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的军费
表面上，明帝国是被庞大的军费所拖垮。
但真实的历史真的是如此的吗？显然不是的！因为一年两三千万两白银的军费，表面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时，却发现他根本不是笔什么了不起的数字！
从某种意义，拖垮明帝国的军费，是明帝国始终都在承担的一笔费用。无论这笔费用以怎样的形式、通过怎样的渠道付出，但这笔费用显然是无法省下的。帝国后来之所以被之笔钱拖得焦头滥额，仅仅是因为相关的经济资源都被各种利益群体侵蚀殆尽了。
做为统治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总人口上亿的帝国。常备兵力有多少呢？最保守也在有100万吧！
“明时期；陆续设置障碍有17个都司，3个行都司和一个留守司，392个卫，65个守御千户所，全国军队约在180万以上。
此外，明还在京师附近安置精锐重兵，陆续设置了48个卫，有20多万人，称为京军。 ”
以上内容引自万明所著的《明本传》。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明帝国初期在册兵力远远超过一百万。
吴晗《朱无璋传》中，虽然比以上数字要小得多，但总数字也在120万以上。在京武官2747名，军士206280名；在外武官13742个，军士992154个。
且不要说什么180万、120万了；就是养兵一百万，一年得需要多少军费呢？
《皇明经世文编》中徐光启有两段话：“乃诸人实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粮六斗。银六钱。仅足餬口。无暇及于内顾。每年赡家银六两。必不可少。而此银又将取给于加编新饷。就而计之。每人每月。共享银一两一钱，米六斗”（1.1两银子加六斗米）
“饷六钱六斗。给其衣食。又分以赡家。而能使之安心练习。奋勇敌忾。此则情理之所必无。非臣所敢任也。”（一两多点银子，不足以士兵安心当兵）
都下贫民佣工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仅足给食，三冬之月衣不蔽体。臣故言新兵日用最少者。必须四分。（最低士兵一个月1.2两银子）
这两段大约都是在在说，一个士兵一个月最少得月饷一两二钱银子（甚至更多）；我们以这个最低的费用计算；100士兵一年得需要多少两银子呢？1442万两。
从袁崇焕统率十五万军队、有战马八万匹；熊庭弼要求十八万军队、战马九万匹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帝国军队通常是平均两个人一匹马的；但这是最前线的军队，普通军队大约没有这么多的马匹，我们假设他们是三四个人一匹马的；那100万军队就需要30万匹马；这30万匹马一年消耗多少银子呢？
《皇明经世文编》中熊庭弼曾说：“又每马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计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
一匹马一天吃三升豆子；一个月吃九斗豆子；一年吃108斗豆子；30万匹马，一年吃324万石豆子；一石豆子当时值3.4钱银子；324万石豆子110万两两白银。
一匹马一天吃束草，一年吃八个月是240束草；30万匹马，一年吃7200万束草；一束草值0.19钱银子。7200万束草值136万两银子。
经过种计算我们大约得知道，不要说养120万、180万军队；养100万军队，一年人吃马喂就得一千六七百万两；更何况军队还得有其它消费，无论这消费有多少，一旦平均在100万这样大的基数上，就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明帝国军队一个士兵、一个月全部费用平均下来；实际上也是远高于上我们面数字的。我们从《明史、梁庭栋传》中相关记录可以看出来，五十万军队一年仅军饷就是一千五百万两；《明史、袁崇焕传》的相关记录可以看出来，十五万军队一年的费用是四百八十万两、甚至是六百万两。
这样算来一个士兵一个月的费用，平均下来是2.5银子。
如果按这种数目去计算，那明帝国不要说养兵180万、120万了；就是养兵100万；一年军费方面的支出就是三千万两白银了！
帝国军队实际上远高于100万军队，那两三千万两白银，岂非是无法减少的。
我们所说的这种军费开支，显然并不包括进入大规模战争状态时的开支；因为进入大规模战争状态，那粮草的转运、立功士兵的赏银、阵亡受伤士兵的抚恤、战马的死亡补充、修筑城池等费用、再加上士兵的饷银，那一个士兵全部费用，一个月想二两多银子平均下来是不可以想象的！
而养活一百万的军队，一年的费用总也得保持在两三千万两白银。这笔费用虽然说非常大，但平均在近百万的军队里面，一个士兵一个月全部费用平均下来实际上也就二两银子。（这二两的银子包括饷银、马匹、兵械、粮草、建筑、军官等各种消耗），这样的军费消耗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很大吧！
从某种意义上，拖垮明帝国的军费，并不是一笔什么了不起的军费，恰恰是一笔平常之极的军费。只是这些钱如果全走中央财政，就实在惊人到极点了。“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这句话的原意,也许并不是为了说明这个事实；但用于说明这个事实，却实在是太贴切了。
从某种意义，拖垮明帝国的军费，

从某种意义，拖垮明帝国的军费，是明帝国始终都在承担的一笔费用。无论这笔费用以怎样的形式、通过怎样的渠道付出，但这笔费用显然是无法省下的。
明帝国这笔费用，普遍时候显然是不走中央财政的；明帝国虽然养兵百万以上，每年中央财政支付的军费却非常有限；而仅仅是在明末这笔钱开始无可遏制的年年增加，最终成为一笔拖垮帝国的开销。
“正统朝时兵饷数万，万历朝时不过三百余万。而今兵饷二千余万”；
至于明之时，更宣称“朕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
帝国固有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渐渐被挖空了。现在再想供养足够的常备军队，帝国政府就需要一年想法弄出两三千万的白银做军费。
这样一笔似乎突然冒出来的、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就足以把明帝国拖入无可救药的危机之中。帝国为了供养军队，开始不得已向社会新征收大笔的赋税；如果仅此，实在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更可怕的事却是，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普通的事。
帝国靠什么去供养自己的军队呢？
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答的问题！着点边儿的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恢复从前帝国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但这种答案却显然没有实施的可能性了；另一个就是向社会增收大笔新税，但这种方法却显然受到帝国社会普遍的反对。
帝国的官员们，通常只会发表些冠冕堂皇的、慷慨激昂的、忧国忧民的言论，但对深关帝国命运的问题，却都是含糊其词、自欺欺人。因为真正面对深关帝国命运的问题，总会涉及“银子”！而这个“银子”，却是大家都敏感的问题，到哪里寻找这笔“银子”呢？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如果不想成为教唆皇帝“敛财”的奸臣、不想招来帝国的普遍反对，那他就只有成天讲空洞的大道理了；而这种只喜欢讲空洞大道理的官员，通常才会受到社会、帝国普遍尊敬的；因为他们绝不会教唆皇帝“敛财”的。
问题是，不敛财，帝国的财政窟窿如何堵上呢？他们又都含糊其词了！
所谓明帝国如果打败满清、剿灭农民起义；就能休养生息，那永远是自欺欺人的官话！因为就是所有的战争结束后，明帝国依然需要保留庞大的常备兵力；而明帝国从前养兵的经济基础却无法恢复，明帝国又靠什么让军费开支减少呢？
明帝国在末期，并没有大规模增兵；明帝国末期军费也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是帝国的军事、政治系统腐烂了，最初承担帝国军费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弱了；于是帝国军费的开支，遂只有一个劲的走中央财政，而帝国中央财政想满足这笔费用，就只有一个劲的从加派上做文章了！这么庞大的一笔银子，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实际上它却是存在于帝国任何一个时期！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二、帝国军事资源的流失
明帝国的政府资源，主要有两项。
一项是军事方面的，明帝国拥有一二百万的军队；更主要的是，明朱元璋曾自豪的吹嘘：我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而来这笔财富换算成万历年间的白银，最保守也有两三千万两白银。
明帝国政府另一项资源是赋税方面：明帝国每年赋税总收入，折合成万历年间的银价应该有两千多万两白银。这笔银子虽说数目非常大，但折合在明帝国庞大的经济基数之上，也不过是每亩地平均收取个十来斤米罢了。
但我们仍然按开篇那种说法，假设明帝国政府一年平均每亩地收取20斤米，因为明帝国政府加在百姓头上的负担，还有徭役的。
帝国政府并不需要横征暴敛，因为它只要把这两项经济资源握在手里，就足以实现它政府的全部职能；而且这两项经济资源，明帝国从建立起就一直拥有着。
当然了，明帝国只要能把这两项经济资源牢牢掌握着，就足以使自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因为明、成祖也是靠这两项经济资源傲视天下的。
但很不幸，最后帝国这两项资源也大部分流失了！
最显而易见的是在军事方面。
帝国后期仍然拥有一二百万军队；但这恐怕只是帐面上的，实际上到底有多少军队，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至于他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到底有多少，那恐怕更只有上帝知道了。
最经典的是吴襄对皇帝说的话，“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
“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供养这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已流失殆尽了；明帝国最初供养军队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大量的、专门用于供养军队的国有田地（数千万亩、甚至接近一亿亩的军屯田地）食盐卖买的垄断权力（以此换来大量的商屯）。而这种政府控制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最后逐步被各种利益群体侵蚀殆尽了。
这样庞大的、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一旦残破，帝国中央财政遂只有不断支出军费了，而且这笔费用开支越来越大；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的事，已成为普遍的、无法改变的事实。
明曾吹嘘的“朕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实的逐步形成、越来越严重，明帝国中央财政注定是要破产的！因为后来帝国“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粒米”的时代已越来越成为遥远的神话故事了，帝国政府为军费开支，开支不断的向社会增加新税，而且越来越多。就是如此，帝国军队欠饷的事，也成为无可改变的、越来越普遍的事实！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帝国早就有兵，帝国早就有兵饷。但供养他的经济基础早已残破不堪了，现在帝国政府只有重新构建这一切；但这样庞大的工程，对一个衰朽的帝国而言，实在等于要他的命啊！
帝国中央财政与军费的开支相比，实在是相差的太远了；我们知道，明帝国中央财政最多时也不过四五百万两银了罢了；而帝国的军费开支呢？我们上一节已计算过，他最保守的估算也需要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从这两个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让帝国中央财政去担负军费开支，那是注定无力承担的！所谓用皇帝私房钱，就能担负军费开支，那更是一种童话般的说法。
而随着帝国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腐烂，帝国军费的开支，遂只有一个劲的都走中央财政了。这就是后来明帝国“三饷”兴起的背景，但即使如此，帝国军队欠饷已成为最普遍的事实。
帝国政府加税，自然是不对的；问题是：不加税如何修补军事系统出现的这个天大的窟窿呢？帝国官员们显然都开始含糊其词了；因为他们哪有这种本事呢？当然了，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的暗示，如果皇帝肯拿出私房钱来，就可以修补这个窟窿了。泪痕以为，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想法、说法。
帝国在和平时期，军事系统常遭到各种利益群体惊人的侵蚀；因为军事系统在和平时期仿佛只是摆设；各种利益群体无休无止的侵蚀帝国军事系统的资源，并不会对帝国造成明显的危害；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军队只要保持强盛时期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就足以实现自己的全部职能；所以人们对这种系统的被侵蚀，常会变得麻木不仁；但真正战争将要兴起之时，一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真正的战争一旦兴起，帝国残破的军事系统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了。于是帝国想改变这种状态，但这实在已超越了帝国政府的能力了。事实上，这一切几乎是无法改变的，军事系统的经济资源此时一片狼籍，但你想查吧，这都是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来逐步造成的事实；这是普遍官员、将领、普通百姓都参与的事；你将如何查处呢？就算查出来又能怎样呢？弄来弄去，你也只有默认这种既成事实。
这种既成事实，如果你默认了，那军费问题就会日渐成为拖垮帝国的顽症了。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就会多出一笔好象突然冒出来的、且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
“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一兵；到皇上才要设兵？难道本无兵饷，到皇上才要加饷？”

我朝曾经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一个帝国的枪杆子就成了这种样子，那帝国政权还靠什么强有力的维持呢？
明帝国后期的所有危机，最直接的、最表面的现象无非是“枪杆子”越来越腐烂了。明帝国虽然为了修复这个腐烂的“枪杆子”一再加税；加税已加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但军费问题呢？依然没有着落，帝国军队欠饷依然是最普遍存在的事实。
这种事实上的存在，已足以让帝国政府头痛不已了！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一枝在册十万人的军队，到底真正有多少士兵，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至于他到底有多少合格的士兵，更只有上帝知道了；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到底都如何应用了、都干了些什么事？恐怕同样只有上帝知道了，总而言之，皇帝完全不知道！
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帝国的军事资源是拥有一二百万军队，还有供养这一二百万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但这两项内容，实际上后来都在二百多年时间里，被侵蚀殆尽了，他供养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残破了，军队整体素质更是惊人的下降了。而这一现状，是谁也能看到的，崇祯刚当皇帝不久后，就已清晰的发现了这种事实；但只能自欺欺人略作整顿便置之不理了。
整顿帝国的军事系统这太难了，也实在让人不敢去多想的。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解决帝国的边防危机呢？
当然有了！据一种最古老的说法就是，如果皇帝信任、重用一个优秀的统帅，那马上就可以改变帝国的边防危机。但这种说法，实际永远是一种童话般的说法；历史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哪有这么简单的？
在这种背景下，袁崇焕遂夸口五年平辽；虽然从客观的条件去看，这纯粹是不着边的说空话。但皇帝、所谓本事比天也大的臣子们，都愿意相信，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可以不用去多管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既然找一个优秀的统帅，就可以解决帝国的边防危机，那帝国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自然可以不用多管了，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结果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敌人一鼓作气打到了北京城下。
最终明帝国灭亡了，许多人竟然还一再说什么：如果皇帝充分信任袁崇焕，就能如何如之何。泪痕以为，这真叫执迷不悟的可以！
在明帝国后期，绝没有人敢高呼：“如果不改变军事系统的腐烂现状，那让谁当统帅也是注定要挨打的！”因为一个人说这种话，那不是明着给皇帝、官僚集团出难题吗？因为他们皇帝、官僚集团哪有解决这种问题的本事呢？那不是明着要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吗？因为解决军事系统的腐烂，肯定是要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的。
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帝国的边防危机；人们通常只能分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前方统帅的无能（杨镐、熊庭弼、王化贞、袁崇焕都不过是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另一种观点自然是：皇帝不能充分信任、重用优秀的统帅（比如如果信任重用熊庭弼、袁崇焕就能如何如之何）。但一个军队如果连到底有多少士兵？有多少合格士兵？军费到底都干什么了都不知道，那让谁当统帅又能怎样呢？
帝国想要重振军事雄威；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那就是修补供养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一个成天欠饷的、普遍欠饷的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呢？当然了，大力整顿军队内部的贪污、弄虚作假、受贿问题，一个帝国，如果连军队到底有多少士兵、到底有多少合格士兵都闹不清楚，那还靠什么打胜仗呢？
但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实在太难了；帝国上下都希望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当然了，帝国上上下也相信肯定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袁崇焕神话永远不倒的原因！
帝国灭亡，是既得利益集团肆意扩张的结果；但既得利益集团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也绝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因为一个人想发表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那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于是袁崇焕的神话就存在了，好象既得利益集团怎样肆意侵犯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只要能找到一个袁崇焕式的英雄人物，就可以保证他们的统治万世不拔！

三、帝国政府资源的流失
帝国每年赋税方面的收入，实际上并没有减少；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年两千万两白银以上。只是帝国后期主要通货成了白银，而且人们为了神话皇帝的内帑、夸大矿税、三饷的意义；所以使人们对明末帝国财政收入总是一头雾水。明末全年帝国财政收入，应该与从前没有多大差别，折合成当时的白银应该仍在两千万两白银以上。
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需要供给皇室、贵族、官僚、太监生活用的；而这笔费用通常总是处于一种上涨的趋势之中，因为贵族人口是处于不断上涨的，官僚、太监的人数也总是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俸禄、福利（免粮、免丁）总数，自然会越来越多。
但这一切都是明面上的，它实际上不会对帝国财政构成真正威胁。因为相对于帝国那样大的经济基数而言，这种支出虽然不断增加，但它总是有限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社会奢侈消费的风气越来越浓。因为社会上拥有万千财富的豪富之人越来越多；他们会自然而然的推动奢侈消费。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贵族、官僚、太监、缙绅自然不会满足于政府给予的那些合法的、既有的物资（皇室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所谓的贪污有理、受贿无罪的理论越来越响彻天地，而且这种理论谎言千遍成真理，遂被当时、后世普遍人所接受。于是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合法的、半合法的贪污、敛财方法堂而皇之的存在于政府各个角落。
总而言之，皇室、上层贵族、上层太监、普遍官僚成员的实际收入、实际享受的福利，在他们经过种种合法的、半合法的、完全违法的努力后，早已远远超出了帝国政府所规定的范围。他们为自己这种行为辩护的理由是，明为他们定的工资标准实在太低了。
是的，在官僚集团利益不断扩张后，明朱元璋为他们定的工资实际就是太低了。因为做为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也得娶个三妻四妾，还得养一大堆奴仆（抬轿的、跟班的、打杂的、丫环、保姆、做饭的、养马的），还得保证自己亲人都能过上“有闲”阶层的日子，还得隔三岔五的向上司拉关系送钱，更得保证大笔用于应酬、交际的酒水钱、、、、、。如果官员们普遍追求的生活标准是这样的，那明给他们定的工资的确太低了！而官员们的这种生活标准，后来在人们看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如此，他们除了撒开手贪污、受贿之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既然如此，他们贪污、受贿能不算合情、合理的吗？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当然也要占统治地位；所以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虽然荒谬、荒唐、无耻，但在当时、甚至在后世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所谓明末官员工资太低，所以贪污、受贿合情、合理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官员收入低，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的水准（他们认为应该享有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了。当然了，通常中央政府的清水衙门最先哭穷；因为县令、甚至乡长之类的芝麻、绿豆一样的官，通常都可以享受到上述官员的生活标准（因为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官，敛财的机会、渠道非常多），而他们这些级别非常高的官员，如果按工资去消费，永远也达不到上述的官员生活标准。于是他们自然会大喊小叫，有机会、渠道捞取钱财的官员们，为了让整个官僚集团站在一条战线上，就自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央、地方的各个清水衙门都分上一杯羹。韩一良在奏章中说：“臣两月之内推辞书仪五百两，臣寡交于交际犹然如此，其余可以类推”。
最后大家都通过这种非法的手段，普遍享受到了官员们应该享有的标准；最后大家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于是就编造种种贪污有理、受贿无罪的理论。
而这种无耻的理论一旦成为社会主流的思想，那帝国官员在贪污、侵蚀帝国政府资源时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呢？

为了证明官僚集团扩张利益之时，是如何无耻的、肆无忌惮的为自己利益辩解；并且最终谎言千遍成真理。我们再举一个明末最常见的例子。
“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这段话摘自顾诚《明末农民起义》）
“没有皇帝的批示，缺官是无法推补的，当时不仅中央政府部门缺官不补，地方政府也不例外。”
“大最官员长期不补，在职官员心灰意懒，杜门不出，使各级政府机构濒临半瘫痪状态。这是神宗怠于临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段话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我以为，顾诚先生、樊树志先生对万历这种批评；完全是明末官僚集团谎言千遍成真理的结果。因为，根本用不着任何历史修养，只要有一点点历史常识就会知道这全是谎话。但这种谎话，竟然让现代历史学者普遍接受；顾、樊这种话不过是最具代表性的罢了。
官僚集团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之一；从普遍意义而言普遍人都想挤入这个群体之中。而由此引来的后果就是，这个社会群体总会变得人数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常识，也是社会常识、政治常识；所以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官员，常常会成为普遍政治家的成天呼喊的口号；当然了，这通常只是以口号开始、也会以口号结束。因为面对一个大家都想往进挤的社会群体，你想精简它，那你的本事也实在太大了。
宋代有“冗官”之说，清代有“灾官”之说，我们现代社会中也有“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说法。在明末我们看到的竟然是帝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普遍缺官已无法维持政府正常运行了；真是怪事年年有，但明末也真是太多了！
“冗官”、“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等说法好理解，清代所谓的“灾官”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买官成风的社会中，大家都排着队买官，卖官的人也是恨不得一天卖他几十个官；这种结果就是：许多人花钱买上了官，但这个官是空头的、或是候补的，递补一个实缺那实在不知道等到牛年马月，有人当候补官员足足当了十七八年，还是没有熬到头；（幸好大清皇帝还比较有威严，否则？所谓官员不够用的言论肯定也要高涨了），但空头的、候补的官，也总是个官，他们也需要维持官员的体面排场。问题是：他们又缺乏实际贪污、受贿、敲诈别人的机会，却又去按官员的生活标准摆排场，那结果必然是把自己家给弄败了！一个做这种官，是福是祸还真难说清楚了。
而当时俗语有云；**多、驴子多、候补道多。《官场现形记》说：“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补官员总有好几万人。”（以上内容转述于蔡磊主编的《中国通史、清代历史卷》）
看看大家为了当个官，是多么的不容易；皇帝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的这种艰辛，被挨骂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看看排着队等着当官的人有多少？如果皇帝不给他们积极解决工作岗位，他们能不着急吗？
官员工资少，所以贪污、受贿有理；皇帝昏晕，所以帝国官员不够用；这种理论的高涨，本身就是明帝国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空前膨胀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资源不大量流失可以想象吗？
明帝国后期，“工部召商采办时的宿弊，经办官员层层收取回扣，工部名义上发银一千两，到商人手上只不过三四百两而已。”
当这种事情在崇祯二年浮出水面后，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敢否定这种事实；他们只是反复说“此从来陋规”；只是反复说如果因此去处罚具体的某个官员，实在有些冤枉这些官员。
崇祯初年，刘懋向皇帝说：“今日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一，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面对以上事实，官员们虽然都有各自的看法，但显然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敢说这不是事实。
以上历史内容，出自《烈皇小识》、《崇祯长编》，转引自樊树志《崇祯传》。

当然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兵部、将领吃空饷；吏部买官卖官；监察部门收取官员贿赂；地方的父母官自然更不会落后了。
“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务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
“巡按查盘、访辑、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遗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见《明史、梁庭栋传》）
“一个总督巡抚的职位，没有五六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一个道台知府的差缺，没有二三千两银子是到不了手的；以至州县衙门的主官及佐贰之缺额，都各有定价，甚至而至于举人监生及衙门吏胥的人选，也多以贿赂成交。”（见韩一良的奏章）
至于军事系统内，就更得一蹋糊涂了；虚冒军费更是普遍之极的事。万历皇帝死后，官僚集团终于说服了新皇帝拿出二百万两的内帑给军队发“奖金”，但结果呢？“荷戈之士未沾，文武私囊丰满”。（《明熹宗实录》，转引于徐凯《泰昌帝、天启帝》）
在这种背景下，某个官员 的清廉根本于事无补；他们能保持自己的清廉已难能可贵了，如果指望他们去反服倡廉，那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这也就是韩一良，打死都不敢实指一个贪污、受贿官员的原因。因为让一个官员去做这种事，那实在等于是要他的命啊，这实在等于把他推向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了。
我们从以上事情可以看出来，明帝国政府后期财政收入虽然没有缩水（加上辽饷那是增加了），但实际上已缩水了一半以上。而所谓的东林党人呢？显然对此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也没有积极去尝试过解决它。
一心想中兴帝国的崇祯皇帝；终于一点点的发现了帝国的真相；却也是一筹莫展。
年少的崇祯皇帝；总认为自己政治才能非常高明，因为他曾一举打垮了势力巨大的魏忠贤的集团。但？魏忠贤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皇帝手下的奴才罢了！皇帝想杀魏忠贤这种人，那是轻轻伸出个小姆指就可以实现，如果魏忠贤这种奴才都能挑战皇权，那大明帝国早就灭亡一二百年了，哪能轮得灭亡在崇祯皇帝手中。
夸大魏忠贤的罪恶、势力，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推卸自己罪恶的一种手段罢了。魏忠贤死了，年少的皇帝感觉中帝国的中兴就在眼前了；但这只是年少皇帝的一种幻觉，打垮一个魏忠贤及其集团，那实在太容易了；但打击、抑制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皇帝却是直到死也没有做出任何一丁点儿实质性的成绩！
魏忠贤还在宫里当杂工之时，明帝国边防、财政危机就已无可抑制了越来越严重了；魏中贤成为九千岁后，明帝国边防、财政也不过是逼德性罢了；当然了，魏忠贤死后，明帝国的边防、财政仍然不过是副德性罢了。区区一个魏忠贤，对明帝国的衰亡能有多大的意义？
帝国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都已被各种利益群体（皇室、贵族、上层太监、官僚、将领）通过种种渠道侵蚀殆尽了。虽然从帐面上帝国政府每年依然保持着巨大的赋税收入、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军费；但一切只是帐面上的；他实际上都已流出了政府控制的范围。也正因为如此，帝国政府才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无力应付各种随之而来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如果想改变自己衰亡的命运；只有大力打击政府、军队内部的贪污问题；只有恢复帝国军队的经济保障系统、恢复赈灾系统，还有限制土地兼并、及高额的地租。但我们知道，上述内容帝国实际上哪个也无去做到的。因为这些做法，都是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表现。帝国政府哪有这种本事呢？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只有增加新税了！
政府增加新税自然让人讨厌，但所有反对增加新税的观点，都是一些陈腔滥调；总而言之，这是饮鸩止渴的作法；老百姓生活已非常贫穷了；这种种说法，凡长脑袋的人都知道；真正的问题是：帝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呢？他们却显然都含糊其词了！做为帝国高级官员，如果不想着如何具体解决办法，就这样一昧的说漂亮话、空话、官话，真的很伟大吗？
帝国的政府资源；在崇祯当皇帝之时，实际上已流失了一半以上。所以帝国政府在维持正常职能之时，在帐面上已全是赤字了。即使在增加辽饷之后，也是如此的。
如何解决帝国财政上的赤字呢？
帝国官员自然不敢把矛头指向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只敢把矛头指出皇帝的私房钱。这种作法，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但一个劲的危言耸听的、把帝国的命运归于皇帝的私房钱上，就实在错得惊人了。因为面对一个人口上亿、地域数百万平方公里、常备军队在一二百万、官方在册田地7亿亩的帝国之中，皇帝的那点私房钱，真的能决定帝国命运吗？
我们也许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全国人民一人给我一毛钱，那我就发了；是的，即使全国人民都只给你一毛钱，那也就是一亿块钱！这一亿块钱如果孤立的去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如果摊在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之上，那就非常渺小了。皇帝的私房钱，实际上也是如此。

真正决定帝国命运的，绝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帝国每年50%、60%、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资源，都已让他们通过地租、贪污、受贿、转嫁赋税等方式弄走了；所谓皇帝的私房钱，最多不过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分子罢了！

四、帝国政府职能的丧失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明帝国的半个世纪里；帝国政府在一次战役中所投入的军事资源，是明末想也不敢想象的。朱元璋百战创业之时的军事盛况就不需要多说了，我们看看朱棣第三次远征蒙古之时的盛况吧。
“这是一支不同寻常的队伍，在数十万大军之后，尾随着上万步骑保护下的，由驴马三十四万匹、车十七万七千五百多辆，民夫二十三万五千多人组成的庞大粮队，运送着二十七万石北征军饷。（《明成祖实录》卷二四六永乐二十年春二月乙巳，转摘于商传《永乐皇帝》）。
帝国政府一次可以调动如此巨大的军事资源投入战争，在明末是不可以想象的；也是从未见过的。
明末财政危机，是因为军事行动太大引起的吗？显然也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在明帝国初期，长城以北主要是瓦剌、鞑靼相互相争雄、其势力虽然不能与宋代的游牧民族相比，但比新兴的、坐困东北一隅的后金势力，那实在是太强大了。
明末财政危机是因为外患太强大引起的吗？显然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而且明帝国初期处于百废俱兴之时，大规模的营建内地城池、边防重镇，疏通运河、新建水利、修建道路；向远方张扬国威；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明末望尘莫及的！
别的耗费我不说了，就是修建长城一项想起来也是惊人的。因为宋元时期长城控制在契丹、女真、蒙古人手中；所以长久的荒废着；明初修复、修建万里长城。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明末可以想象的吗？
用于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工程，我们也不说了，就是武当山建筑群的修建，说起来也是惊人的。三十万军夫、历时十多年在武当山上修建庞大的建筑群。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明末那些营建可以想象的吗？
明末的财政危机是因为耗费太大引起的吗？显然不是的，至少与明初相比是如此的！
帝国在最初期，是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他可以强有力的控制着帝国的主要经济资源。正因为如此，帝国之初虽然是通常总是战乱后一片狼籍，却能保持着强大的国力！
但在帝国后期，帝国的主要经济资源，早已被各种利益群体通过种种手段侵蚀殆尽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自然越来越少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自然越来越无力履行自己的各项职能了。
面对满清的兴起，大明帝国实际上只调动了十万左右的军队（萨尔浒之战）出征；但马上问题就来了，因为军费没有了着落；于是为了这笔军费，大明帝国遂弄得鸡飞狗跳。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堕落到了如此悲哀的境地，拼凑区区十万杂牌大军、且是缺乏足够后勤保障的十万杂牌大军，就让帝国连吃奶的劲也使上了。此时帝国履行自己军事职能时，不要说回忆帝国最初的荣耀了，就是回忆此前不久的“三大征”，也让人感叹明帝国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此后，明帝国一场战役能投入的军事资源极限，恐怕也就是停留在萨尔浒之战那种水平了。总而言之，最多也就是能投入十多万军队（而且通常也只是“杂牌“军的水平，因为真正合格的士兵有多少，就是前敌最高统帅恐怕也不清楚）；总而言之，这种军队早已丧失了野战的水平，即使他们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也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率主力出城打一仗，即使被迫率主力出城打仗，结果通常都是全军覆灭！
帝国在萨尔浒之后，最辉煌的战役莫过于宁锦之战了。宁锦之战的兵力对比是三比一！明帝国调集了后金近三倍的兵力。结果呢？帝国主力大军连城门都没有敢走出一步，最后敌人撤军后，帝国军事统帅除了向帝国政府接二连三大写捷报之外，军事主力仍然连一步城门都不敢走出去。一个帝国最辉煌的战役，就是这种绝对优势兵力下，打出的这种大捷？
面对西北旱灾，明帝国竟然只拿出区区不足二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泪痕看了许多当代历史学者的明末历史作品、也看了一些明末的原始书籍，看到明末政府对西北大灾荒，好象只投入这么一丁点儿赈灾物资）。
一个庞大的帝国，竟然只能拿出这么一丁点物资去赈济这场空前巨大的自然灾害？让人可笑呢？还是悲哀呢？
当然了，我们又会说到皇帝的内帑了。问题是，一个庞大的帝国，面对一场空前巨大的自然灾害，除了打皇帝内帑主意外，竟然再也想不出还能从哪儿找点钱出来。这让人可笑呢？还是让人悲哀呢？帝国政府已根本丧失了了自己的社会职能！
这一切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常常把归于皇帝的昏晕、无能；问题是就算被人们极为推崇的东林党人，对此岂非也是一筹莫展？
当然了，帝国政府的财政职能就更别提了。总而言之，如果不去一再加税，帝国政府实在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更可悲的还在于，帝国政府就是不断的去加税，财政赤字也从来没有减少过！
崇祯皇帝高高的坐在上面，表面上风光极了；实际上却是一个即将破产的大公司老板。

明帝国不是亡于社会经济的瘫痪（明末的自然灾害的确非常大，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帝国的灭亡），就拿灾情最严重的西北来说，他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战乱后，西北依然是一个战略要地；（从事顾君恩曰：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一，宜先取之。见《明史、李自成传》）
从顾君恩对西北战略意义的评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崇祯十七年时，西北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当然了，我们可以知道这里依然保存着足够的经济资源，否则？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开进这里，一旦无法继续发展，那不是自陷死地吗？这不是比直取京师更冒险吗？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这可是西北地区经历了十八九年的叛乱、战乱之后啊！在自然灾害、战乱两重破坏之下，西北依然保持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也可以证明他依然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如果帝国政府能有效赈灾，让西北避免大规模的、长久的战乱呢？
帝国并不是经济资源真匮乏而陷于绝境，而是因为经济资源绝大部分已被既得利益集团收敛到自己家里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社会已无法利用这些经济资源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政府才一片赤字，社会才一片贫困。
满清入关后，面对的是一个被战乱困扰了十多年的江北地区；而且江南、西南还都控制在敌对的势力手中。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所控制的经济资源，实际上远不能与从前的明帝国相提并论。而满清为了统一天下，所展开的军事行动（需要调动的军事资源），也绝不会逊于明帝国后期的规模。
但深深困扰明帝国的财政危机，为什么却不再困挠满清政府了呢？泪痕以为，一切仅仅因为满清统治下的地区，是一个大地主阶级受到空前打击的社会。
我们前面写过，明帝国的地主阶级是以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的。而这些群体，在满清统治范围内都已变得衰弱异常了。
朱氏龙子龙孙们（处于上层的贵族），在满清统治范围内已无立足之地了。而他们所占有的田地，现在自然都会归满清国有了。明帝国旧的太监集团、官僚集团、缙绅集团，更在李自成残酷打击下，也原气大伤了。他们曾占据的田地，现在自然也都普遍归满清国有了。
在这种背景下，从前归普遍地主阶级享有的经济资源，现在可以重新分配一下了。（一部分归新兴的地主阶级、一部分归满清政府、一部分归农民）。写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满清政府虽然控制着一个江北，但政府实际拥有的经济资源，已不会逊色于从前的明帝国政府了；当然了，普遍百姓实际所承受的负担也会弱于明末。
明末、清初双方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大致相仿，那他们在收取赋税的能力上呢？
帝国政府在后期，总会有大量欠税无法收上来，我们固然可以把一切归于老百姓太穷太苦了；问题是，真正欠税的人，从普遍意义而言，通常绝不是处于贫困中的劳动人民；把赋税拖欠归于此，只是一种最美好的、动人的借口，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的社会中，普遍的劳动人民，所欠的只能是地租，而这地租绝不是说欠就能欠的。
成天哭着、喊着叫帝国政府减少赋税的人们，成天在赋税问题上表现得忧国忧民的官员、缙绅们，他们谁会用这种夸张的态度、慷慨激昂的态度去呼喊地主们应减少地租吗？显然是不会的，因为减少赋税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而减少地租显然是损害他们利益的。
但无论如何，明帝国政府只能接受这种赋税大面积欠缴的事实。而满清政府，显然不会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与满清政府玩这种游戏。

明帝国政府与既得利益集团搏奕，他永远也处于下风。
在这种背景下，明帝国政府无论说得多么动听（“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但结果，一切负担总是要落在普遍底层农民身上。
更可怕的还在于，明帝国政府收一百两银子的赋税；而普通老百姓则需要交出好几个一百两银子。而且就是如此，帝国政府也总见不到足额的赋税。当然了，如果帝国政府拿出一百两银子去，最多也无非就能干成三四十两、甚至二三十两银子的事。
这样一里一外，帝国社会、政府的经济资源更源源不断向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流去；帝国政府除了担了个横征暴敛的恶名外，依然不能有效履行自己的任何职能。
而这些问题，在新兴的满清政府中，显然是不会普遍存在着的。一切绝不是因为满清皇帝本事大，仅仅是因为满清政府还没有被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满清政府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有力的贯彻到整个社会之中，更能强有力的支配自己的政府资源。而明帝国显然已丧失了这种能力。
明帝国政府在末期一年所征收上的赋税，以及保障军事供养的残存基础；加上通过非正规渠道敛取上的财富（各地军队强行向地方征收的物品）；一年保守估算也得在三五千万两白银（实额征收上来的）。但这样庞大的经济资源，却实在难以转化为政府可以支配的军事、经济、政治力量。
最简而言，帝国军队之中虚冒成风、帝国政府成天欠饷、老弱持戈；这种问题在崇祯刚当皇帝之时就已完全浮出水面了，但崇祯皇帝哪敢深入解决这种问题呢？但所谓的东林党人，哪有能力、更哪敢深入解决这种问题呢？至于后来军队军阀化的现象也是愈演愈烈，帝国皇帝、自命不凡的官员们，谁敢对此做出改变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样说，如果满清的军事系统也就这副德性；那最终逐鹿中原的胜利者，也肯定轮不着他！
明末历史有两个可以装一切罪恶的垃圾桶，那就是万历皇帝、那就是魏九千岁。总而言之，帝国政府这千疮百孔的现状完全是这两位高人给给折腾出来的。这种幼稚的政治童话；这种官僚的政治宣传；成为后期官僚推卸责任的避难所，成为后世历史学者解释当时历史的法宝。
万历天天不早朝，于是明帝国无可救药；但万历天天早朝，就能阻止帝国贪污、受贿半公开的局面；就能阻止帝国土地兼并、垄断性地租发展的趋势；就能阻止辽东局势的恶化？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后来崇祯皇帝天天早朝，结局大家也是看到的。
我们固然还可以把这一切归于崇祯的无能。问题是：那些自命本事比天也大的东林党人，他们在面对帝国财政、军事、社会危机之时，真做出过什么有意义、有影响的事吗？显然是一件也没有！他们除了成天指点江山外、说完这个说那个外，实在没有干过一件真的有意义、有影响的事。
魏忠贤掌握权力之前，明帝国经济、军事、社会危机已愈演愈烈了；魏忠贤被碎尸成段之后，明帝国经济、军事、社会危机依然愈演愈烈；大明帝国的灭亡，跟着这样一个政治暴发户真有莫大的关联吗？

社会的变迁是众多追求利益的个人、追求利益的群体相互竞争、合作、冲突、汇合形成的合力结果；这种发展方向，绝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与决定的；个人力量再大，但在这种合力面前也是渺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