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国内战的三种诊断
关于霍布斯对英国内战的诊断，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主权没有足够的强制力，为此霍布斯开出了“强制性解决方案”，即主权通过足够的惩罚和威慑来维持和平。由于“自然状态”是一种自然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建立一个可以限制反社会行为的主权，更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因此，“强制性解决方案”将制定和维护法律视为维持公共秩序的最关键因素。但是该解读被批评为未能考虑到对意识形态的关注。第二种观点认为，霍布斯提供了“意识形态解决方案”来应对煽动学说的传播和危害。与第一种观点侧重“自然状态”假说不同，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更多从霍布斯的历史著作中寻找答案。比如在《贝希莫特》中，霍布斯所展示的英国内战的病因是“人民被各种蛊惑家所迷惑”。相应地，该种解释认为霍布斯的处方是“通过政治灌输来抵消煽动性和颠覆性学说的影响”。第三种观点将第二种观点的关注扩展到更广的历史概念领域，并将英国内战的根源归咎于“语言的滥用”。有人甚至主张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已经有了“语言学转向”，因为霍布斯“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和政治现实是通过语言构造出来的”。相应地，这种解释认为霍布斯所开的药方是“一场概念大清洗，近乎对政治概念的完全科学化”，而且这种“概念大清洗”并不局限于政治和哲学领域。
这三种解释并不相互排斥。但是，从西方哲学思辨的传统看，霍布斯是将英国内战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上，并将该传统的激进“科学化”作为避免未来共同体解体的药方。在“霍布斯转向数学和自然科学之前深受影响的四种知识体系中”，即“人道主义、经院哲学、清教主义和贵族主义”中，霍布斯只谴责了其中的经院哲学和清教主义，而对其他两种表示了赞赏。正是对这四种知识体系以及欧洲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熟悉，使得他能够发现经院哲学作为英国政治联合体死亡的“元凶”。

霍布斯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的批判
追溯经院哲学，我们需要回到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而霍布斯对该传统的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三方面都进行了批判。在自然哲学方面，霍布斯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促进了民众对合法主权的反叛，并以亚里士多德 “抽象本质和实质形式”的二分为例，指出“建基于亚里士多德徒劳哲学的这种分离本质学说，会使用一些虚名吓唬人们遵守他们国家的法律，正如人们用稻草人吓唬玉米地里的鸟儿一样”。该传统教导人类灵魂独立于身体而存在，面包可以代表基督的肉身，以及分散的美德可以“倾倒”或“吹入”人的体内。如果自然哲学是通过“这种性质的狡猾”发挥影响力，那么西方哲学传统中道德哲学的危害则在于倡导人们依靠个人好恶成为道德的评判者。
对于霍布斯来说，道德哲学只不过是哲学家对自己激情的描述，即“部分是通过人们的普通激情，部分是因为它们受到赞美而来判断美德”。换句话说，霍布斯担心这种道德学说会导致人们通过个人好恶来判断善恶。而这种“善恶私断论”虽然在自然状态下具有一定的效力，但是在国家中则是错误的，因为法律不能因私人好恶成为判断的标准。只要这个传统没被摒弃，就无疑会导致国家最终被颠覆。这就是为什么霍布斯认为古代的道德哲学“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对国家也是有害的”。
如果说上述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都是在隐秘地挖共同体的墙角。那么在霍布斯看来，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则是昭然地引导民意走向主权的对立面。这不仅体现为政治哲学传统倡导对某些合法君主的敌意，而且还宣扬了一种虚假的自由观念。

从古希腊罗马先哲那里获得的主流政治哲学启示是，要对一些合法君主具有敌意。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他们（人民）学会将各种民主（如当时的雅典）之外的政体称为暴政”。在霍布斯看来，“暴君”这个词最初只是中性意义上指示君主，但“当希腊大部分地区废除了相应的政体后，这个名称的意义便不仅仅包括以前事情的史实，而且包含一种民主国家对它的仇恨”。霍布斯认为，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暴君制与君主制、寡头制与贵族制事实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具有不同的情感内涵而已。霍布斯斥责亚里士多德为那些容易受到私人好恶影响的群众提供带有价值倾向的术语，使得他们很容易将这些术语用于党派之争。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霍布斯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将所有非民主的政体形式视为非法，“从不知道（爆发内战后可能会好一点点）在没有这种专制政府的情况下战争必然是永久的，而且维持法律的力量的恰是人和武器，而不是空话和承诺”。
进一步破坏一些合法主权的权威，是从这种政治哲学传统中继承的错误的自由观念。根据霍布斯的说法，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历史和哲学以及其他各种著作中所称赞的自由，不是个人自由，而是国家的自由，“这与每个人在根本没有法律或政府条件下拥有的自由相同”。

对于霍布斯来说，自然状态下的个体享有“完全和绝对的自由”来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因此，在英国“相同的”“绝对自由”，意味着主权者可以做任何它所判断为必要和有益的事情。这是因为，在所有人处于永久战争的自然状态下，没有什么是值得称赞的，而古人所设想的君主的“自由”，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因为“只有通过绝对的主权才能确保和平”。但霍布斯指出，“对于人们来说，被似是而非的自由概念以及（因为缺乏判断力而加以区分）将公权力的自由误以为是个人自由所欺骗，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这种思想倾向受到诸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其他人”等权威哲学家的鼓励，而他们“不是从自然原则中获得这些权利，而是从他们自身所处的民主政体的实践中总结进他们的书里”。正如霍布斯所说，“雅典人被教导（以防止他们改变政府的愿望）是自由人，而所有生活在君主制下的人都是奴隶”，“在民主制中才有自由，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任何其他政体都是不自由的”。所以，当人们的倾向再次“被在该领域的权威所证实的时候”，霍布斯指出，“它（在非民主政体中）产生煽动和政变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至此，霍布斯对先哲的学说导致政治共同体内部冲突根源的批判就很清楚了。“通过阅读这些希腊和拉丁文的作者，在一种虚假自由的感召下，人们从童年时代就养成了一种倾向于骚动、无节制地控制他们君主的习惯，并导致如此之多的流血牺牲，以至于我认为我真的可以说，在西方从来没有像引进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说那样带来更高代价的事情了。”

审视传统反思现实
总体来看，霍布斯对西方哲学传统作为导致英国内战最深根源的诊断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霍布斯根据英国内战的思想溯源，明确地质疑了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的正当性，而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来人的“偏见”或库恩所谓的“先入的范式”。因此，历史的旁观者有理由质疑我们公正地解读这些文本的能力。相应地，诠释学家提倡的“诠释学意识”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要求诠释者“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以便文本可以在其所有的他者中表现出来，从而向诠释者展示自己的真理”。
霍布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将迫使我们持续不断地重新认识西方哲学传统的本质和影响。 事实上，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批判可能比霍布斯意识到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西方道德哲学的无政府倾向，以及政治哲学倡导的对自由民主一元论的执着和狂热，无疑在今天的现实中助推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包括所支持的各种“颜色革命”，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威胁。这些也都应该引起世人更多的反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