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回老家过年的我，成了小县城的“一号病人”

1月19日，我带孩子从武汉回山西老家，老公晚些时候才开车过来。
　　当时，武汉已经有了疫情苗头，说是不明原因肺炎。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跟很多武汉人一样，也就没有太当回事儿。
　　到了老家，看到电视里采访钟南山院士，联想到以前的“非典”，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要敬畏自然”。
　　万万没想到，此时我已把病毒带回老家来了。

家乡的小县城三面环山，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人们，还开玩笑说：“易守难攻，病毒进不来。”
　　没过两天，我开始发低烧。因为我是保健老师，身体一直很好，就没往坏处想。服药后仍不见好转，就打算去社区卫生所，找医生打一针。
　　出门前，想起钟南山说“病毒存在人传人”，就特意戴上了口罩。现在想来，当时这一念之间，说不定减少了多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23日，一早醒来，武汉“封城”。我这才感觉事态严重，开始怀疑自己中招了，又害怕已传染给家人了。爸爸赶紧送我去县医院。我还幻想着拍个片子排除一下，图个安心。
　　我如实告诉医生，自己从武汉返乡。随后，进入发热门诊隔离，县医院拿不准病情，又联系省里专家远程诊断，当天诊断为疑似病例。
　　第二天，检测结果出来，我被告知确诊为新冠肺炎。不知道是地方太小，还是这件事情太大，我确诊不到2小时，就有人找我同学打听情况。
　　县里的疫情公告还没发，很多在北京、深圳，甚至国外的老乡们，都知道我的名字了。
　　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内部早就传了话：一旦有确诊病例，就要提高防控措施，县城所有公务员的年假，因此全都泡汤了。

小地方本来就啥事都瞒不住，发现首例确诊病例的消息，在全县大小微信群里迅速扩散。我和家人的姓名住址，几乎尽人皆知。
　　后来才知道，我去县里就诊前一天，还有一个武汉返乡女子，刚被医院解除隔离。之前，她发烧住院，县里紧急成立防治指挥部。后来，她退烧了，虚惊一场。
　　就在这时，令人猝不及防，我成了全县的“一号病人”。
　　24日，我被转到市定点医院。紧接着，我妈开始发烧，到县医院检测，从疑似变成确诊，转院后跟我住同一间病房。
　　爸爸的情况也不太好。因为送我就诊，他也被隔离在医院，又被查出胸片有问题。
　　那段时间，县防治指挥部“如临大敌”。因为我是武汉输入性病例，爸妈是密切接触者，要是有人因他们而得病，就是第四级传染了。后面会发展成啥样，大家都不敢再去想象。
　　弟弟微信告诉我，跟我接触过的其他家人，都被通知限制出门，我们社区也被封闭了，严禁任何人出入。
　　连家门口的银行营业部，因为我妈去换过新钱，所有人员全部居家隔离。进出县城道路管制，发公告取消所有聚会，彻底摸排武汉返乡人员……小县城的“硬核”防控节奏，倒比很多省会城市都快不少。

我们这个小县城，平时在全市十多个县里，表现并不是最突出的，这次竟因我家，“拔得头筹”，被列为“重点防控县”，就连进入一级响应状态，都比市里早5天。
　　说起来，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县里防控措施每次升级，感觉都与我家有关。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和一座县城的命运联系起来。
　　我没有明显的症状，进了医院就没啥好怕的了。我妈第一天发烧后，各项指标一直很稳定，她退休前在疾控中心工作，有治疗经验，心态也好很多。
　　在病房里，除了吃药、检查，她就唱歌、做操、刷抖音。有时还跟闺蜜们开个视频，玩得不亦乐乎，好像跟在家时没啥两样。
　　很多人都在给我们鼓劲，一位医生，让我保持内心平静，说这样身体恢复快，另一位发了八段锦的视频让我看着学。
　　省里来的专家说，自己在“非典”时，被接触过的“毒王”传染了，后来挺过来了，让我也加油。也不知真假。
　　10多年没咋联系的同学，找别人要到我的微信，特意来说几句打气的话。另一个同学家开超市，全家都因疫情滞留在外地，说需要什么尽管去拿。
　　当然，也有一些关于我家的谣言，被编得有板有眼，令人哭笑不得。

刚开始，我爸只是在医院隔离。就有传言说，“有个跟李叶子父亲喝酒的人发烧了”。可我爸压根就不喝酒，哪来“跟他喝酒的人”？
　　还有个叔叔说来也好笑。我妈确诊前跟他碰过面，隔了两三米远，只是匆匆两句话。他越想越害怕，可能担心传染家人，便在自家地下室自我隔离。
　　地下室里阴冷昏暗，还没有卫生间，估计也遭了不少罪。
　　后来也不知他从哪儿听说，我爸在医院的隔离条件不错。于是，就给疾控中心打电话，谎称自己发烧，希望也能去隔离。
　　没想到，医院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给他安排在其他病区，没跟我爸在一块，不巧他那地方环境相对一般，他就这样隔离着，还孤独地过了个年。
　　听说邻居们也被隔离了，我妈觉得给人添麻烦了，心里老过意不去，就发微信给他们道歉。结果，她非但没受到任何埋怨，还听到不少宽慰的话。
　　刚开始，我老公和我弟弟在家隔离。两个大男人洗衣烧饭都作难，还要看着3岁的儿子，每次一通电话，都感觉他俩要崩溃了，也挺令人担心。
　　武汉“封城”后，公婆正好结束在外旅行，可已经回不了家，也没别的地方能去，老公急得直上火，熬那两周瘦了20斤。

中间有个小插曲，县里认为居家隔离还是不安全，就找了县郊一家宾馆，打算把全县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在那里。
　　我老公担心孩子被关在宾馆后，会吃不好也不适应，就顾虑比较多。
　　这时，防治指挥部的动员工作，很具有“熟人社会”特色——先是村干部、我妈退休前单位的领导出面，后来是一个跟我家有远亲的副县长，都跑来安慰劝说，保证在隔离点的各种生活保障。
　　我老公的顾虑一一被打消，也就同意了。
　　再后来，我们县有了第3例输入性病例，防控措施又进一步升级。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和妈妈都盼着早点出院。我爸胸片上的阴影，被证实是肺部结节，以前就有了，与这次肺炎没啥关系。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2月8日，我和第3例患者同时出院。12日，妈妈出院。13日，县医院三名医护人员赴湖北增援。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没得病，全县的防控会是什么样？如果我是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这个小县城又将发生什么？都是未知。
　　唯一确定并庆幸的是，我和老公带孩子回来了。当初，要是留在武汉，各种医疗资源紧缺，不知道能否得到及时隔离治疗。
　　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平平常常的社区村镇，是属于父母的乡土社会。平日里，谁家出啥事了，大家乡里乡亲的，都愿意去露个脸帮个忙。
　　这些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种浓浓的乡情。
　　我和妈妈还在出院后的隔离期，过几天就结束了。至于回去后，会不会被人歧视，爸妈从不担心这事儿。
　　我爸还开玩笑说自己成“网红”了。但也觉得，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等疫情过后，该怎么好好弥补人家。
　　而我，想到有的地方，盲目排斥武汉人；想到有些确诊家庭，因隔离导致老人小孩无人照料。
　　相比之下，我更庆幸，我们回到的是老家。