他们从喉咙里嘶哑着喊出的仍然是：“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云南蒙古族人的贡献 当记者踏上兴蒙土地的时候，要不是乡政府大门上写着熟悉的蒙古语，根本无法想像这里是蒙古族居住的地方。 据通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丁朝文介绍：“这儿的蒙古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如今已经和内蒙古那边的蒙古族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了，他们的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已经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彝族、哈尼族等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蒙古族。” 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在通海兴蒙乡考察时曾说：“蒙古民族为统一祖国开发边疆而来，由于历史、地域的变迁，云南蒙古族的文化和内蒙古的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付出了代价，经历了民族变迁这一痛苦的历程，但是他们却从未丢掉一颗蒙古心。这颗蒙古心就是蒙古人的心理长城。” “元朝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但也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们所创的云南军政文化体制，却实现了云南民族文化的总体和谐。”《云南蒙古族简史》的作者在其著作的序言里说。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方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人对这个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点，他们和当地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了这个地区，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点，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们是蒙古人，有一种很好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在里面；再一个就是他们同当地的少数民族团结互助，注意搞好关系；最后一个就是兴蒙乡人把这里作为一个特色产业来发展，作为一个旅游品牌来搞，可以促进这里的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