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德] 米夏埃尔· 施蒂默尔（Michael St rmer）著，李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德意志在19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使大多数德国人的收入不断增长，男人女人都获得比以往寿命更长和生活更幸福的机会。同时他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后代会比他们这一代过得更好。但是，对于生活在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人而言，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曾经经历的恐怖岁月永远不再出现。尽管存在工业发展、资本主义转型带来的意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社会的不满、对社会剧变与未来的担忧，但在俾斯麦时代，人们的自信和乐观情绪显然已经压倒了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常常会把俾斯麦与威廉二世治下的岁月比作“逝去的幸福年代”——他们痛心不已地追忆那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年代。

1871年，在凡尔赛宫经历了冷色与彩色交织的1月后，人们对这个新生的德意志报以各种各样的政治期待。自由派对各方面出现的新气象怀着最高的热情，幻想着凭借帝国议会他们可以说服俾斯麦推行自由贸易、致力国家建设。他们还希望抑制两大教会的政治影响，并最低程度地与社会民主工党合作。不幸的是，自由派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自由派左翼大多是来自原符腾堡邦和普鲁士诸省的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人士，领导着对皇权的反抗。在威廉一世国王想要通过军事改革法案的时候，他们便施加压力，要求他先扩大议会的权力。自1862年俾斯麦任职以来，他们就一直是反俾斯麦势力的坚强后盾。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眼中，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议会迫使俾斯麦做出的宪法让步，为他们以后将要进行的更多回合的宪法斗争开了一个好头。

与之泾渭分明的右翼——民族主义自由派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新生的派别。他们狂热地投票支持普鲁士1866年吞并汉诺威王国、黑森侯国、黑森-拿骚侯国和法兰克福自由市。他们因普鲁士打造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区的构想而欢欣鼓舞，而这一构想已经在德意志关税联盟中得到推行。而且，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统一，德意志将共同使用一种货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对民族主义自由派领袖及其追随者来说，1848 年革命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最好不要重演。

（被普鲁士统一起来的德意志）

另一方面，保守派自觉还远未取得属于他们的胜利，对俾斯麦竭力维系君主专制、向共和派大献殷勤、对奥地利穷兵黩武的种种行为充满忧虑，因为这些毫无疑问助长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气焰，而且俾斯麦还蓄意挑起国人渴望建立世俗化国家的斗争，只为在教会与皇室间左右逢源。对他们来说，俾斯麦对1848年革命浪潮所带来的改变的回应不过是魔鬼墨菲斯托发出的微笑，因为这种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合作与浮士德和魔鬼的合作没什么分别。也正是在70年代，易北河以东的广大普鲁士容克庄园开始遭受世界市场的无情践踏，这使得普鲁士的保守派与俾斯麦政府进行的讨价还价又蒙上了一层新的、广泛的经济因素。在抵御社会民主派、自由派、世界市场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战斗中，若保守派和俾斯麦不能合作，那么任何一方是无法单独取胜的。

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政坛，德意志中央党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是天主教政治化的一个行动委员会。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曾发出“世界已经堕落”的呼声，因为1866年天主教阵营的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邦被新教阵营的普鲁士打败后，普鲁士随即便与首相加富尔（Cavour）和国王维托利奥·伊曼纽二世（Vittorio Emmanuele）领导的意大利结盟——两国都是世俗国家里反对教皇干政的先锋。事实上，天主教势力从1848年起便颓势日显，大批神职人员，不论隶属新教还是天主教，都被或先或后地赶回教堂和大学，而失去对教育业和慈善业的掌控，逐渐沦为边缘人士。

纵观德意志信奉天主教的地区，以莱茵兰、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为首，生存危机的呐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党，用以建设一个能够抵御世俗主义冲击的堡垒。中央党由是被拥护者称呼为“中央塔”，亦即防守塔。该党的组织原则以天主教信仰为核心，因此它也成为德意志各政党中唯一一个能够集合社会各阶层的政党，其党员下至工人上至贵族，既有企业家又有教区主教。不过，中央党并未赢得受民族主义影响的自由派的支持，因为以天主教之名，普鲁士东部省份的波兰人、新晋帝国直辖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都会加入中央党这一议会政党。

中央党摧毁了阶级之间的藩篱，超越了单一的民族概念。不久它就被冠以“山外之人”的称号，这并不是在称赞他们。这个称号暗指其领导曾接收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指令——亦即接受梵蒂冈天主教教廷的领导。事实上，自从1871 年中央党在议会首次提议德意志帝国出兵意大利，保护教皇抵御意大利世俗国家的袭扰，俾斯麦便发现他对欧洲范围内天主教徒试图复辟的疑虑是准确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天主教徒不断受到指责，与社会民主派一道被视为帝国的敌人。

“文化斗争”，即俾斯麦对天主教发起的攻击，并非针天主教信仰，而是要反对教会的世俗权力以及教会人士对非宗教事务的插手。这场斗争最早出现在莱茵兰，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会是反普鲁士新教统治的核心力量。但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政府却从旁火上浇油，提出正式禁止教士参与政治活动、废止教会对各类民事活动如结婚与离婚的管辖权、废除各种与国计民生不符的教会制度。俾斯麦趁机立即大做文章，试图分化并控制天主教。

同时，俾斯麦还对柏林以东、扎根普鲁士乡村的陈旧保守分子不抱好感。因为信奉严苛戒律的东正教和虔诚派，他们既反对俾斯麦及其规划的“新强大帝国”，也反对他同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苟合，不停地威胁要粉碎俾斯麦对威廉一世的操控。这场“文化斗争”主要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立法的手段来推进，参考法国模式拆散了教会同国家的联系。这场“文化斗争”的成果维持了近十年。在这之后，俾斯麦的议会又需要用到中央党，因为他要保障议会多数席位支持自己。

但是，双方互不信任。俾斯麦考虑过，他如果能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支持，那么就不用巴结中央党；不过，中央党可以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煽动自己的工人支持者闹事来逼迫俾斯麦讨好自己。此外，中央党领导人还可以把罗马教皇发布的通谕奉为最高纲领，特别是教皇1890年发布的通谕《新事物》，这其中教皇回答了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无法调和的社会问题。中央党既不奉行民主，也不反感民主；它比自由派要更保守，又比右翼要更左倾一些。简明扼要地说，它是个天主教政党。

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政界则更显格格不入。它的首任领袖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不合时宜地丧命于一场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名誉而进行的决斗，将这个社会民主派阵地托付给了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木匠反而使自己成为最令人尊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追随者们自豪地称他为“工人们的俾斯麦”。在德法战争期间身处监狱的倍倍尔刻苦研读马克思著作，但他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尽力从实际出发。俾斯麦在针对倍倍尔及其党徒的遣散令里总称他们为“帝国敌人”——但实情却是，倍倍尔和他的同志在1871 年帝国议会的席位屈指可数，根本不是俾斯麦所言的那样会反对国家统一。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德意志，而不是俾斯麦搞的专制独裁，他们想要的德意志不搞纯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关爱的市场经济国家。

倍倍尔永远不会有过于功利之嫌：他曾赞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驱，也是德国工人仿效的楷模，却完全忽略它的暴力过程。不过，幸运的是，倍倍尔并没有表达要进行暴力革命之意，当老皇帝威廉一世在1878年和1879年两度遇刺，两宗刺杀案嫌疑犯不约而同地道出同情社会民主主义的供词时，倍倍尔立刻列举社会进化的理论，说服群众相信“历史车轮”不可阻挡的真理——德国工人只想推动社会进步而无意夺权。借此，他成功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俄国及其他国家所暴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恐怖”区别开来。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比较具有小资产阶级色彩，并且遵从实用主义。他们会在游行时穿着黑西服，戴着礼帽，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些延续数个世纪的行会生活痕迹。工人们一心期待着成为幸福社会的一员，现在正离这个希望国度的目标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