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帝王理学
康熙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帝王，不但没有对中原的汉文化进行歧视，甚至看到汉文化的先进性，并学习汉文化，把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施政的指导。少数民族政权仰慕汉文化而进行汉化在中国历史上虽有先例，但像康熙这样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盛世可谓不多。满清政权从一开始就注意吸收汉文化，把汉文化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资源。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再到顺治，汉文化在满清政权中越来越得到重视。尤其是入关后，如何统治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成为满清政权的当务之急。在康熙前期及其以前存在反对汉化的满贵势力，而另一方面满清政权本身正在走向封建化的过程中，因为有了汉文化为他提供的可资借鉴的范本而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熙在汉族士人与满清守旧权贵之间的冲突中，开始学习汉文化。
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都很积极地学习汉文化，这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政权封建化过程中，皇帝的个人行为起到关键性作用。清朝前三代皇帝的学习汉文化的途径是靠自学，而康熙则对汉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康熙学习汉文化的主要途径是日讲。明末清初，理学由陆王心学向程朱理学转向，学术由空谈向经世致用转变。康熙在日讲中接受的理学教育就是带有经世致用色彩的程朱理学。康熙从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初十进行第一次日讲开始，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闰四月初六下令停讲为止，日讲共进行了十五年。根据《康熙起居注》统计，日讲共进行了896次，所讲的书目为《四书》、《五经》及《通鉴纲目》，所讲的内容多依照朱熹的观点进讲。康熙对日讲很认真，“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澈乃止。”[1]重在“实心体认”，绝不“徒应故事”，更不“务虚名”，这是康熙对日讲所持的态度。
康熙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2]康熙十年开始进行日讲，康熙是年十八岁，正是求知若渴的时期，“朕八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3]日讲在康熙求知的最重要的阶段开始，使得康熙对日讲格外重视。另外，康熙身边有许多理学名臣，极力促使康熙以圣人为榜样，学习汉文化。康熙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后来在求知若渴的时期开始日讲，接受正规的儒家学说的教育，身边的理学名臣又形成良好的理学氛围，这使得康熙对理学有更深入的认知。并且康熙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形成自己的理学观点——帝王理学。
康熙的理学是帝王理学，康熙始终注意自己的帝王地位，所以对理学的学习也是以治国为前提，把理学当成治国的有效工具，对理学自身的学术性不是特别关注。康熙帝王理学突出地表现在提倡道统和治统合一。
“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俱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继往圣而开来学，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词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4]
康熙把道统附在自己的治统上，并且表明自己要用先圣之道来治天下，使自己的统治变得具有正当合法性。另一方面，这又符合汉人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尤其经历明末之后，士大夫对昏君的批判和失望以及对圣主的期盼，这一事实使康熙的道统与治统相结合的标榜有了实施的余地。而实际中收到的效果是，用普遍性原理冲淡了民族主义的对抗，使得自己的统治披上了汉族合法的外衣。

在康熙中后期，带有官方特点的学术主流逐渐将康熙作为道统的继承人，认为道统与治统已经合一。如张英说，“《书经》义蕴宏深，臣仅能粗解章句。历年侍从讲席，伏睹我皇上讲论精贯，探讨深微，迥非恒见所及。臣窃思，《书经》所载，其文则典、谟、训、浩、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君，皋夔、稷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之所以为臣，皆备于此。皇上万几之暇，讲贯是书，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5]张玉书称赞康熙“圣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统治统兼总百王，而犹日御讲筵，典学不倦。”[6]李光地说，“然臣之学则仰体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诵师说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弃异端，则一卷之中，或可以见区区之志焉。臣又观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序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之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在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犹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7]这些颂扬的话有阿谀奉承之嫌，但康熙作为一个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帝王，要想获得汉族士人对其儒家正统名分的承认，也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些举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族官僚（尤其是那些有学养的官员）对康熙学习和遵奉儒家学说的欣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康熙统治思想中包含有浓重理学色彩的事实。
康熙是理学的信奉者，大力表扬儒家学说，将朱熹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到大成殿“十哲”之次，重用理学家，比如汤斌、熊赐履、陆陇其等人。在康熙时期还开设博学鸿儒科、开科举、举行经筵大典、编辑图书等措施，这些都可以作为康熙对儒家学说的提倡，对汉文化的尊重。尊圣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儒家的尊圣方面，康熙可以说是帝王中的佼佼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建周公庙碑、孔子庙碑、孟子庙碑，康熙均亲制碑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颁御制孔子赞序及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四赞，命翰林官缮写，国子监摩勒，分发直隶各省。康熙还亲书“学达性天”匾额，颁发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和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处，以表示对理学家贡献的承认。康熙还对圣贤的后代给于厚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月，“上以周公承接道统，功德茂著，授后裔五经博士，拨给祀田修葺庙宇”[8]；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命宋儒张载子孙世袭五经博士。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诣阙里，起居注官对康熙这次诣阙里的行动很是赞赏，“兹者临幸阙里，尊尚先师，以万乘之尊，特行九叩礼。牲牢乐舞，隆举仪章，谒林奠爵，拜跪致敬。周览庙庭车服礼器，缅然长想。榜书御笔（“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圣制诗章，赐及宗胄。撤銮仪曲盖，留置殿庭，永光俎豆。进生徒于诗礼堂，讲说经书，宣传天语，煌煌训诫。颁赐讲筵经书解义及袍服、文绮、白金，蠲复曲阜租徭。旷典隆恩，超轶前古。汉高之祀大牢，明皇经邹鲁赋诗，宋宗制赞辞留祭器，虽传为盛事，礼犹阙略。孰有如今日者哉！”[9]由此可见康熙对孔子的敬重，对儒学的推崇。
康熙在信奉理学的同时，也是对理学进行改造者。康熙一改理学家对排斥佛老的态度，从帝王的角度和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出发，在承认理学的官方地位的同时给佛老以应有的地位。此外，康熙还对理学家的谈玄说妙感到反感，认为理学重在实践，不在空言。这是康熙对理学的信奉与改造。
康熙一方面提倡道统与治统合一，表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作为蛮夷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文化性格与汉文化的格格不入，所以清初帝王如康熙则想通过弘扬理学去掉自身的‘蛮夷’之气以获取对汉族统治的合法性”[10]。另一方面，从维护自己统治出发，在对儒家先圣的尊崇外，对儒家学说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其更加能够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些体现了康熙帝王理学的“帝王”特性。

康熙信奉理学，把自己看成是理学道统的传人，所以从来没有公开表示对佛教的信仰。康熙可以理性的对待佛道，并不能说明佛教在康熙的生活中没有影响。从佛道，尤其是佛教在康熙生活环境中有很深的烙印，可以看出康熙不可能不受到佛道的影响。皇太极时期佛教就进入皇宫，对皇宫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宫廷设立了专门管理宫廷藏传佛教事务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主管宫廷喇嘛念经及办造佛像、宫廷佛事、佛殿建筑、以及佛教文物。佛教活动的制度化表明佛教在宫廷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康熙在皇室对佛教信仰的环境中长大，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另外，康熙从小在福佑寺长大，想必对佛教也是有感触的。在康熙的生命中，对康熙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母孝庄，而孝庄对佛教的信仰，不能不影响到康熙，而且康熙对孝庄十分孝顺，多次陪同孝庄到五台山朝佛。对于佛教，康熙自己也表示“所以膏泽吾民以及蒙古诸部落，使咸寿考康宁者，则不能无望于佛之庇佑焉。”[23]所以康熙不禁止佛教，不单单是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自身对佛教的感情也使他更坚定不禁止佛教。
另外，从康熙生活中与佛教有关的活动也可看出，康熙对佛教并不反感。康熙帝亲自为寺庙纂写了大量的碑文，而且还常常巡幸寺院，并给予赏赐，尤其是五台山。康熙还与江南的一些高僧、藏传佛教的喇嘛来往密切。康熙帝在宫廷中不仅任用喇嘛诵经治病，还任命喇嘛祈雨、诹吉。即便康熙是为了笼络佛教，而如此经常性的行为，也无法解释康熙对佛教是纯粹的敷衍。
康熙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对佛教的信奉，从他的继任者雍正好佛来看，康熙对佛教也可能是信奉的。因为康熙对皇子的教育是很严格的，如果康熙对佛教不信奉，认为佛教无益，对皇子的信奉佛教的行为也会加以约束，但从史籍中没有发现康熙对此类事的禁止。虽然从史籍中无法确定康熙对佛教的信仰，但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对佛教并不反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好感，只是康熙谨慎的性格，理性地行为，没有公开表现出对佛教的信奉。

（三） 中西之争
天主教从元代传入中国，但直到明末传教工作才有进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采用“合儒”、“补儒”的方式进行传教，结交上层士人，用西方科技和文化作为吸引他们的工具，传教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康熙把这种传教策略称为“利玛窦规矩”。清朝的传教士基本上延续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并主动与清廷合作，早与明朝的战争中，为清廷制造大炮，在对明朝战争中取得胜利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传教士得以进入清廷的政治权力中心。例如，顺治与传教士汤若望关系密切，称其为“玛法”，并且顺治确定继承人汤若望也参与其中。
用西方科技为手段来进行传教的传教士很容易获得康熙的好感，因为康熙是一位好学的皇帝，博览群书，“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咳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盖虽寒畯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踰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醢酱齑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纯行，殆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津途，后来高才绝艺终末能出其范围。”[24]康熙好学的性格与帝王的身份成为天主教最好的突破口。
康熙曾谈到自己学习西学的契机，“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今凡入算之法，累辑成书，条分缕析。后之学此者视此甚易，谁知朕当日苦心研究之难也。”[25]康熙从杨光先和南怀仁的历狱之争中看到西方历法的先进，促使他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知识，“当康熙皇帝看到整个帝国处于一片和平景象时，或是为了消遣，或是为了作一番事业，便决定学习欧洲科学。他个人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基本原理、实用几何学和哲学。”[26]康熙如同进行日讲一样，勤奋地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神父们每天都可以进宫，上午和下午都要向皇帝讲授两个小时的课程。……刚刚开了几课，皇帝陛下就对此表现了极大兴趣，甚至在他前往距北京有二法里的畅春园行宫时，也不肯中断这一学习。”[27]，“康熙皇帝一直勤学苦读了四、五年，始终是兢兢业业地钻研。……他并不仅仅限于思考，而且还要实践。”[28]比如，“康熙皇帝还亲自对三、四法里长的一条河的斜坡作了水平测量。”[29]可见，康熙对西学是很用功的。康熙不仅自己学习西学，还组织传教士编写书籍，例如，有徐日升参与编撰的乐理著作《律吕正义》、数学专著《数理精蕴》、汤若望编写的《望远镜》等。
康熙由对西学的学习，开始在政务上任用传教士。康熙朝有很多传教士，他们围绕在康熙周围，为帝国服务。传教士主要从事天文历法的制定、天文仪器的制造、给皇帝及其皇子授课、从事音乐绘画等艺术的创作、制造火器、用西药治病等。在这些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参与中俄谈判和根据实地考察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传教士也由此在皇宫中受到优待。曾任钦天监监正、工部右侍郎的南怀仁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病逝后，康熙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赐银七百五十两，还给予他谥号，曰“勤敏”。南怀仁是传教士中唯一有谥号的人。
传教士虽然用科技打开传教的大门，但并不是以传播科学知识为目的，而是以宣扬宗教教理为目的。天主教与儒家学说较儒释之间的差别更大，只是当时的传教士允许中国的信徒祭天、尊孔、祀祖，在中国人的眼里，天主教虽然与中国宗教不同，但还是可以为国人所接受的。另外，康熙提倡西学中源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珠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凡推算七九之奇数，不能尽悉，十二（者）二十四之偶数，方能尽之，此皆体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30]这为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减轻了阻碍，减少了人对天主教的外来“蛮夷”的抵触感。

康熙由对传教士的工作的认可，对西学的学习，对传教士传教活动也由禁止转为同意。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发布了传教的赦令，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准天主教于各地传教。先是，康熙八年（1669年）有旨：除南怀仁等在京照常传教外，严禁其他各省天主教立堂传教。至是，康熙帝谕大学士等：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只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俄罗斯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旋礼部尚书等议奏：西洋人万里航海而来，诚心效力，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庙尚容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奉旨依议”[31]康熙允许自由传教，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教义有兴趣，而是因为传教士为中国作出了贡献。这里应该指出，康熙帝允许中国人信教是有条件的，即传教士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必须按“利玛窦的规矩”传教，也就是允许教徒祭天、尊孔、祀祖。
天主教在康熙朝得到了传教的合法性，教堂和信教人数都呈上升趋势。直到“礼仪之争”爆发，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传教的合法性。礼仪之争在顺治朝就存在，由于耶稣会的努力，使礼仪之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康熙后期，耶稣会在罗马教廷的势力不断下降，使礼仪之争又重新掀起波澜。罗马教廷下令禁止耶稣会的传教方式，即禁止教徒敬天、祭孔、祀祖。罗马教廷借解决“礼仪之争”，任意干涉中国教会内部事务，试图把中国变成其直接控制下的教皇领地，但这与康熙极力想把天主教纳入中国政治体制，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主观愿望发生了强烈的冲突。“礼仪之争”爆发后，由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教徒敬天、祭孔、祀祖，康熙对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康熙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下令禁止传教，“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32]
康熙先是允许传教，后来又禁教，这允许传教的原因不仅仅是对西方传教士作出的贡献的回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康熙的回报就太慷慨了。康熙作为一个满族出身的君主，想尽可能地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康熙想用传教这种活动来证明自己的包容性，以分散汉族对满族政权的敌视，而西学成为了康熙允许在中国传教的诱因。但康熙的这种策略，由于礼仪之争而失败，最终以禁教而结束。
虽然康熙给予传教士一合法传教的权力，也对西学有过研究，但康熙对天主教的关注也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宗教方面并没有太多涉猎，甚至对一些宗教名词也没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在信仰方面，康熙对天主教并不信奉。

（四） 结 论
在理学、佛道和天主教三者中，康熙是理学的信奉者。对佛道，尤其是佛教，在康熙的生活中也是有影响的。对天主教，康熙给予传教的自由，但并不信奉。在康熙的信仰中，是以理学为主，兼有佛教的影响。
在康熙朝，无论是理学、佛教、道教，还是天主教，各种宗教之间都有与理学相抵牾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理学信奉者，康熙依然可以让各种宗教学说在一定时期共存，这体现了清朝文化的多元性。这也是一个“外来民族”为中国注入的生机，使中国封建社会焕发生机，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又一个高峰。由于康熙所处的历史地位使他把稳定自己的统治放在第一位，也就要求他兼收并蓄，使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资源都要得到发挥。也是由于康熙本人的刻苦好学，使得自己视野开阔，不拘于一家之言，对诸家学说均有涉猎，能够清楚地了解各家的长处，从而为自己服务。更是因为康熙谨慎的性格使得康熙对事情的决定具有理性，对各家学说没有采取不当的措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康熙本人的使命感，也就是他对自己帝王角色的深刻认同感，让他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各家学说，使各家都能发挥本身的长处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所以康熙的宗教文化政策是兼容并蓄，是多元的，虽然他把程朱理学奉为官方学说，但并不因此而取消其他学说的应有的地位，康熙对大多数臣民（满、蒙古、藏、维吾尔和汉）的政策并不是要让所有非汉民族被汉人的儒家文化同化，而是要他们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边界内保持各自的特性。[33]

小美，五阿哥我很赞同你的观点

哈哈你也来发论文啊，这事儿我以前也干过

实际上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都有亲近洋人和排斥洋人的群体。康熙与洋人亲厚的基础，是他本人曾因此获利（汤若望南怀仁对他的帮助），并且这也是他树立权威的方式。晚年时候，西方的传教士很多就不是他的帮手了，有些甚至在九子夺嫡的过程中和稀泥，加上礼仪之争，他开始走向保守。另外就是他允许传教那段时间，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有很多抵触心理的。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个宗教政策，实际上和他本人信仰不信仰某宗教不是完全相关的。他写过很多佛教诗，也有道士，身边也有传教士，但是这都不能简单作为他信仰某种宗教的判断依据。宗教政策是为治理国家服务的，作为皇帝，要尽量平衡。至于他个人的信仰是怎样的，可能还需要更多深入的文献来提供信息。
一点浅见，和楼主探讨一下

小美，雍正硬把你赐给荒唐王爷弘昼做福晋

小美，弘昼的韬光养晦之术，你永远看不懂

小美，雍正，乾隆，弘昼，傅恒，你到底爱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