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志高翻译的《大亨小传》(又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于1971年出版，里面有一处严重的误译，却几乎没有人发现。
在原著的第七章，黛西被老相好“大亨”逼得承认从未爱过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马上反问：“NotthatdayIcarriedyoufromthePunchBowltokeepyourshoesdry?”乔志高译为：“记得那次我从‘酒钵号’游艇把你抱上岸，不让你鞋子弄湿，你那时没爱我吗？”
多年以后，乔志高到夏威夷探望友人，友人带他驱车火奴鲁鲁半山公路，他瞥见路旁的指向牌赫然写着“ToPunchBowl———8Miles”几个字。他这才知道PunchBowl是火山遗址，也是著名的观光胜地，在菲茨杰拉德写作《大亨小传》的20世纪20年代常被新婚夫妇作为蜜月旅行的目的地。难怪黛西的丈夫要旧事重提以挽回芳心。
这样的误译是如何造成的？据乔志高说，当时美国买得起游艇的阔佬喜欢将游艇起个与美酒佳人有关的名字，如“PinkLady”(一种鸡尾酒）、“BottomsUp”(干杯）之类。而PunchBowl是指盛掺酒果汁的大钵子，因此深谙美国生活习俗的乔志高想当然地译为“‘酒钵号’游艇”，加之他翻译时一般不喜欢查字典，因此造成误译。不过，乔志高也为自己辩护：“我这个纰漏，尽管情无可原，可是并未破坏原书的精神和此一场景的气氛。”
这一误译是什么时候改过来的？笔者手上正好有乔译《大亨小传》（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5月一版一印），在176页上，此句的译文是这样的：“记得那次我从‘酒钵’火山口把你抱下来，不让你鞋子弄湿，你那时没爱我吗？”———“游艇”终于驶上了“火山”。

说起来奇怪，乔志高自己也许不知道，他本身就集中国人的德性于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来自他的和蔼性格，令人想起《论语》第一章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上个月一天晚上接到金圣华教授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她一开言我便感到不祥，平常接到她的电话总是笑声溢耳，一片喜悦的，那晚她声音低沉，缓缓告诉我高克毅（乔志高）先生走了。金圣华最关心高先生，常常打电话去问候他，所以我也多是从她那里得知高先生的近况。今年一月间，我自己曾打过一次电话给高先生，因为记挂他的健康，知道他这一阵身体状况不太好，电话没有人接，只好留言问安。过了几天，也没有回音，这有点不平常。从前我给高先生电话留言，他马上就会打回来，而且很高兴，一讲就是一二十分钟。我怀疑高先生是不是进了医院，后来金圣华告诉我果然高先生住院了。可是二月上旬我却接到高先生一封来信，是一张卡片，罗德岛的海岸风景：冬日暮色，夕阳西下，写信的时间竟是“戊子除夕”，先告了平安，然后是他几句一贯勉励的话。高先生的信总是那样亲切，他说身体行动已不便。那封信很可能是除夕夜在病床上写的，字迹有些不稳了。前一两年，高先生还常在《明报》月刊上写稿，九十多岁的高龄，思路清晰不减当年。我接到他的信，本来松了一口气，他能写信，精神大概还是不错的，没料到那竟是他给我最后的一封信，是他写下的遗言。
我与高克毅先生因翻译而结缘，亦师亦友达三十余年。1976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预备出版一系列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台北人》入选，我们组织了一个翻译小组，由我与加大的同事叶佩霞（Patia Yasin）执笔翻译初稿，而我们很幸运请到了高先生做《台北人》英译的编辑，替我们加工润色。高先生在香港创办《译丛》（Renditions）时，曾刊登过《台北人》中两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及《岁除》，这两篇译稿也经过他精心修改，所以他出任《台北人》英译编辑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没有想到，《台北人》英译前后竟花了近五年的工夫，变成了一项耗时费力的浩大工程。高先生为了编辑这本书，投入惊人的心血与精力，令人十分感佩，也就在那五年与高先生共同工作的期间，才深深体认到高先生中英两种语言学养之广博丰厚以及他待人处世宽容和蔼的长者之风。

1976年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三年后返美，路经洛杉矶便到圣芭芭拉来，那是我们翻译小组第一次会面。在见高先生前，我与叶佩霞未免有点忐忑不安，因为高克毅先生的名气大，是翻译界的第一把高手，读读他那几本《美语新诠》系列以及他编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就知道他的英语尤其是美式英语之精通娴热是多么令人吃惊了。而他英译中的那几部美国文学名著：费滋杰罗的《大亨小传》、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以及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译笔之精确流畅，每部都可以用作翻译课上的范本。
高克毅先生是少数能悠游于中英两种文字之间，左右逢源的作者、翻译家。我们请来这样一位名家来当我们的编辑，当然有点害怕动辄得咎，难以施展。未料到跟高先生一见面，我们的疑虑马上烟消云散了。原来高先生一点架子也没有，是个极可亲的学者长辈。他的世面见得多，青少年时在上海北平求过学，又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长期工作过，中国美国大概各种场面都经历过了，见多识广。听他聊天，各种典故出口成章，简直是一本百科全书。高先生谈话风趣，富幽默感，那次跟他相聚，我跟叶佩霞感到如沐春风，其乐融融，我们三个人很快便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我们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台北人》英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