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语存在复杂的方言，这是汉语发展的一个侧面，汉语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是在汉语方言之上早已存在求同的趋向。“扬雄（方言）告诉我们，汉朝是有很多方言的，但是也有一种‘通语’，这种‘通语’和当时的书面语关系如何还有待于研究。”（罗常培、吕叔湘）可是到了元代之后，“通语”的作用已经很明显。当时音韵学家就已明确指出：“天下通语，则天下尽通，后世易晓。若为市语方言，则虽便捷一时，称快一地，要无以明天下后世。”（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罗常培、吕叔湘在论述我国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时指出，从书面语言来看，“到了十二、十三世纪就有了相当多并且相当纯净的作品：‘语录’（禅家的和理学家的），外交使臣笔录（如保存在《三朝北盟会编》里的），‘诸宫调’，‘话本’，以及许多笔记小说里记下来的片段对话。这种新的书面语言是同口语密切联系的，……这种新的书面语言和旧的书面语言，用后世所起的名称说就是‘白话’和‘文言’，……这‘白话’就是我们现在的民族共同语的文学语言的来源。……白话作品，从‘话本’和‘元曲’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带着各自的地方色彩，但是总起来说，它们的方言基础是一个，北方话。”他们认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开始形成当不会晚于十四世纪。这种口语不久就取得“官话”的名称。明清两代，官话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力量逐渐传播到各地。但是官话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卢戆章最早提出以南京话作为官话的标准。他认为“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王照则坚决主张用“京话”（北京官话），认为“……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卢戆章后来也放弃了“南腔”，同意改用“京音官话”作为“通行国语”了。（《倪海曙语文论集》，第166页）

（三）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促进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和推广。“官话”这个名称逐步被“国语”所代替。
1、提出“国语”问题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实施国民教育的需要。朱文熊说：“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耳。顾文字不易，教育总不能普及；国语不一，团结总不能坚固。”1917年2月，国语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发表《成立缘起》，指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之起源，盖由同仁等目击今日小学校学生国文科之不能应用，与夫国文教师之难得，私塾教师之不晓文义，而无术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则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倪海曙语文论集》第165页，第174页）
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案中建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立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又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而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而择其正当雅训者。（《倪海曙语文论集》，第171页）这应该说是即将崩溃的清政府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所做的一件顺乎社会潮流的实事。
2、1912年民国成立。1913年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议定了六千五百多个字的读音，并把经过这次议定的字音称为“国音”。“国音”的概念是不明确的。它的标准带有很大的人为成分，不外乎“语音以京音为主，而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这可以从1918年11月23日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第七五号令里得到说明：“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国语运动史纲》）没有明确的标准，必然要进行人为的干预。读音统一会发展为包括23个省、区共约80位会员。在审定读音时，一个省区有一个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这样审定的“国音”注定是不可能推行的。

3、“国音”的审定，引发了“京国问题”的大辩论。1920年，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这是冷静地总结了以往的国语运动的经验，得出的正确的主张。但是当时在社会上、行政上都遭到非议和反对。
又经过了几年的酝酿，这个带根本性的总是才在认识上达到一致。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国语运动史》）这是确认北京话为标准语的十分明确的论述。这也是我国学者广泛吸收国外推行标准语的经验、正确总结推行国语所走过的弯路而得出的结论。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国语运动史纲》）这段论述正确地概括了标准语的确立的过程。但是国语确立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发布了各种训令予以推行，终因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国民经济得不到发展，所以旧中国推行标准语的工作收效甚微。

二 普通话的确立和推广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汉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和推广工作。经过几年的酝酿，在1955年末先后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讨论会，从思想上、理论上为推行民族共同语做了充分的准备。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并规定：“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是从清末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到民国十五年《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关于汉民族共同语的最全面、科学的论断。它深刻地反映了汉语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三）罗常培、吕叔湘指出：“民族共同语形成的方式，除决定于政治、经济条件外，还决定于这个语言原有的发展情况”。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要把六亿汉族人民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究竟多长？就要看交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但是只要我们不断认真地工作，这个任务是一定可以实现的。”根据实际情况，五十年代确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6月全国普通话推广工作汇报会）在国务院《指示》的推动下，在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当中，按照这个工作方针，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部署，破坏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作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经过初步的整顿，走上了恢复阶段。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明确了推广普通话的要求和任务。到1982年前后，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虽然经历了十年动乱，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全国1800多个点的汉语方言进行了普查，并编辑出版了一批指导各地学习普通话的手册；二、学校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面向公众的各部门和系统也比较重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商业、交通、邮电、旅游等部门的一线职工把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作为提高服务质量、开展文明服务的一项内容；三、召开了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各地也分别召开了普通话观摩会，举办了不同形式的普通话比赛活动，表彰先进、推动工作；四、举办了二十期中央普通话研究班或进修班，培训了指导和推动各地推广普通话的骨干两千多人，各地也举办了各种训练班、进修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广普通话的干部和师资；五、《汉语拼音方案》在注音识字和学习普通话方面日益发挥作用，同时普通话的推广也为发挥和扩大汉语拼音的作用创造了条件；六、编写和出版了许多学习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的图书和读物；七、部队系统长期努力推广普通话，在国防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八、广播、影视部门注意语言规范，长期坚持用标准的普通话演播，对推广普通话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和作用。普通话的作用在于“全国通用”，因此它高于方言，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交际和联系的纽带。国家明令推广普通话，因此学习和使用普通话首先是每一个汉族公民的权利。这一点不通过比较有些人往往看不到。香港、澳门将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别回归祖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尽管在港澳地区生活居住的绝大多数民众是我们的同胞，但是在那里汉语汉文并没有应有的地位。澳门当局在澳门二百多年始终规定葡萄牙文是唯一的官方文字。现在港澳地区已进入“过渡期”，在基本法里已明确规定了中文的法定地位。事实再明白不过地说明，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关心自己的语言文字政策。它是跟国家的主权、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同时也是我们的社会义务。为了有利于全国各地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有利于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国际交往，我们应当积极自觉地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确定了到本世纪末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工作目标：要使普通话成为城市幼儿园和乡中心小学以上以汉语授课为主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用语，成为师范学校、初等和中等学校的校园语言。县级以上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武警指战员，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等应当把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窗口”行业的职工要把普通话作为服务用语。广播、电视、电影、话剧以及音像制品等在语言使用上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必须使用标准的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