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崛起
曾几何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被称作亚洲四小龙，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地区。
要说香港从一个普通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1841年香港被清政府割让，当时更像一个军港，港口旁边是给军港做补给的渔村，和商贸关系并不大。
60年代香港渔村
香港的转机来自于中苏关系破裂。为获得继续发展所需的技术和资金，中国在这个节点上自然而然的转向了西方。
但实际操作问题还是挺大的，我们和西方互不熟悉对方的规则，政策法律上中国直接获得来自西方的人员、技术、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这时候迫切的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需要熟悉大陆，也需要熟悉西方。
这时候，香港崛起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香港人熟悉大陆，大陆和香港也保持着稳定的经贸人员往来，彼此是有信任的，毕竟一奶同胞。
香港人也熟悉西方，在英国治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对西方的法律，文化和贸易规则都很熟悉。
这些优势让香港成为大陆和西方经贸往来的最重要中转站。中转站功能带来的巨大转口贸易量使得香港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和自由贸易港。
香港GDP的变化（亿美元）
香港还充当了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联系纽带，直到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经贸往来，多数都是需要转道香港的。
伴随天量转口贸易建立起来还有金融中心，来自西方庞大的资金要借道香港流入中国大陆，他们需要一个在西方法律体系下便捷的交易中心，香港的金融业也同步崛起了。
可以看出，香港经济的腾飞得益于大陆的改革开放。
香港人用英语迎接全球投资，用粤语在大陆寻找商机，钱赚的不要不要的。
当时的香港人和大陆人比多有钱可能很多年纪小的朋友想象不到。
很多香港的卡车司机，出租司机，环卫工人90年中期在香港每个月赚1万多港币，这点钱在香港连中等都不算。
90年代的香港
到了深圳，那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深圳人当时也就赚几百块一个月。
这些人跑来深圳包个年轻姑娘做二奶，在香港上班，来深圳花钱。
著名的二奶村下沙村光香港人就住了4000人，类似的村子还有好多，比如皇岗村、沙嘴村、水围村、黄贝岭村等等。
最近一部片子《过春天》也提到了这个事儿，电影里的佩佩16岁去找工作，做水客带Phone6过关。
这款手机在2014年发布，可以推算佩佩是1998年出生。
这个年份暗示的是佩佩妈的过往，她是一个香港人包的二奶。
二奶在那时候多数是长得不错，没啥文化，又不愿吃苦的姑娘。
后面大陆经济水平提高了，两边差距越来越小，很多香港人自己都生活困顿，哪还有钱包二奶，很多抛下二奶就不在回来了，佩佩妈就是其中一个。
香港的衰落
很多人都在奇怪为什么香港人对大陆人这么敌视，随便上网搜搜就会发现类似下面的信息---《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等。
总有人说香港人恨中是因为回归以后的政治原因。
其实香港人恨大陆人的根源，压根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经济。
你强大富裕了，香港人不爽了，其他没办法，敌视你总可以吧。
人总是健忘的，香港之所以能充当大陆的买办，本质上是因为当时东西方直接交流不畅。这是暂时问题不是永久问题，随着内地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大陆和西方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容易，为啥还跑到香港让二道贩子过一手呢？
这个问题一旦解决，香港自然就没戏了。
红利过去还想过以前的生活自然需要转型。
不过留给香港的转型选择并不太多，因为整个香港已经被地产绑架了。
70年代开始，大财团和地产商在香港崛起，开始操纵土地供应。
他们先颁布了一个规则，让占香港70%以上的土地，不能用来开发，只能做绿地闲置。
在这个规则下，只要有官员想改革增加土地供应，房地产商圈养的环保组织就会被放出来咬人，通过“民意”逼迫他们减少供应。
每个买了房的香港人，也会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摇旗呐喊。
香港的土地供应量自然是急剧压缩，从以前的每年大约10公顷土地供应压缩到现在10多年才有大约10公顷土地用于新建住宅。
急剧减少的供应使得香港地价飞涨，楼价自然也是飞涨。
香港楼价和租金的走势（1990年—1995年）
这种状况下最惨的自然是年轻人，目前香港八所大学录取率18%，毕业生月入中位数约1.1万，够买0.7平方英尺典型中产楼盘太古城（1平米=10.76平方英尺）。租金/月收入中位数约35%，“三面下床”一间屋租金起步五千。
可以说，香港楼价对普通人的压榨率已经达到极致，以前《创世纪》有一个经典镜头就讲到过这个。
居高不下的地价和房价对经济发展是要命的。
除了少数高精尖和金融企业，几乎没啥企业能承受如此高昂的用地成本。
人工工资也水涨船高，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产业自然就完蛋了。
高昂的地价和薪资水平决定了香港想要焕发第二春只能在对土地和人力成本不敏感的高利润行业中寻觅，所有的低端产业都没戏。

问题在于，香港背后的大陆是个更广阔的市场，人力成本还比香港低，如果一个产业可以搬家，那搬到大陆就是了，用地人工成本都便宜的多，市场也在那边，香港不过是个700万人口的市场而已。
而且高昂的人力成本决定了，如果一个产业在香港大量吸纳劳动力，那必定会背上沉重的人力成本负担，完全没啥竞争力。
香港铜锣湾的900万店铺月租逼走Prada
高薪的行业类似金融，保险又吸纳不了那么多就业。
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迁往中国大陆，随着地价越来越贵，香港的产业也越来越空心化。
现在的香港，除了少数超级富豪和一部分中产，剩下的都是大批贫民。
TVB有部《一百万人的故事》就是拍这批人，要知道香港也才700万人，居然有100万人是连小房子都住不起的笼民。
“民意”错过转型窗口
1997年，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上任伊始，就希望带领香港摆脱对单一行业尤其是地产业的依赖。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他雄心勃勃的提出了八万五计划，每年提供不少于85000个廉价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家庭有自置居所，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
不过香港人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巨量廉价公屋被推向市场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50万有产中产上街，抗议香港房价下跌，拉着横幅要董建华滚蛋。
“民意”汹涌，香港中产想要的不是市面上的房子变便宜，而是只允许自己购买的便宜房子。
八万五计划夭折，转型到其他产业负担不了高昂的地租成本，董建华无奈，只能把施政重点转向了高科技业。
这一次他提出了矽港计划和数码港计划，计划投资100亿港元发展半导体产业打造东方硅谷。

好久不见了，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