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案
2010年，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以下简称“新红”），在一片质疑声中强势开播，又在更加强烈的质疑声中黯然收市。那段时间，批评这个词儿的份量已经太轻了，基本上是群殴。
意见很杂，不是不集中，而是规模化的问责直指学术艺术的各个方面，将一部耗费巨资制作的大戏裭剥得体无完肤，几乎没有了优点。
我曾经担任《红楼梦》电视选秀的首席评委，继而出任新红的顾问。以我的职分，无论是批评还是护短，似乎总不该沉默。但我还是沉默了。我谢绝了一切电视网络报章杂志的采访，拒不出席一切有关新红的宣传活动。这对于我，用媒体的话说，很不正常。
我有我的道理。大事当前，但凡表态，支招也好告诫也好，都必须话说在前面，决不能做事后诸葛亮。对于新红这档子事，从我“被顾问”的那天起，只要有机会，就没停止过说话，属于放“马前炮”。但如果当事者不听，或者干脆不给机会说，那就没办法了。
当新红播出之时，木已成舟，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太多问题，不幸言中事小，无力回天事大。所以，我沉默了。
一场热闹过去之后，倒是应该把早前思考的、曾经反复提出的一些问题回顾一下，虽已无补于新红之失，但对于今后再拍《红楼梦》，或可有一些意义。
先说剧本。剧本也者一剧之本，尤其是电视剧。一部电视剧，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剧本。剧本好，导演弱一些，只要不犯错误，片子都会成功。剧本不好，再好的导演，也难拍出好片子来。剧本可以说是总任务书。
新红的第一个失误，就是剧本。
《红楼梦》的剧本，太难写了。除了要面临一般名著改编所遇到的问题，完成从小说到电视剧艺术形式的转换，还要慎重处理典章制度仪礼风俗的问题，更要涉及“红学”的诸多特殊问题。
这就要求编剧，不仅原著要读得熟，还要悟得透；还要时刻揣摩原作者的艺术意图，——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用注释式的方法改编原著；还要准确把握人物语言，“肖其声口”，——不是照抄，而是不失原意地将浅近文言翻译成那个时代的口语；还要“忠于原著”，而“原著”的范围，是八十回？还是一百二十回？不容回避，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态度。难吧？
更不用说，还有大量人物的取舍问题，网状结构的重构问题，不可忽略的诗词曲赋的使用问题……。还有，最最重要的，这部书为什么要“假作真时真亦假”？作者要通过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故事，通过 美和美的毁灭的故事，通过天理对天性摧残的故事，究竟要阐发什么样的哲理意图？难吧？
《电影的本性》一书的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谈到改编问题时这样说过：“小说不是一个电影化的文学形式，这个结论立刻就突出了改编问题——一个如此复杂以如是。
如此之难的任务，新红竟交给了一群大都没有读过《红楼梦》的“八零后”的所谓才女（其中有一位才男）。凭着懵懂，凭着无知无畏，凭着急就章式的所谓时尚解读，终于铸成了大错。也就是说，其实不必再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拍去播去宣传去造势，当剧本方案匆匆拍板之时，新红已经毁了。
新红的第二个失误，选演员。
这里有一个误说必须匡正：有人套用“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说“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林黛玉”。这种类比大错特错，新红在遴选演员的时候就误在这里了。因为不肯花时间成本读书，所以对原著不熟。而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祭出这句似是而非的话来。似乎所有对人物不理解的困惑，都由于“一千个”的说法，迎刃而解了。
于是抛开原著，一切照着“我心里”选来。“谁说黛玉一定是瘦的？”我心里的那一个是“婴儿肥”的；“谁把宝钗比杨贵妃的？”我心里那一个是瘦的。顺理成章，贾母可以恶，毋须慈祥；王夫人可以老，不用算年龄；元妃可以不美，不用考虑皇帝的感受；宝玉可以像贾环，妙玉可以像媒婆，惜春可以比几个姐姐都大……。
结果，这人物一出场，观众“跳戏”了。为什么呢？大家对《红楼梦》太熟了，对人物太熟了。熟到一闭上眼睛，主要人物的体貌特征清晰出现。与哈姆莱特完全不一样，一千个人心里对于一千个林黛玉、一千个薛宝钗、一千个贾宝玉的认识竟然是趋同的。那么，眼前的新红怎么回事？人物呢？大家“认识”的人物呢？怎么全拧了？于是跳戏。这“跳戏”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演员使出浑身解数也没用了，观众不在状况了。这个时候，演员越使劲儿，观众越不买账。形似都谈不上，还谈什么神似？道理很简单，抛开原著选演员，货不对版。
新红的第三个失误，人物造型。
先说化妆。
新红的主要女性人物妆有两个特点，一，髪际贴片；二，不画眉毛。这太奇怪了。
《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多。在《红楼梦》的影视改编史上，不管谁拍，都有个绕不过去的难题，就是如何才能把这么多的年纪、身份相仿的人物区别开来。况且中国人的脸被称作“模糊的脸蛋儿”，每个人的区别不大，特征不明显，不像西方人脸部轮廓清晰。因此最应该做的，是调动化妆、造型、服装、道具、环境以及表演、摄影、用光、景别甚至音乐、声线等各种手段，利用五官、高矮、胖瘦、体态等先天条件
2010年，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以下简称“新红”），在一片质疑声中强势开播，又在更加强烈的质疑声中黯然收市。那段时间，批评这个词儿的份量已经太轻了，基本上是群殴。
意见很杂，不是不集中，而是规模化的问责直指学术艺术的各个方面，将一部耗费巨资制作的大戏裭剥得体无完肤，几乎没有了优点。
我曾经担任《红楼梦》电视选秀的首席评委，继而出任新红的顾问。以我的职分，无论是批评还是护短，似乎总不该沉默。但我还是沉默了。我谢绝了一切电视网络报章杂志的采访，拒不出席一切有关新红的宣传活动。这对于我，用媒体的话说，很不正常。
我有我的道理。大事当前，但凡表态，支招也好告诫也好，都必须话说在前面，决不能做事后诸葛亮。对于新红这档子事，从我“被顾问”的那天起，只要有机会，就没停止过说话，属于放“马前炮”。但如果当事者不听，或者干脆不给机会说，那就没办法了。
当新红播出之时，木已成舟，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太多问题，不幸言中事小，无力回天事大。所以，我沉默了。
一场热闹过去之后，倒是应该把早前思考的、曾经反复提出的一些问题回顾一下，虽已无补于新红之失，但对于今后再拍《红楼梦》，或可有一些意义。
先说剧本。剧本也者一剧之本，尤其是电视剧。一部电视剧，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剧本。剧本好，导演弱一些，只要不犯错误，片子都会成功。剧本不好，再好的导演，也难拍出好片子来。剧本可以说是总任务书。
新红的第一个失误，就是剧本。
《红楼梦》的剧本，太难写了。除了要面临一般名著改编所遇到的问题，完成从小说到电视剧艺术形式的转换，还要慎重处理典章制度仪礼风俗的问题，更要涉及“红学”的诸多特殊问题。
这就要求编剧，不仅原著要读得熟，还要悟得透；还要时刻揣摩原作者的艺术意图，——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用注释式的方法改编原著；还要准确把握人物语言，“肖其声口”，——不是照抄，而是不失原意地将浅近文言翻译成那个时代的口语；还要“忠于原著”，而“原著”的范围，是八十回？还是一百二十回？不容回避，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态度。难吧？
更不用说，还有大量人物的取舍问题，网状结构的重构问题，不可忽略的诗词曲赋的使用问题……。还有，最最重要的，这部书为什么要“假作真时真亦假”？作者要通过一个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故事，通过 美和美的毁灭的故事，通过天理对天性摧残的故事，究竟要阐发什么样的哲理意图？难吧？
《电影的本性》一书的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谈到改编问题时这样说过：“小说不是一个电影化的文学形式，这个结论立刻就突出了改编问题——一个如此复杂以如是。
如此之难的任务，新红竟交给了一群大都没有读过《红楼梦》的“八零后”的所谓才女（其中有一位才男）。凭着懵懂，凭着无知无畏，凭着急就章式的所谓时尚解读，终于铸成了大错。也就是说，其实不必再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拍去播去宣传去造势，当剧本方案匆匆拍板之时，新红已经毁了。
新红的第二个失误，选演员。
这里有一个误说必须匡正：有人套用“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说“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林黛玉”。这种类比大错特错，新红在遴选演员的时候就误在这里了。因为不肯花时间成本读书，所以对原著不熟。而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祭出这句似是而非的话来。似乎所有对人物不理解的困惑，都由于“一千个”的说法，迎刃而解了。
于是抛开原著，一切照着“我心里”选来。“谁说黛玉一定是瘦的？”我心里的那一个是“婴儿肥”的；“谁把宝钗比杨贵妃的？”我心里那一个是瘦的。顺理成章，贾母可以恶，毋须慈祥；王夫人可以老，不用算年龄；元妃可以不美，不用考虑皇帝的感受；宝玉可以像贾环，妙玉可以像媒婆，惜春可以比几个姐姐都大……。
结果，这人物一出场，观众“跳戏”了。为什么呢？大家对《红楼梦》太熟了，对人物太熟了。熟到一闭上眼睛，主要人物的体貌特征清晰出现。与哈姆莱特完全不一样，一千个人心里对于一千个林黛玉、一千个薛宝钗、一千个贾宝玉的认识竟然是趋同的。那么，眼前的新红怎么回事？人物呢？大家“认识”的人物呢？怎么全拧了？于是跳戏。这“跳戏”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演员使出浑身解数也没用了，观众不在状况了。这个时候，演员越使劲儿，观众越不买账。形似都谈不上，还谈什么神似？道理很简单，抛开原著选演员，货不对版。
新红的第三个失误，人物造型。
先说化妆。
新红的主要女性人物妆有两个特点，一，髪际贴片；二，不画眉毛。这太奇怪了。
《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多。在《红楼梦》的影视改编史上，不管谁拍，都有个绕不过去的难题，就是如何才能把这么多的年纪、身份相仿的人物区别开来。况且中国人的脸被称作“模糊的脸蛋儿”，每个人的区别不大，特征不明显，不像西方人脸部轮廓清晰。因此最应该做的，是调动化妆、造型、服装、道具、环境以及表演、摄影、用光、景别甚至音乐、声线等各种手段，利用五官、高矮、胖瘦、体态等先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