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官学化，是从元朝开始的。
　　金末元初，许衡、郝经、姚枢等生活在金国境内的理学家争相效力蒙古，为蒙古平定天下的事业积极出谋划策，并推动理学的官学化。为了符合蒙古人的统治需要，他们也把理学与五德终始说相结合，论证蒙古人以异族入主中原，是得天命、应天数。
　　所谓元代理学的实用性，时常被蒙古粉丝吹捧。然而所谓实用者，无非是迎合反动统治需要的实用，并非经世利民的实用。经过元朝的理学官学化，理学变得专制、反动，加大了对女性的压迫，从一门哲学变为一门奴性之学。

但是就蒙古人而言，女性的地位有特殊的二元性。在华夏民族生产力落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女性有地位极为低下的一面，如姐姐出嫁常以妹妹陪嫁，丈夫可以随意买卖妻子，又有自由的一面，如女性改嫁限制很少、贞节观念不强等；而蒙古人作为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其女性地位与此类似。
　　元朝女性地位的变化，既有理学官学化影响下，呈现出急剧下降趋势的一面，又有蒙古人游牧民族女性自由的一面。
　　黄宗凯先生在《元代妇女地位略论》一文中，讨论元代妇女地位下降进程中产生的某些逆下降表现（如黄道婆因对棉纺织工具的改进,成为古代著名科学家,在去世后,时人“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时，就明确指出：
　　【由于蒙古族的观念、习俗的影响有一个渐进过程的原因,元代中期妇女地位应是比较高的时期。随着民族融合进程的演进,蒙古族的观念、习俗逐渐为中原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传统演变,以及理学影响的现实作用,妇女地位逐渐重新步入下降轨道。加之元代存在的时间有限,其有利妇女地位提高的法律规定,并不一定真正惠及汉族低下层妇女。所以,对元代妇女地位的此种逆下降趋势,不能估价过高。】
　　另外，朱元璋恢复妇女殉葬制度，尤其是在皇室内恢复妇女殉葬制度，绝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蒙古人习俗的影响。

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蒙古首领死后人殉的记载，如志费尼记成吉思汗死后有四十美女殉葬。他又记载拔都葬时以“奴隶及妻妾殉”，《瓦萨夫书》亦记载旭烈兀死时“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
　　则元代皇帝无殉葬记录，可能是从忽必烈开始留下的成例，但绝不能证明蒙古人没有殉葬习俗。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明朝的女性地位比起元朝下降，就好像元朝女性地位比起宋朝下降一样，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当然是明朝比起元朝的退步。
　　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理学不断受到质疑，思想逐渐解放，女性地位又有回升的趋势。
　　陈金花教授在《从女性意识的萌动看明代中后期妇女地位的提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
　　【在理学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往往被视为(甚至自视为)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人,她们习惯于服从男子的统治,将遵从男子的意愿视为天经地义,不知道反抗,“忍耐顺从”已成为她们的代名词。明代前期的女子大体如此。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思想的活跃,使得此时期妇女的女性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她们通过参与经济活动,有了自尊自强的意识和较为丰满的性格特征。她们有了强烈的表现欲,有意识的去修饰自己,增强自己的魅力;她们学习文化知识,提升文学修养,并把自己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形成属于她们的文学世界即后人所说的闺秀文学(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是闺秀文学发展的高峰期);她们有了较强的家庭责任感,投身商品经济大潮,为改善家庭生活而辛勤劳作,创造了财富,提高自己在家庭的经济地位;她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在婚姻生活中努力寻求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并积极参与户外活动,走出闺门,享受大自然,丰富了生活,也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这是对传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权制社会的一种挑战,是明代中后期妇女意识萌动及妇女地位提高的信息。】
　　明代后期女性地位比起之前有所提高，女性有获得解放的趋势，我们从《三言两拍》《金瓶梅》等小说亦能有所感觉。而皇室殉葬制度在明中叶即为明英宗所废除（这也是这个昏君做的少有的人事）。
　　如果汉人王朝继承明朝，女性解放可能并不必等到新中国。然而随着满清的入主中原，女性地位再次陡降，跌入无底的黑暗深渊。

主要是受到朱程理学的影响，但明中期开始慢慢转变了，社会风气变了，传统的观念受到冲击，很多世情小说问世，妇女的思想也受到转变

常遇春妻子蓝氏是蓝玉姐姐，和常遇春育有三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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