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孔子的仁爱主张是如何萌生的今天我们仍然会看到“国是家”这样的宣传口号，但没人会接一句“家不是讲理的地方”。然而追溯起来，周代的社会格局是宗法式的，“国”在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家规就是实质上的国法。家当然不是讲理的地方，大臣甲和士兵乙的纠纷本质上往往就是叔伯和子侄闹矛盾。如果叔伯和子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社会何其冰冷可怕！何不找几个老辈人调解一下，矛盾的具体来由也不必调查得那么仔细，叔伯关怀一下子侄，子侄照顾一下叔伯，矛盾就在你亲我爱当中消弭于无形了。“仁者，爱人”，孔子最核心的仁政观念就是在这样一种土壤里自然成长出来的。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里，社会规模大了，生活节奏快了，周朝初年奠定的封建、宗法关系渐渐淡了，各种亲戚关系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渐渐疏远了，人和人之间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爱了，所以孔子才一心想要“复礼”，也就是通过强化“爱”的纽带，让社会返回到周朝初年那种温情脉脉的形态里去。这才是孔子“仁爱”的本质。它不是今天所谓的博爱、关爱、雷锋式的爱，而是一种源自血缘纽带和家庭关系的爱。换言之，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那么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不是一家人，这种爱自然也就没了着落，彼此冷淡一点显然也算应该。所以儒家总会强调“仁爱”是一种“等差之爱”，不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是要根据亲疏远近调节爱的浓淡。当宗法结构瓦解之后，没了着落的“仁爱”注定要被重新解释。比如宋朝的儒家大师张载提出过很有名的“民胞物与”的观点，简言之就是所有人都是天爸爸和地妈妈生的，所以都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当然应该相亲相爱。这种逻辑大家也许并不陌生，是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想象的共同体”。用想象构筑共同体，这种事情实在是由来已久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读通《左传》就读不通《论语》，也很难理解孔子以后的很多思想亮点。

（3）从宗法到集权话说回来，在周朝的宗法社会里，天下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各个诸侯国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中等家庭，士大夫又有自己的小家。各种家族既星罗棋布又彼此嵌套，家族之内高度自治。从管理角度上看，从上至下逐级行使权利，从下至上逐级恪尽义务。换一种通俗的说法：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周天子可以征调诸侯，但无权征调诸侯下面的士大夫；士大夫效忠自己的主君，但没义务效忠周天子。显然在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是相当微弱的。诸侯如果不听天子征调，天子往往无能为力；大夫如果不服国君命令，国君往往也只有徒唤奈何。维护周礼，或者说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需要所有人的共同自觉，如果有不自觉的人没有及时受到惩治，有样学样的人自然就会多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礼崩乐坏”。儒家之所以要搞那么多繁文缛节，因为那就是周朝赖以维系公共自觉性的法宝。这件法宝虽然最后失灵了，但好歹也管用了几百年。孔子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给这件正在失灵的法宝重新开光。孔子的努力终于以失败告终，中国逐步走向集权。集权的涵义是，中央要对地方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想征谁的粮就征谁的粮，想征谁的兵就征谁的兵。这就必须把宗法大家族打碎成一盘散沙，不容许皇权之下有任何民间组织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大帝国变成一架高效的机器。促成这种变化的更底层的原因是：文字已经成熟了，交通也很便利了，治大国不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所以帝王要做的，就是拆散宗法结构，推行编户齐民。“编户”是一种户籍制度，从此你不再是某个大宗族里的一员，而是王朝里的一名居民，你要效忠的不再是你的族长，而是天下人的皇帝，尽管你和皇帝之间隔了不知多少个层级。“齐民”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和你的父母、妻儿都是平等的，彼此可以检举揭发，可以发起诉讼。一个被刻意拆散了宗法纽带的聚居区往往会呈现出各姓陌生人杂处的样子，这就很像是今天的城市居民小区了。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乏力，道理上和编户齐民对地方政府的乏力如出一辙。然而吊诡的是，一方面编户齐民成为主流社会形态，一方面儒家学说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尽管皇权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外儒内法，但总免不了有单纯的人满怀真诚地奉行儒学，于是宗族聚居的形态时不时总会以“政治正确”的面貌出现，让政府有点尴尬，有点为难。

你可真有意思，你真的以为墨家的兼爱非攻和法家的集权军国可以共存？！

“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
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
墨家没有办法实行中央集权，更没有办法帮助大国的统一

所有政体的终极目标都是中央集权与领土完整，墨学是治世之学，所以也不倒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