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军队用绳子捆送新兵壮丁之事，还有史沫特莱采访所得的旁证可以佐证。
“他（国民党33集团军参谋张开厦）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
——[美]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第一卷，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394页

史沫特莱是美国记者，左翼社会活动家。还有人说她是苏联间谍的。因此如果只有史沫特莱的记录，某些人可能会说史沫特莱是中共的“国际友人”，自然要丑化国民党。但我们现在发现，史沫特莱只不过说了蒋介石也说过的话而已。而且读者们会发现，她说得还远远不如蒋介石那么狠。请看下面。
“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

除了虐待甚至虐杀壮丁外，国民党军队对待已经到达部队的士兵是这样的：
“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

又部队军粮，都要到距离几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点自去领取，而军需署并没有规定领粮的经费。于是派去领粮的官兵不得不出卖一部份军粮，作为来往的盘费。军粮既可以公开出卖，无形之中，就引起这些被派领粮官兵偷盗军粮的动机，而军纪因以破坏。最违犯纪律的，就是军需人员或特务长带了领粮的士兵到达领粮的地点之后，自己就离开部队，置职务于不顾，任令领粮的士兵长久等候，夏天淋雨，冬天受冻，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强占民房，强取民物，或以变卖军粮所得的款项，嫖赌吃喝，任意挥霍，有些甚至卷款潜逃；其回到部队的，亦往往身染花柳病，不堪服役。

总之，前线部队常常缺少粮食，而后方粮秣不能输送到前方，要由前方第一线派了官兵到后方来领取，这实在是最不合理的办法，此不只减少战斗力量，而且更影响战事进行非鲜。这都是由于军需和兵站人员不负责、不尽职、懒惰腐败的表现。至于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475页

下述记录出自魏德迈将军。他是接替史迪威，来担任蒋介石的盟军参谋长的。国民党的史料对史迪威各种抨击，但对魏德迈的评价却要高很多。但就是这个对国民党十分友好的魏德迈，却在他的报告中留下了这样痛心的记录（转引自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分裂》）。
“史迪威的继任者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在送交蒋介石的那份关于中国军队征兵状况的出色的备忘录中，阐明了这些词语的含义：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象灾荒或洪水来临一般，只是来得更正规，每年两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罢了……征兵的军官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并通过他们的拉夫队来赚钱。他们从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钱，这些钱由地方官员移交给他们，并用抓来的人充替应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贩子已形成一种生意。他们从挨饿的人家购买壮丁，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儿子更为迫切，或者从县长那里买一些多余的人……
壮丁们经过隔离和集结成队后，被驱赶到训练营地。他们从陕西行军到四川，又从四川走到云南。他们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头几天里就开小差逃跑了。以后他们就虚弱得无法逃走。被抓回来的人会受到严酷的拷打……

在行军途中他们变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脚气病，双腿肿胀，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体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册上却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报告此人已经死亡，他就永远是军官们的一大财源，因为事实上死者已停止花费，于是军官们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军粮和薪饷就变成指挥官口袋中的长久的纪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下册641,6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