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底,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在友人的陪伴下南丁格尔游历罗马,访问了西斯汀教堂,瞻仰了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深受感动。在她居住的房间里,一直悬挂着西斯汀教堂壁画的复制品,激励她将自己奉献给上帝。
弗洛伦斯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
1847年初她在罗马会晤了希德厄·海伯特,此君英俊潇洒,文质彬彬,一派英国绅士风度。海伯特与南丁格尔一见如故,终生保持高贵的友谊,后来他成为作战部长,对南丁格尔的事业给予了有力支持。
经弗洛伦斯的请求,本森爵士给她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她仔细阅读之后,不由得喜出望外。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里,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她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
但她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只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来到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也走在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她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两周以后,她离开时,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当父母、姐姐知道她对护理“贼性不改”,还在私自学医时,个个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她,令她“闭门思过”,不许出家门一步,她与家人冷战数年。
在1851年6月8日这一天,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清楚,依靠一味的死守和等待,机会就会白白地从身边溜走。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冲突。我显然是不会获得同情和支持的。我应该就这样坐以待毙吗?绝对不可以!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真正的幸福,要依靠我的努力,他们是决不会恩赐与我的。”
这次,她的确是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首先,她以出去散心为借口,去了凯撒沃兹;在那里学了两个星期之后,为了获得更为系统的学习,决定再次去法兰克福。她平静地向家人宣布了她的决定,父亲尚平静,但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这一次,弗洛伦斯丝毫没有退却,她们三人大吵了一通,父亲见劝阻无效,气愤之下,提着猎枪牵着爱犬走出家门。
第二天,弗洛伦斯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里奈尔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和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弗洛伦斯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她都学着干,一点儿也不肯落下,甚至连手术护理她也参加。这对她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完全是有失体统,她明白这一点,但她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