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岳飞目无昏君，赵构方违祖誓
宋太祖曾经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北宋历代君主，无论明君或昏君，均能谨慎奉行。即使赵构，也在秦桧杀心大炽之时，屡屡以祖誓为名，迫其留下性命。岳飞是一品重臣，又功盖天下，自然在誓约保护之内。但赵构执意要杀岳飞，何也？赵构太假，岳飞太真；赵构太暴，岳飞太仁；赵构太邪，岳飞太正——在赵构最关心病的若干方面，二者势同水火，矛盾根本不可能调和。如此，大善大忍的岳飞绝不可能动用军队来解决问题，大奸大恶的赵构却绝对会动用皇权独裁而置岳飞于死命。
仅仅出于百姓、群臣公愤与苟且保全的需要，赵构才一度假惺惺的宣称要还都开封、大举北伐，并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沦作囚徒的“父皇”、“母妃”以泪如雨下的伪作表达“至孝”。其实他的如意算盘，惟是不令金兵完全得势而使其连“臣构”也做不成，也不使宋军大获全胜而使徽宗、钦宗回来和他争皇位，所以他一切“孝慈”的言行与“钦命”的征伐，都包藏有恶意抛弃大宋三千楚囚、无视父母兄弟妻子、宁愿认贼作父也不挺直腰板做人的卑劣祸心；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意志与行动，都不过是他“以战促和”的砝码。他是南宋危局、北国苦难、金人烧杀及无数忠臣良将志士百姓无端殒命的罪魁祸首，其重罪有四：无德无志，因而倒行逆施、背叛天道；无父无君，因而不忠不孝、败坏人伦；无臣无民，因而不仁不义、冤魂遍地；无家无国，因而丧师失地、无动于衷。

岳飞却正好相反。从小受父母及陈广、周侗等人的培育与历炼，宅心仁厚，胸怀奇志，武艺超群，文气凛冽。后历靖康奇耻、宗泽身死、故土沦陷、杜充投敌及兀术“搜山检海”、赵构越海狂逃等等痛事，早已洞达天下大势、确立铮铮志向、洞明自身使命，绝非兀术、秦桧、赵构之流所能使其改易。因此，即使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吴玠等大将都好色、贪财、嗜酒，岳飞都一概不沾；即使赵构连连下密旨要求屠城，岳飞也连连抗旨并最终促使皇帝收回成命；即使赵构、秦桧们为达成苟和而欣喜若狂，岳飞仍坚决拒绝由此而生的种种赏赐，并强烈要求北伐；尽管皇家视立储为最敏感之事，岳飞仍旧不避猜忌，再三以大将身份要求早立太子。
正因岳飞太正、太直、太大器，赵构们所有邪的、歪的、鼠肚鸡肠的疮疤与劣根就都凸显出来。而且，还不仅是凸显的问题，如若岳飞的主张与行动得以彻底贯彻，天下就很难再有赵构、秦桧们的容身之地。甚至，只要岳飞还存在，即使没对谁个产生直接威胁，昏君、奸相仍会在鲜明的正邪对比之下坐卧不宁，寝食难安。一言以蔽之，岳飞尽管在表面还将“君臣大义”维持得相对良好，但他骨子里的血性、抱负、正气与得天下人心的伟岸形象，绝非赵构所能望其项背，更非赵构所能容忍。

2、岳飞赤心报国，国非群丑当道
岳飞既不可能“愚忠”，也决不可能为群丑当道的小朝廷“精忠”。岳飞“精忠报国”之“国”，其实是天下，是天下太平与百姓安居，是中华数千年正统文化能够正常延续。
岳飞亲眼见证，金人在统治区内，大力推行的惟是野蛮、落后的奴隶制度；金人屡屡南下，干的惟是烧杀抢掠、恣意破坏的勾当。比如金朝進行户口“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

金国不同于辽邦，辽邦虽与北宋攻防不止，它却重用汉人、大儒韩德让等，其文化、政治机制与北宋近似，一样以“内圣外王”、“仁义礼智”治天下；即使辽灭大宋，汉人虽被异族统治，异族则必被大汉文化所同化。金国的所作所为，则是严重的倒退与败坏；如若仍由它席卷南土，中华好不容易积淀至唐宋的灿烂文化与杰出士人，很可能薪火灭尽。故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屡屡击败金人而护东南一隅，最是事关中华文化存亡绝续的大计。
当小朝廷群丑当道，报国之志实无可为之时，岳飞绝不乐意再效犬马之劳。他曾多次上书，要求解除兵权。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在赵构出尔反尔，先答应将刘光世所部交他节制，而后又否决前议之时，岳飞毫不犹豫，立即上奏要求罢职，也不管皇帝是否同意，先自回庐山为母亲守孝；若非赵构以治岳飞全体将官之罪相威胁，岳飞断难出山。另一次是在受十二道金牌召回，又临小丑弹劾之时，他交权交得极其痛快，决不似韩世忠心有不甘，张俊还想以退为進；虽是功亏一篑，大业未成，他尚有报国热望，但他深知，在昏君临国、奸佞乱政的大背景下，孤军难为，他亦难为，故而决不贪恋权柄，决不怀抱奢望，决不委曲求全。

他深切自知，他要维护的是大义，而非大奸；是精忠，而非愚忠；是天下，而非偏邦。也正因如此，他尚作无名裨将之时，即敢越职上书，痛斥奸相黄潜善、汪伯彦；即使秦桧任相、大权独揽，他也严辞相向，堂堂正正予以反对、抗议与蔑视；在得知张俊、杨沂中数万之师尽丧敌手之时，他甚至疾呼“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将矛头直指赵构。
人们通常认为，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岳飞宁愿首先选择尽忠。其实不然。岳飞征辽回来，得知父亲去世，立即辞军回家“丁忧三年”；而这三年之中，宋、金尖锐对峙，存亡悬于一线。汤阴沦陷，岳母及岳飞两个儿子不知去向，岳飞在辗转南下、频繁征战的困苦情势之下，仍先后派人十八次潜回故乡，直到找回岳母为止。岳母去世时，正当张浚于镇江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北伐，而韩世忠兵马已经开始行动、岳飞大军行将進发之际，岳飞却坚持要求守孝三年。赵构命令宦官前往江州东林寺，岳飞“欲以衰服谢恩”，连皇帝的亲笔手诏也难发生效力；最后，朝廷被迫下达最严峻命令，说岳飞“至今尚未祗受起复恩命。显是属官等并不体国敦请”，“如依前迁延，致再有辞免，其属官等并当远窜”。岳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坚信，“孝”是华夏文化精神的核心，“百善孝为先”，守孝远比“忠君”、“征战”方面的政治虚幌更重要。
虽是岳飞到底回到前线，到底在多次对君、相深表失望甚至绝望之余，仍旧执掌帅印，听从朝廷安排，但他决非出于忠于某人与忠于某小朝廷，而是忠于自己的崇高理想与人格高标。岳飞眼界奇高，使命独特，其所见所思所行，绝非一个皇帝与一个朝廷所能衡量。

“天日昭昭”一句绝命词，历来被人认为是岳飞悲愤难抑的最后控诉，其实不然。即如后来的文天祥在临刑时所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一样，岳飞与文天祥不仅不惧怕死亡，而且深知这种死亡对于成就“仁义”、重塑天下人心与万世标准的非凡意义，同时也完全清楚自己身后的殊胜归宿。
文天祥在被羁押期间，自语曾获“大光明法”，已得解脱之道，故而心明眼亮，坦然赴死；他曾在诗中写道：“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功名几灭性，忠存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岳飞则在入狱之前，早和庐山东林寺高僧慧海往来，甚至表达过出家修行的愿望。岳飞在其辖区，曾多次修建寺庙、道观，对道家、佛家法理始终抱持信仰的态度。岳飞在第四次北伐之前，预料必遂平生之志，故还写信给慧海，要他早早为其安排隐退修行事宜；他在诗中写道，“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岳飞既受佛、道思想的充分濡染，虽身在尘世，心却早在化外，因此对天象、因果、命运等等范畴，绝不可能陌生，更不可能对自身的来龙去脉与当前位置一无所知。
当初岳飞与薛弼乘舟，岳飞预备劝皇帝及早立储，薛弼切知不宜，因而劝导。岳飞当然知道个中利害，但他无所顾忌，他要顾及的惟是大局，而非个人身家性命；他说，文官和武将都是宋朝臣僚，忧心国事，“不当形迹是顾”。岳飞获知张俊等人的诬告状，很多人都劝他自辩，他却洞若观火，知道辩亦无益，故而淡然处之；他说，“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4、岳飞精忠在义，义归堂堂浩气
岳飞无所谓“愚忠”，无所谓一心一意为苟安之小朝廷效力，更无所谓一切惟昏君、奸相之马首是瞻。但岳飞一生的伟大意义，仍在诠释“精忠”的内涵，展现“精忠”的外延，延续“精忠”的龙脉。那么，岳飞所“精忠”者为何？为义，为天下大义，为儒释道文化命脉，为“仁、信、忍、智、勇”的正大标准，为修身养性、为人处事的堂堂浩气。
我们已经提到，女真在辽宋之封建机制颇为发达的时代，尚是小小部落，文化几近蛮荒；金人的征战与统治，是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破坏与颠覆。宋辽有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与积淀，士人的群体与精神也还保留有某种气候，但统治者已经完全堕落、异化与崩溃，基本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比如辽人肆意勒索“海冬青”，肆意蹂躏女真女子，自然要使人神共愤。而宋徽宗及蔡京、童贯等“六贼”对珍奇、女人、权力及花石纲的贪婪追求与变态把玩，早已沦落到如禽如兽的地步。说到底，他们已是文化精神、民族存续、百姓安居与正义良知的死敌，即使没有女真人的武装冲击，他们也会败坏、亡命于自己手上。

岳飞随童贯、蔡攸、刘延庆等人征辽，当二十万大军一触即溃之时，他的报国激情与浑身武艺，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诸如此类的权奸、庸将与散兵游勇，如何还能赢得岳飞信任？随后，当朝廷花巨额货币买来燕京等几座空城，君臣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弹冠狂喜之时，岳飞自然就更明白国虚兵弱的病根。尤其当靖康之耻前后，耳闻目睹赵构及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弃国弃君、一路奔逃、谎言弥天的群丑景象，他更不可能去“忠”一个如此这般的犬帝与犬相。而岳飞历来所受教化，则是岳父的“急公好义”、岳母的“尽忠报国”、周侗的“天下大计”、宗泽的“过河复地”及两河义士的浴血苦战、誓不降金等等。加之《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及佛、道经典的熏陶，岳飞更大的志愿必在维护天下大义、保全文化薪火、强化文武风骨、重塑众生心法。惟因这更大志愿的实现，须以保存宋室、收复失地、雪洗国耻为前提，所以他才一生坚持北伐，成为抗金前线最突出的将星。
即使只论岳飞的书法、诗词与各类题记，比如他在张大年家屏风上的题词“……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

5、岳飞特立独行，成就千古心法
岳飞所在时代，是君不君、臣不臣，昏君误国、奸佞当道，道德败坏、风气变异的时代。在这整体氛围之中，岳飞只要稍稍机巧、圆滑一些，为它所同化一些，他就可能获得皆大欢喜的结局。比如他效仿韩世忠，虽一边主张北伐，却亦忠实奉行赵构意旨，即使因污辱他人妻子而逼死猛将呼延通，他仍在秦桧欲夺其性命之时，得到赵构保全。再如刘琦，顺昌一战成名之后，再也不想另立新功，只管享受蜂拥而至的各种赞扬与奖赏，所以也得善终。或者他在赵构、秦桧议和已成定局、势难挽回的情况下，姑且听之任之，或者至多惟是小小抗议一番，可能也无大碍。
而赵构是何等人呢？宋徽宗治下除开凌虐至死无数女子，别无所长；宋钦宗治下自告奋勇使金，前后仅二十天，也没被金人怎生恶待，却从此得“恐金症”，一听金人南来，首先想到的惟是逃跑；尽管父母兄弟妻子在北方悲天呼地，他却听而不闻，只管在南方声色犬马，乐得其所；心已厌恨岳飞其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却仍耍弄帝王权术，用尽假面与谎言，以图在危难时刻反复利用。秦桧则同样了得：初回南方，在许多人都疑其是奸细时，仍要迫不及待地提出“南归南，北归北”的投降策略；一旦罢相，立即夹紧尾巴，一切只在暗中行动，如同已在尘世消失；待得机遇重逢，赶紧大动手脚，迅速逐走张浚、赵鼎、王庶等人而独相；和议将成时，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主和派领袖；金人背盟南侵时，他摇身一边，又是主战派的代表；处死岳飞的罪名尽管“莫须有”，他仍敢痛下杀手。

因此，岳飞只要学得他们的一点点心计或手腕，岳飞就不致于陷身囹圄，失去性命。然而，这就不再是岳飞了。岳飞天赋使命，自立奇志；且文武全能、伟岸超拔，势必注定他特立独行、光芒万丈的人生轨迹。他“直捣黄龙，迎还二圣”的政治主张，在赵构只图苟安自保的大环境下，几乎没人敢公开提倡。他“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命”的“太平”之论，对童贯、张俊、刘光世等人而言，无疑是要取他们性命。
他坚守一夫一妻制，拒绝吴玠所赠“仕女”，足让妻妾成群的诸将、诸臣自惭。赵构要在杭州为他建豪宅，他却以霍去病的一句“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坚定回绝。和议初成，赵构“大赦天下”，文武都加官進爵，岳飞却一概不受，且视作奇耻大辱；还命幕僚张节夫起草谢表，道是“臣幸遇明时，获观盛事。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益币者進。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雲，终欲复雠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并传之天下。在朱仙镇商议大军進退，岳飞问“天下事竟如何”，张宪说“在相公措置耳”，但岳飞却绝对无意效仿“陈桥兵变”，断然回师。
如此等等，非是岳飞不近人情、不达世变，而是其一举一动，只受其内心准则的规范与支配，并不受外在环境、人事的任何牵连。而这准则，可谓“岳飞心法”，是比他的岳家枪法、形意拳法、武穆兵法更具神威的利器。“岳飞心法”即已提到的“仁、信、忍、智、勇”等标准，它是天道、地德、人伦在尘世最完美的表述，是中华数千年文化的精华，是人往好人、君子、圣贤、真人境界升华的必由之路。岳飞以其出神入化的武功、出类拔萃的文采、悲壮跌宕的命运与特立独行的言行，将传承千古、行将消亡的普世价值与神奇智慧進一步延续、提炼与升华，因此而使后世与后人、汉族或外族，无论谁在中原大地纵横，都没使华夏文化湮灭，都在华夏文化的强大能量之下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